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钱锺书挖苦胡适

　　钱锺书挖苦胡适

　　东方早报 2009-8-23 2:17:49

　　张新颖

　　钱锺书读大学的时候写《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书评，批评周作人根据“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来分派，说“诗”是“诗”，“文”是“文”，各有各的规律和使命，可以并行不悖，无所谓两“派”。虽然是极短小的文章，还是讲了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上的道理。

　　《中国诗与中国画》旧话重提，却不耐烦从传统的文学批评上多做辨析，而是打了个比方：好比说“他去北京”、“她回上海”，或者“早点是稀饭”、“午餐是面”，相互并不矛盾;你把它变成“顿顿都喝稀饭”与“一日三餐全吃面”，或者“两口都上北京”与“双双同去上海”，就是相互排除的命题了。这个比方的好处是清楚明了，但也把复杂的问题简化了。这一简化，就挖苦了。好像周作人连一个人可以早点喝稀饭、午餐吃面也不懂，非得要么是顿顿喝稀饭，要么是三餐全吃面。

　　讲中国诗与中国画，本也不必提文学批评史上的问题，钱锺书在这里是举个例子，说明对传统不够理解，会发生矛盾的错觉。既是举例，当然也可以举别的例子。偏偏举这个例子，或许多少可以见出“耿耿于怀”的“偏爱”。

　　但这被我不恰当地称为“耿耿于怀”的“偏爱”，并非只是针对周作人的，“载道”、“言志”两派对立的说法成了常谈，新文学家尤其喜欢以此为据阐发主张。对新文学家，特别是新文学家的主将(一般的新文学家当然不在眼里)，钱锺书真是不够客气。

　　以《七缀集》挖苦胡适为例。《七缀集》所谈，基本与新文学无关，胡适本来可以不提;事实上，下面举的几个例子，出自《中国诗与中国画》和《林纾的翻译》两篇文章，在《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的版本里都没有提到胡适，到《七缀集》就加上去了。

　　《中国诗与中国画》第一部分讲到旧传统和新风气，提到周作人，《旧文四篇》版本里是这么说的：“三十年代中国有些批评家宣称明代‘公安’、‘竟陵’两派的散文为‘新文学源流’。”到《七缀集》的版本，拉上胡适，这一段文字就不仅仅是多个例子了：“我们自己学生时代就看到提倡‘中国文学改良’的学者煞费心机写了上溯古代的《中国白话文学史》，又看到白话散文家在讲《新文学源流》时，远追明代‘公安’、‘竟陵’两派。这种事后追认先驱(préfiguration rétroactive)的事例，仿佛野孩子认父母，暴发户造家谱，或封建皇朝的大官僚诰赠三代祖宗，在文学史上数见不鲜。”

　　接下去说这样做会影响创作，也改造传统;但抢眼的，还是“野孩子”、“暴发户”、“封建大官僚”并排而来的比喻，仿佛一个不够，两个也不足(《旧文四篇》版本里只“暴发户”和“野孩子”)，非要一口气并排三个才算圆满。

　　当年亚东书局标点重印《醒世姻缘传》，胡适隆重其事，费时费力做《〈醒世姻缘传〉考证》，写后记，还在自己家里把徐志摩关了四天写长序。《林纾的翻译》讲到林纾的“古文义法”，引李葆恂《旧学盦笔记》里关于《儒林外史》的评价，钱锺书在这里加了一条注释，由《儒林外史》说到《醒世姻缘传》，引李氏对《醒世姻缘传》的评价之外，又引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黄公度《与梁任公论小说书》里对该书的推崇之言，然后说：“这几个例足够表明：晚清有名的文人学士急不及待，没等候白话文学提倡者打鼓吹号，宣告那部书的‘发现’，而早觉察它在中国小说里的地位了。”

　　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有一段原文二百十一个字，林纾只用十二个字来译：“女接所欢，媰，而其母下之，遂病。”媰，妇人妊身也。胡适在他的名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抓林纾的把柄，却错引了，《七缀集》版的《林纾的翻译》因此多了这么一条注释：“林纾原句虽然不是好翻译，还不失为雅炼的古文。‘媰’字古色烂斑，不易认识，无怪胡适错引为‘其女珠，其母下之’，轻藐地说：‘早成笑柄，且不必论。’(《胡适文存》卷一《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大约他以为‘珠’是‘珠胎暗结’的简省，错了一个字，句子的确就此不通;他又硬生生在‘女’字前添了‘其’字，于是紧跟‘其女’的‘其母’变成了祖母或外祖母，那个私门子竟是三世同堂了。胡适似乎没意识到他抓林纾的‘笑柄’，自己着实赔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钱锺书年轻时即卓尔不群，赢得声名，他父亲钱基博在三十年代初给他的信里多有训诫：“勿以才华超绝时贤为喜，而以学养不及古贤人为愧!”还曾特别说过：“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