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和文类的田野经验

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语言不通，难以交流的情况。作为一种交流工具，语言是我们进行田野调查是必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虽然民俗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于人类学“异文化”研究的一个“向内”的学科，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向内”的学术研究所面对的对象也发生了“向外”的变化。只不过，这种“向外”是相对而言的，是属于“家乡民俗学”之外的“异地民俗学”，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多语言（方言）的国家。即便说是“自我研究”，但对某些学者来说，他们所研究的对象无疑也是“异质性”的。因此，以何种语言进行田野调查，不仅是贯穿始终的过程性需要。

尽管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可以借助协力者，即本地精通调查者语言的当地人，帮助我们解决因语言不通而带来的理解困难，但这种经由“中介”得来了田野材料，是否能够完整反映被调查者所说的内容，则是很难确定的。其实，通过我们自己的田野实践可知，协力者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被调查者所说内容的核心进行转译，很多“边缘”或“非重点”词句则被主动“抛弃”。然而，这些被弃的“边缘”或“非重点”话语或许是解决相关实际问题的关键所在，只是我们也可能在“中介”的引导下步入另一个领域，从而给我们理解既定研究对象的文化意义带来一定的偏差。

就我个人的田野调查而言，浙南畲民虽然在语言上已明显具有当地汉语方言的特征，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能够在访谈中听出与当地汉语方言有所差异的发音。虽然我们不是语言学家，不能将这种“发音”对应于具体的语言类别中，但就口头传统的文类而言，浙南畲民则有与当地汉族不同的称谓。虽然在现代民俗学（或说民间文学）领域，民间故事则有广义与侠义之分，但不论哪种划分，它们无不是处于学术研究而由学者制定的，但这并不适用于浙南畲族社会，因为在我的田野调查中，不要说没有听到有关神话、传说、故事这样的文类，更别提“次级”分类了。在浙南畲民中，散文体的民间故事被统一成为“古老”，有关“古老”的演述则被称为“讲古老”。换言之，畲民口中的“古老”是包括神话、传说及故事的一切散文体的口头传统，甚至还包括“吹牛”这类话语行为。与散文体的故事演述不同，浙南畲族对民歌不仅有自己的称谓，也有相应的分类体系，但这种分类却不同于学术领域的史诗、叙事诗、民歌等。浙南畲民把上述韵文体口头传统，统称为“歌言”，而其下并没有史诗、叙事诗、民歌这样的文类，而是多从使用语境的角度加以分类，比如婚庆场合的“情歌”、丧葬场合的“哀歌”、仪式活动中的“醮歌”等，而这些类型的“歌”，又包含“起头歌”“小说歌”“三条变”“杂歌”等次级类型。除此之外，还有部分畲民聚居区，如文成一带，则有“山歌”“田歌”“家歌”等分类。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位学者把畲族“歌言”的分类搞清楚，这不仅是由于畲族歌言的本身就很复杂，更在于畲族语言的汉化影响。

    在田野调查中，我之所以能够获取这些属于浙南畲族的口头传统分类术语，一方面是前期的资料阅读，另一方面则在于我稍稍学习了一些畲语，至少能在酒桌上运用的日常用语。前者让我有了按图索骥并予以田野核实的参照，后者则让我能够自主获得更为全面的畲民言语，而这也是学习当地语言，并在田野交流中避免“中介”带来的信息遗漏的重要方略。其实，我们对调查对象语言的（基本）掌握，是我们获取调查对象所在群体之地方知识的基础，而我们作为研究者的语言，则是我们描述并体系化所得地方知识的手段。总之，语言和文类有着天然的一体化关系，如果我们想要获取被调查对象所在群体的文类，并由此阐释相应文类所蕴含的文化意义，还是应该从具体族群的语言及其在具体语境中的言语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