再读施爱东《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及对八个问题的简单思考

 施爱东老师的《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于2010年5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此书的写作原因在于：我一直试图以批判的眼光去看待我所能看到的一切——学科、学人、学术成果与学术事件，甚至包括我的恩师钟先生、刘先生、叶先生，当然也包括我自己以及我周围的同事和朋友。他从问题入手为我们展示了另类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史的境况，也让我们从另一层面认识到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不平衡和优缺点。我曾细心地将此书读过两遍，从中引发了我对中国民俗学很多问题的思考。对于此书的内容，我们不再描述，因为其中的各项问题都是尖锐，并且是大胆的，这些也是我们现在民俗学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很现实而且众所周知却不敢直面或者很少面对的问题。

这篇读后感，我也不想对施爱东老师这部著作进行多少评述，而是想通过阅读中的发现与思考，同样以“问题入手”与大家进行交流。

在书中作者不止一次地写到有关大师和学术共同体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在我们现在民俗与民俗学研究中都无法回避，但这却让我们当下的学者左右为难，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呢？在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上，诸如钟敬文、顾颉刚、周作人、闻一多、姜彬、江绍原、杨成志等前辈为我们当今民俗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所以不可避免得会形成以某人为中心的“宗派观念”或以某一研究单位形成的“学术圈”，以使更多没有这种师承关系的学者被边缘化。在我看来正是这种学术现象让我们对大师的评价产生偏差，而这种偏差更多的则是摒弃历史语境、学术倾向的误解，因而形成当代民俗学研究在大师阴影下的挣扎。

我分明记得，钟敬文先生曾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观念，但我们的学术行为被多种因素束缚，而现有的不同“宗派”似乎都在使民俗的研究范畴不断扩大，继而变得泛化，甚至出现了“泛民俗”说，因此钟先生心中的“学术共同体”根本无法形成，而学者各扫门前雪的现象却屡见不鲜。我们虽然有“中国民俗学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学术团体，但并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学者间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难以互相评介、借鉴，使研究成果只是一纸空文，而某些小的“共同语”团体，也只能在其内部有所作为，但我认同这样的小圈子，而我们是否可以有神话、传说、歌谣、村落、信仰等实在的专门小团体？而由小团体的组合，再通过“民俗学会”、“民间文艺家协会”等作为纽带进行连接，即由“民俗学会”、“民间文艺家协会”成立分会组织，做到有机联系，深度发展呢？

在读此书时，我不断在想，我们的学术基础到底怎样？我们对民俗学基本知识的认识又达到了何种程度？相信很多民俗学的在读硕博生都有这样的体会，我们基础知识的获得仅靠考研的复习，而那些甚至连蜻蜓点水都不是。进入正轨的我们便一头扎进那些大家的专著，赶着自己的毕业论文。但我相信，每一门学科的基础都有“概论”的学习，这是我们进行全面学科认知的基础。但现在诸多“概论”的出版，也使得我们感到一头雾水，不知怎样选择，但不论哪种“概论”相信都是编著者的心血所成。而概论教育是每一门学科都应经历的过程，同时也是每个研究者的必经之路。概论之所以为概论，就在于其基础性，它是指引我们走进学术殿堂的敲门砖，如果没有基础，我们何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作为已经习得概论内容的学者，当然看不起概论，这便有种“数典忘宗”的不良做派了。所以概论教育与概论思维是我们走进学术海洋的必然选择，不论从哪个方向进入，基本知识不了解，何能对之深度分析。我们走进学术后，如何摆脱或重归“概论教育”和“概论思维”是否也只有我们自己能左右自己？另一方面，我们对民俗（学）史又有多少认识呢？“史”是纵向的时间跨度，如果不知民俗（学）史，我们又怎样认识民俗的传承性和变异性？而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民俗（学）史在民俗学教学中究竟该是一个怎样的地位，而诸如钟敬文主编的《中国民俗史》、王文宝著《中国民俗学研究史》、《中国民俗学史》等，我们的学生又有几人读过？这也正是造成当下民俗学研究人才历史感匮乏的一大原因吧。

写到这里，我们又不得不回头看看这一问题：我们是否要不厌其烦地讨论民俗学研究对象的问题。其实在我们民俗学界，早就心知肚明我们研究的是什么，但对“民”与“俗”的论述却依然层出不穷，这似乎在其他学科中是无法想象的现象，但这到底是为什么？是在为民俗学正名吗？因此施爱东老师说：“研究对象的问题并不是一个需要精确表述和反复讨论的问题”，然而对于一门学科而言，研究对象的确立或模糊的确定都有利于整个学科系统性得表述，以及研究的便利和精确，但总是在这一问题上绕圈子肯定不利于我们学科的发展，但不加以定性，又让我们感觉这一学科是漂浮的，而这种悖论式的研究也许只有民俗学才会出现。我们也知道，民俗学的发轫始于民间文学，因此另一问题又摆在我们面前：民间文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民间文学的研究是基于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形成的文本。但随着民间文学文本搜集整理的扩大，越来越多的文本成为民间文学研究的负累，但这种负累却还在不断生成，因此这一问题又成为田野作业和田野民俗志之间的矛盾。至此也导致现在对民间文学究竟是文艺的还是民俗的，究竟是文学下的还是民俗学下的本质问题。我无法给出答案，但对民间文学文本与田野如何区分轻重，我也只能说：田野为基础，文本为经过，由此得出的论断是结果，三者相辅相成，而成文定本是前辈的努力，是时代产物，而利用时代产物与亲自田野所得，恰恰是我们认识民俗学传承性和变异性的突破口。

另外，施爱东老师的跨学科研究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论述也具有独到的见解。这也不断引起我的思考。首先是关于跨学科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给我们带来出彩出新的论点，但另一方面，跨学科研究却又让我们的学科意识淡化，而且跨学科研究必须基于他学科与民俗学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才能做到，如果简单借助概念是否能将问题论述到位是个未知之数。就我看过的几篇将物理学、数学、生物学等概念借用的文章，无一不体现着片面的“浮”，而这种研究也恰恰消减了作为民俗学学习研究者的学科意识，因此我要说：在学术交叉研究中我们一定要保持民俗学学科的意识自觉。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铁定是一个十分前沿也是一个“万人空巷”的关注点，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究竟该怎样定位，难道只有成为熊猫式的保护品才能让我们的文化得以焕发光彩，才能丰富我们民族的文化？另一方面，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却已成为政治化、功利化、名录化的少数人掌控的权利，因此我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种自然的社会成员的日常活动，它不应当上升为一种政策的诉求，而一旦成为政府行为，更多的是表面文章，无法深入进行论证，反而成为学者向当权者“献媚”的一种手段，将有可能对真正的学术科学研究带来巨大的灾难，同时，在行政体系上说，更增加了行政人员和部门的冗杂，严重束缚了政府的办事效率，同时也助长了某些具有商业性质的项目形成垄断趋势，严重阻碍正常的经济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