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人名难译：从周作人与罗念生的分歧说起

人名难译：从周作人与罗念生的分歧说起

张治

东方早报 2009-9-6 2:42:39

　　　　近读止庵先生《周作人传》一书，谈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知堂先生与杨宪益、罗念生合作翻译古希腊戏剧的事情，引传主1954年里的日记云：“杨君还是识者，大体尚妥”，罗氏“所提意见多庸俗粗糙，只可选择而采用之”。周、罗二人的分歧，除了罗念生在《周启明译古希腊戏剧》一文中所暗嘲的“职业译者”故而“注解甚多”外，还有一点，今天看来更为重要，就是罗念生主张人地译名当依英美读法，周作人则主张“名从主人”(见止庵书，第279页，周作人这一意见至少最早公开发表于1951年，参看止庵为《路吉阿诺斯对话集》所作的“跋”)。

　　仔细分辨两人的意见，颇有值得分析的地方。首先，若云罗氏所谓“依英美读法”，指的竟是英美古典语文学家所推导出的古希腊文发音规则，则周氏的意见就变成了不切实际的“还原主义”，显然就毋庸再议了。那么，罗氏所说的英美规范，当落实在“译名”二字之上。他主张的是中译本应采用英语学术界已有的翻译惯例，而周作人则认为人地译名要符合古人的本来面目。举个例子来说，罗、周二人都翻译过古典晚期一个以希腊文写作的叙利亚人的著作，罗念生将此人名译作“琉善”，他的依据便是英语世界所流行的“Lucian”这个名字;而周作人译成“路吉阿诺斯”，这是按照原本的写法Λουκιαν或是拉丁化的写法Lucianus译出的，《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在1991年曾以《卢奇安对话集》的题名出版过，若按罗念生的标准看，“卢奇安”倒是大体符合德国人的读法了，这不是知堂的本意。

　　平心而论，两人意见的分歧，可视为关注的角度大有不同。罗念生重视的是目下实际的工作，研究西方古典语言文学之人才稀少，必须借重欧美近世学术的已有成果。周作人的怀抱似有意去除近代西人学术和语言文化的一部分遮蔽，使得中国古典精神能与西方传统更多直接的对话。从这两种态度，可看出二人果然一是专家，一是杂家;一是学人，一是文人。罗氏早年留学欧美，自然知道西方古典学术的深浅，周氏学古希腊文自留学日本时期开始，以后所凭借的多是个人非凡的才赋和努力。自罗的眼光看来，周的意见不免迂阔荒唐，以为是文人无行，兼对其注释过多而不满，遂有“职业译者”的诛心之论。而周看来，罗的译学连名称都尚需仰赖于西方近人，便讥为“庸俗”。

　　那么两人的意见哪个更可贵?哪个更可行?地名翻译的问题在此暂时不去考察了，我们只先看他们二人自己使用的人名翻译：假若周作人彻底贯彻自己的主张，他就应该像改“色诺芬”作“克什诺芬”那样把我们熟悉的“柏拉图”也改成“柏拉同”，但是并没有。而罗念生的意见自己也未尽遵从，荷马史诗中有两个重名的英雄，英文世界写作Ajax，而我们看他无论在《伊利亚特》还是《古希腊语汉语词典》中都并不译作“阿贾克斯”，而是依据希腊文原本的读法翻成“埃阿斯”。虽都只是随手举出的仅仅一个例子，但这反证都不算生僻，足见两位先生都还是有所变通的。

　　时至今日，翻译西方古典著作或介绍西方文史的书籍渐渐多了。然而，读来读去，发现上述周、罗两人的分歧，早已是非常难以解决清楚的矛盾了。固然译者可以依照某些权威机构制定的规范手册来翻译这些专名，但所谓的“权威”、“标准”，并非没有值得商榷修正的余地。译者不能机械地照搬“标准”、“规范”。近些年广西师大出版社有一套《西方文明溯源丛书》，俱是法语世界的古典研究新著，可说是非常有意义。但译者们在翻译古人名号时一部分服从惯例，一部分则“名从主人”，总之，大家并不打算按照罗念生依英美读法的方式再造一个“依法语读法”，这是对的，但这一点并不能真正贯彻起来。比如，《古希腊罗马时期不确定的性别》中，Phlegon of Tralles被译成“弗莱贡·德·特拉雷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被译成“哈利卡纳苏斯的德尼斯”;《古罗马人的阅读》中，Valerius Maximus被译作“瓦莱尔·马克西姆”，Apollonius of Rhodes被译作“阿波罗尼奥斯·德·鲁德”;《古希腊的交流》把Diodorus of Sicily译作“狄奥多尔·德·希熙耳”;《古罗马的医生》不仅犯过以上所举出的几个错误，还给西班牙的拉丁语诗人Sidonius翻译了个法国名字“西杜瓦纳”;《古罗马的儿童》同样将Dionysius按照法语习惯译成“德尼”;《古罗马人的欢娱》中，译者也给古罗马人造出了一个“古尔热”的法文人名读音来。熟知这些古代人物的读者，看到他们时或顶着个法国人的名号，不免感到有些滑稽，由此反思，即使是用英美的读法习惯来叫那些古人的名字，这种做法，与用汉语的方式称柏拉图为“柏子”、亚理士多德为“亚公”、萨福为“萨女士”相比，难道有什么真的分别么?

　　此外，古人名号的翻译中，还有一部分属于个人之绰号的情况。并不是指那些人名中本来包涵些意思的例子，比如“荷马”可作“人质”义解释，“柏拉图”的意思是“阔壮”等等。凡是有必要或者意译、或者先音译再给予注释的名号，其性质都属于社会所附予此人身上的一个“标签”，他人拿来与其原名并列，以方便在文献中进行分别。这些“标签”有的涉及此人出身、籍贯、职业，有的描述此人的仪表、性格、本事，还有的便只是一个赞词或贬词。这个问题往往由于译家的疏忽而仅是对音译出了。常见的一个例子是Dion Chrysostom，刘小枫先生已建议译作“金嘴”狄翁，而不能服从英语文献的习惯音译成“狄奥·克律索斯托姆”。Chrysostom意即“金嘴”，谓其人能言善辩，早期教父时期又有一个John Chrysostom，也宜译作“金嘴”约翰，但后来Chrysostomos变成了专名，不再是绰号的功能了，则只能用音译。希腊化时期西亚北非的塞琉古、托勒密朝诸王多有绰号，如“爱父者Philopator”、“爱母者Philametor”等，杨宪益先生有一篇《汉初孝的观念传播西方说》，大意言Philopator此字与中文“孝”字同义;而汉初孝惠帝的帝号初见于西元前187年，正是塞琉古朝的Philopator登基之时，遂断言“西亚的希腊诸王用Philopator的称号最早不能早于公元前一八七年，此称号在西方普遍流行于公元前一二世纪间，正当中国的西汉时代”，以为西学中源之依据，此说甚谬。Philopator义为“爱父的”，实早见于古希腊文学中，欧里庇德斯谓“人皆爱父”ǒστι ■στì φιλοπáτωρ(Orestes，第1605行)，此字亦可见于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亚理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等等。以埃及的托勒密朝来说，其四世Ptolemy Philopator在位时即在西元前221-203年，早在秦始皇时。杨先生偏偏不言此君，惟以西元前145年的另一位Ptolemy Philopator为例;须知此君之全名应是Ptolemy Neos Philopator，即是“新爱父者”，乃托勒密六世“爱母者”Philametor之子，“爱母者”死时此子尚幼，故被其叔父篡位。僭权之新君复与皇嫂克略巴忒拉二世结婚，并杀害了“新爱父者”。故而也有历史家根本不承认“新爱父者”算得托勒密王朝的一位君主。不仅时间上不足佐证，所谓“爱父”、“爱母”的列王，均为无能懦弱之辈，与中土汉代之以“孝”为帝号的君主，从命意上也有天壤之别。

　　拜占庭时期的帝王将相、学者文人使用绰号的情况更多，也需要译者去查考其希腊文原名的写法和含义。如“宗座秘书”米迦勒Michael Syncellus、“西奈山人”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 Sinaites、“豢猪人”乔治Georgius Choeroboscus、“阶梯”约翰Johannes Climax、“哲人”利奥Leo the Philosopher等俱是。席代岳先生译《罗马帝国衰亡史》，对于拜占庭帝王名号中居于次位的那些诨名与绰号，几乎都是采用音译的方式解决，这是有些令人感到遗憾的。中古时期的名号翻译，同样也有这种问题。比如商务印书馆所出勒戈夫的《中世纪的知识分子》，译文已算是比较严谨的了，但像“尊者”彼得Petrus Venerabilis依然被译成了“彼埃尔·维尼拉比利”。该书译者注意到“爱尔兰人”约翰Joannes Scotus(《知识分子》中译作“约翰·斯各特”)与Erigena是同一人，并言Scotus和Erigena在当时都表示此人系爱尔兰人，这是正确的;然而可惜他同时又把Joannes Scotus与Joannes Duns Scotus当成了同一个人，按邓斯(Duns)系十三世纪人，比“爱尔兰人”约翰晚生四百五十年。于是这就有了另一个问题，Scotus这个名号，如同汉籍中的柳柳州、韦苏州一样，并不指其人籍贯，因苏格兰地区中古早期多爱尔兰移民，故而须改译作“爱尔兰人”，至中古晚期这一情况变得模糊，像邓斯，大家就搞不清他到底是爱尔兰人还是苏格兰人，Scotus就变成了籍贯标识(Demonym)，可译成“苏格兰人”。这样查证起来又麻烦又不可靠，因此反而不如音译。中古时期的名号翻译还会涉及其他需要考量分辨的地方，比如会同时存在拉丁语和各地方言俗语的不同写法，John、Johannes、Jean、Gino，William、Guillaume、Wilhelm、Gulielmus，Pierre、Pietro、Petrus、Peter，有时混杂在一书之中，到底是要以原本读音翻译，还是以其乡音翻译?有的人用拉丁文写作，有的是法国人而居于英国，或是英国人而传教于日耳曼，则又如何音从主人?先前见许明龙先生译《圣路易》，其中把Vincentius Bellovacensis翻成“博韦的樊尚”，以为用法文传统去翻译他们自家的中古拉丁学人也未尝不可，但现在再想想，这么做恐怕也不见得合乎情理。从前还有人在著作的前言里“鸣谢”出版社的编辑先生，感谢他们一丝不苟地把那些中古人名统一成规范的形式，前贤先圣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叫这个名字。

　　究竟崇古还是尚今?或者说，这个问题究竟只是关乎“名”这个符号，还是也会牵动到符号下所蕴藏的历史文化信息?高明的译者自有识断与变通的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