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识之图，何以叙事？——浙江创世神话图像调查随感

       神话对追溯人类起源具有借鉴作用，它不仅能推动现实生活的发展，还能激发族群凝聚力。虽然神话是口头文类之一，但从不同叙事媒介可以表现同一被叙对象的论断可知，作为口头传统乃至文字传统的神话可为图像转化，从而在“语”“文”及“图”间产生显著的交互指涉关系。

       随着时代的发展，图像早已从平面走向立体，从静态步入动态，从信仰转为欣赏，但这并不是说前者就失去了社会效能。相反，很多寺观祠庙甚至旅游景点依然采用平面且静态的图像表现所敬奉神祇的事迹或装饰神祇的居所。可是，为当代艺术家创作的很多神话图像，特别是以影视、动漫、游戏为代表的视觉表达模式，却在展示（借用）神话元素（片段）的过程中成为“一次性”视觉消费品。如此，似乎尚未达到保护、传承并弘扬神话的目的。之所以这样，难道仅是由于神话图像个性化过强的艺术改编或言脱离集体认知的个体创作，还是时代变迁下的大众对神话图像关注点的心理转移？或许回归民间，从民众对当地寺观祠庙之壁画的理解出发，方能找到部分答案。

       我于2018年8月至11月，对浙江的11处供奉盘古、神农、黄帝、虞舜以及大禹的宫庙做了调查。从中发现，人们对神话图像的认知具有两种倾向，即对“像”维持虔诚的信仰心理；对“图”表现出一定的漠视态度，而这正反映了“难识之图，何以叙事”的猜想。

       于此，仅取4例予以说明：

       例1

       大禹图像可谓遍及绍兴市区的各个角落，但其形象均凸显了“治水”的劳动样貌，特别是大禹陵中的几组雕像和壁画。然而，人们对大禹图像的认知度却不尽如人意。在大禹陵，我分别于祭祀台、享殿、禹庙以及禹迹亭等雕绘有大禹图像的景点，向“观光客”咨询了他们对大禹图像的理解。一群本地老年妇女不仅将通往石帆山顶的神道称为“健身步道”，数年来也未曾关注祭祀台、享殿及禹迹亭的大禹图像，但在“禹陵祭”时，则会前往禹庙向大禹帝王立像行跪拜礼。她们认为，禹庙才是真正的行祭地点，其他图像则是当地政府在开发景区时特制的非传统存在。更重要的是，“凌乱”的画面不仅没有标识牌，更无人解说，所以她们来景区纯为锻炼身体。在享殿，三位绍兴文理学院的学生对左右壁画虽能阐释一二，但也无法全面识别。他们认为，壁画需在文字说明中发挥叙事功能。在禹迹亭，一位自称大禹后裔的姒姓清洁工告诉我：他“知道这里刻的是‘大禹治水’，但这些东西太抽象，不知哪里是头，哪里是尾”，或许也该有个说明牌。

       例2

       位于绍兴王坛镇的大舜庙供奉着虞舜及其二妃。在前往此庙的路上，我于肇湖村看到十幅绘于竹箩的虞舜生平故事画。一位老年妇女告诉我，此套图像是在2018年农历9月23日举行“绍兴虞舜文化旅游节”前，由村镇两级组织制作的，但她并不清楚上面画了什么内容，因为此前该村并无绘制舜帝故事画的传统，而村民对舜帝形象的认知均来自大舜庙神像。在大舜庙中，我于前殿神龛下看到四幅类似汉画像石拓片的舜帝故事画，而来自肇湖村的庙管此时才意识到其存在。由于图像有些模糊且上面所刻字迹乃篆文，故而庙管也无法解释这些图像绘制了哪些故事。一对来自绍兴城区的中年夫妇在虔诚地叩拜舜帝后，开始欣赏宫庙中精美的砖木雕刻，直至我上前告知他们前殿下有舜帝生平故事画，他们才饶有兴致地前来观看。他们告诉我，以前并未关注过这些位于神龛底部的图像，只是出于舜王爷的灵验，才常来为家人祈福。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或许还在于设计者不够显著的图像安排。

       例3

       在缙云仙都，黄帝及其事迹图主要集中黄帝祠宇的轩辕殿、轩辕洞及缙云堂，但内中图像对仙都居民来说也很陌生。一位在此开民宿的当地人指出：同过去相比，他们已不能随意进出景区，但在官方举行“黄帝祭典”时，也会到轩辕殿叩拜黄帝立像，而对内中壁画却很少关注。进入轩辕殿的游客几乎都会在仰观或跪拜黄帝像后，从左右两侧的壁画旁径直走过。一位带子叩拜黄帝的父亲告诉我，对于这些图像他也能讲上一些，但尚不能说出具体故事，尤其是右侧图像，哪幅是炎黄大战，哪幅是擒杀蚩尤，却很难分清，因而为了不给儿子传递错误信息，索性向后参观更为妥当。轩辕殿后的缙云堂放置着一块巨大的青田石雕，其图乃“黄帝巡视天下”，但参观者常将之视作“黄帝飞升”，因为他们并未转至石雕背后看木板上的解说词。另外，由于轩辕洞在轩辕殿下部，内中“黄帝飞升图”灰塑也少有人了解。由此可见，黄帝祠宇中的图像之所以不为大众所关注，其原因或许就在于文字解说词的缺失或错位以及图像所处观览点的相对隐蔽。

       例4

       药皇圣帝殿是宁波海曙区一处兼具信仰、医疗及文保为一体的建筑群，其内所供主神乃药皇圣帝，即炎帝神农。我于此殿外间看到一组表现神农成为“药皇”经过的木质浮雕，但此套图像不仅未能引起外来者注意，就连此地员工也几不知情。我在拍照时，有工作人员提醒，这是新构建并非古董。我将适才所见内容告知后，她们才恍然大悟般地说道，工作五六年都不知上面刻的是神农故事，而来人皆是去叩拜里面那尊神农坐像，还没见过看这个图的。的确，我于此也仅看到拜像的信众，未看到观图的民众。一位名为朱泽宇的年轻女医师好奇地问道：“这是什么图，看你那么认真地拍？我们平时没谁关注这个。”我又将来意及所见告知后，其似有惊异地说道：“原来是神农成为药圣的经过，以前都不知道，今天算是学到知识了。”在交流中，周边已聚拢十多人，应他们要求，我将此套图像按序描述了一遍。从中我意识到，“神农传奇”未能引起广泛关注的原因，不仅来自画面所在位置及大小不够显眼，更在于其目的不为神话而在装饰。

       寺观祠庙的性质在当代社会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此乃上述四例所彰显的社会事实，而神话及其图像表达的时代变迁也在个体与集体的需求矛盾中愈发突出。不过，寺观祠庙的神圣性并未在社会变迁中彻底消亡，而内中之“图”所受关注度的逐渐弱化似乎尚未干扰“像”的神圣地位，因此拜“像”不观“图”或不解“图”的现象才如此普遍。

       图像是有歧义性的人文创造。通过实地调查以及观看相关视觉作品，我意识到不论上述四例中的神话图像，还是影视、动漫或游戏中的神话因子，其创作模式都突破了单顷间叙事模式（以年画、纸马、剪纸等为代表），而传统多顷间单幅画作则多集中于明清插图本小说。因此，除肇湖村“虞舜图”和药皇圣帝殿“神农图”，其他图像无不是“凌乱”的多顷间制品，而这正是图像难以识读的一大原因。此外，个性化艺术创编并未抓住“决定性叙事顷间”对图像识读的助推作用，从而错失图像对观者的吸引力。其实，很多俗民会在参观寺观祠庙时拍下相关图像，但其目的多为证明自己“来过”。再有，寺观祠庙中的神话图像依然是表现神祇及其事迹的神圣创作，而某些“一次性”视觉消费品却将人间英雄置于“后神话时代”以表现“反神”意识，即人间英雄化解神所遗留的各种问题。前者无观者区分，后者多赋予年轻人。总之，难以识读是图像无法回返口头传统的根本原因，而如何平衡创作主体、绘制目的、刻画模式、安排位置、供给对象、说明文字以及社会变迁所带来的人心变化（个体与集体）等因素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