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还是要折腾

还是要折腾

黄裳

东方早报 2009-4-26 1:17:21

　　刚写好《不再折腾》（载《上海书评》3月15日），就读到朱正先生在《南方都市报》上的新作，《不通无罪》（2月22日），颇有“司马大军来得好快！”之感。朱氏这次是以“杂文家”的身份出场的。我曾猜测他之所以毅然“跳槽”为文，颇像谭鑫培的演出《盗魂铃》，并以之为参考值，可惜朱君初战不利，正像谭叫天似的砸了锅。此番重来，战绩如何，拟以“老文化人”（这是朱氏送给我的“徽号”）的资格，斗胆试作评估。

　　这次朱正是拿《清代文字狱档》说事的。这个主意不坏。但他用了六分之五的篇幅重抄了精选出来的一则毫无代表性的案例，有滋有味但引人入睡地加以演说后，才对他原创的、神秘莫测的古怪“律令”作了简单、难解的辩护。这可是杂文写作（推广至一切文章）的大忌。

　　朱文开头引用了钦犯所作的试帖诗，首联的韵脚即与后面不合。接下去在重抄钦犯供词并夹叙夹议时，又出现了“苦笑不得”、“垐危惧”等字样，都非文化不高的“老文化人”所能解，不胜惭愧。也许这些“疑难”处正是显示“不通”，或更简单些，一骨脑儿都推给“手民”就是。

　　朱正说，他要“简单说一下案情”，读者千万不可当真。他正像评弹艺人在说书，说噱弹唱，使出了浑身解数，而效果只是使听众昏昏欲睡。不，剧场中的气氛倒是有的。那就是浓郁的、说书人对他的乾隆皇帝氤氲不尽的脉脉温情。

　　要说“不通”，不能不承认乾隆的首席地位。眼下在拍卖场中受到重视欢迎的殿版乾隆御制诗集可以作证。这位皇帝又是个不凡的书画鉴赏家兼文物破坏罪犯，留传至今的国宝级书画，只要他曾过手，必将所作恶诗用他那甜熟疲弱的“御笔”写在画面重要的留白处，加以破坏。他真是个绝不可赦的文物破坏者。他又是个旅游爱好者，每到风景佳处，照例留下他的诗作书迹，镌石留题。如今天西湖上的种种御碑就是。除了好文，他还重“武”。他下令纂修了“四库全书”，对中国传统文化偷偷地、肆无忌惮地删改、破坏，弄得面目全非。至今仍为“国学家”视为无上珍品。他还更有别一番辣手，就是文字狱，其残酷为历代所仅见。他的“丰功伟绩”一时也说不尽。而对这样一位“好皇帝”，我们的杂文家又是怎样看待的呢？

　　“乾隆居深宫之中，那许多文字狱，还不是那些外官给他提供的线索吗？”

　　“不过这倪承宽也不足深责，……但是如实奏明了搜查和审讯的结果，有助于皇上最后作出这个颇为宽大的决定，好人只能是皇帝去做嘛。”

　　“乾隆皇帝有甚高的文化素养，能诗能文，能够分辨出诗文的通与不通，而且还有一点法制观念，能够提出分辨罪与非罪，……这安能静……恐怕更要感激涕零，更要竭力称颂了吧。”

　　真是抄得手也有些麻木了。但为了说明朱氏对乾隆皇帝从心底溢出的爱戴之情，对其文化素养、诗文著作的高度评估。全文、连同题目，对乾隆皇帝采取的都是崇敬、歌颂态度。甚至乾隆手下的奴子、鹰犬，也得到了杂文家的同情。读“文字狱档”而对封建统治头子产生了温情、同情，可谓人间怪事。这点抄写之劳，还是值得的。

　　写到这里，我似乎有点明白了。朱氏为什么要离开“鲁研家”而改做“杂文家”，那原因多半是花了几十年辛苦钻研鲁迅的书、明白鲁迅的“道”，已经逐渐淡忘，实际上却未能全然理解，终于轻易地说出了与鲁迅针锋相对的意见来。

　　对乾隆皇帝、四库全书、文字狱、清朝统治者“文化统制”的两手政策……鲁迅说过许多话，都载在《全集》中，恕不一一抄录了。杂文家午夜梦回，可能偶然忆及而引起“如波涛”的重重心事的吧。

　　至于朱氏原创的藏书题署的严酷“律令”，忽然又变成“士林历来的礼数”，这种摇身一变的手法，只有齐天大圣才能掌握，凡人是无能为役的。我决心不再跟同折腾，无论抛来的是怎样的眼色，也决不重动凡心，参加上演连台闹剧了。

　　上文写毕后，还有些余兴。那是拜读了朱正先生批判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力作之后引起的零感。想借此机会说一说，算作一点搭头也罢。

　　我平时读朱氏论文甚少，前些时偶见《史人·妄人·曹聚仁》一文，其副题曰“且说他《鲁迅评传》的硬伤”，颇有所感，今少加论列如下。

　　曹聚仁并不是我所喜欢的作者。旧印象中只有早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本《文笔散策》写得颇好。原书早已失去，迄今仅存旧有印象，举不出实例了。可能是他后来当了记者，文字逐渐散漫起来；更因为了稿费，所作渐多，其随笔、读书记、旅行通讯……甚少可观，尤以《北行三语》之类，几乎都成恶扎。在我的心目中，曹的撰作地位，大大跌落了。

　　但他颇有名的《鲁迅评传》却久久未能见，直至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重印本出，才得一读。为鲁迅作传者多矣，各有千秋，未遑遍阅，但曹聚仁之作，倒别具一格，自有见地。有资格代表不同论法的或一方面。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对此书的高度赞许。并非单纯朋友之间的吹嘘，而是确有同感的心里话。又据或一论者的说法，有一种“周作人传统”存在着，而且不只一二人而是一群人。这一群中与曹聚仁、周作人说法趋同的也必非只一二人。这在鲁迅研究中理所当然地或应成为论争的焦点，可惜并未出现。

　　要举例，可以张中行为个例。张是周作人的绝对崇拜者，追随知堂杖履，毕生无改。作文做人，不违师教。所著几本《负暄×话》说尽旧京文人佚事，尤以北大人为重点。但历数贤俊，几无遗缺，独无一言及于鲁迅，这是一个谜。虽自有解说，但难言之隐，终难出口。我猜，对鲁迅思想的评价应是最主要的关键。换句话说，对曹著《鲁迅评传》的论定，是谨尊师（周作人）说呢还是不。这怕不止是张中行个人的困惑，而是那个隐形传统中许多人同有的困惑。谈鲁迅不妨，可以用最高级的赞誉词称赞鲁迅的小说写得好，但至此为止，底下就“闲人免进”了。

　　朱氏批判曹著《鲁迅评传》的文章，据我粗略的算计，指出大小硬伤有二十项之多。其实也只论及了《年谱》，尚未涉及全书。理由是“没有篇幅去讨论”，至于“史才、史识、史德……都暂不讨论”，这是可惜的。而指出的硬伤，又都是些历史事件错乱颠倒的差错（这里必然会遇到强烈抗议，事无大小，无一不关涉着史实的要害），当然这也反映了曹聚仁晚期写作的荒率。硬伤总是硬伤，无论大小，都是不可取的。一一指出，自是一种贡献。其中唯一涉及鲁迅平生处世方式的是接受蔡元培批准大学院给予鲁迅“特约著作员”补助费事。事关个人“操守”，本来可以深入发掘，比照鲁迅的不主张“赤膊上阵”，不鼓励青年“请愿”，关心版税、著作权，以生存权为第一要义，甚至与北新书局打官司。为了事业、朋友，该拿出去的必大方出手；反之，只要是名正言顺的钱财，即使出于国民党政府机关，也不因博取虚幻的清名而拒收。这一连串事实，无一不显示出鲁迅先生生平言行本色，绝不应存而不论。可惜论者多未、或不敢注目及此。至于以朱氏“鲁研”功力之深，见识之广，自起步至今，始终徘徊于“乾嘉学派”遗风的圈子内，未能走出既有樊篱，踏入新的境界。只借胡适的一句话，高呼“妄人”，企图打倒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可惜了！

　　二○○九年三月十二日，

　　四月十六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