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我阐释权到声音的多元

　　今年6月上旬，内蒙古的海拉尔举办了第16届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民族文学笔会暨蒙文创作研讨会。这个“三少民族”（指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笔会已经连续举办数年。我一直关注少数民族的文学动态，所以，专门去列席了此次会议。毕竟，之前虽然读了相关民族一些作家的作品，却缺少亲身的体验。

　　夜间住在巴彦托海镇，这是鄂温克族自治旗比较有代表性的聚居地。正值阴雨天气，铅灰色天宇笼罩大地，行人中常见身着传统鄂温克服饰的大妈，还有许多布里亚特蒙古人……这里本身就是北方多个民族混居的地方，从人们的外表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里，各个民族彼此之间也有着确立自我、区别他人的一些“刻板印象”，用当地文化人额日太的说法就是：“勤劳勇敢”的蒙古人，“足智多谋”的达斡尔人，“贫穷善良”的鄂温克人……这当然都是一些玩笑式的调侃，但从这种民间口头的表述中，倒是可以一窥普通民众的基本认知，也从侧面证明了这里并非是可以用某几个关键词就可以概括的文化单一之地。

　　鄂温克的文学名家在当地最著名的莫过于乌热尔图，这位令人尊敬的作家早年曾经以《琥珀色的篝火》、《七叉犄角的公鹿》、《丛林幽幽》等作品蜚声文坛，连续几年荣获全国文学的奖项，还担任了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后来却自愿放弃了这个高级职位，回到呼伦贝尔草原生活。上世纪90年代后，他的写作发生转型，作品以非虚构的历史梳理和文史随笔为主，《述说鄂温克》、《草原秘藏——游牧族群的人形雕像》等都是重塑本民族文化记忆的作品。

　　乌热尔图再造文化记忆的作品，显示了身份追求和特定认知合法化的尝试。他不仅是按照自己族群的修辞习惯、表述常态来发表看法，还把这种基于本族群的理解方式作为一种特别的方式，这样实际上从“全球化”、“现代性”、“消费主义”等通行的范式中冲脱开来，丰富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这种认识的基础，实际上与乌热尔图一直以来提出的“声音的替代”、“文化的自我阐释权”等观点息息相关。

　　乌热尔图通过对黑人文学、印第安人文学与本土少数民族文学的比较，发现了本民族民众自我表达、自我阐释的权力的重要性。这是个全球性的文化命题，其意义也不仅仅在文学范围之内，如同另一位出身达斡尔族的著名批评家李陀所言：“自世界进入现代化进程以来，特别是殖民主义几百年的横行，世界上的种族、民族、族群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动，殖民和被殖民，压迫和被压迫，掠夺和被掠夺，歧视和被歧视，解放和被解放，发展和被发展，这一切构成了几个世纪里那些最惊心动魄并且充满悲剧性的历史变迁图画的一部分。进入21世纪，新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发动了对全球秩序的新一轮改造，但在新秩序形成的过程里，民族问题不仅在世界范围里变得更为复杂，而且在事实上，新秩序正在构造出更为隐蔽的新型的歧视和被歧视、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深思和研究，而我在这次会议中也确实了解到一个颇值得分析的个案。

　　这个个案来自于我同鄂伦春族作家敖荣凤、达斡尔族作家萨娜和孟大伟、鄂温克族作家苏伦高娃和乌日娜等人的交流，源于我说到反映“三少民族”的几部纪录片，比如孙曾田反映鄂伦春族的《最后的山神》、顾桃反映鄂温克族使鹿部落的纪录片《敖古鲁雅，敖古鲁雅》和《雨果的假期》。因为之前我是通过这些片子直观地了解“三少民族”的现实生活的，相信绝大多数外部人士获取相关信息的渠道也差不多。《最后的山神》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就像众人无一例外表示了对乌热尔图的高度崇敬，而出乎意料的是，对于顾桃的作品众人却颇有微词。

　　我可以举两位鄂温克作家的评论作为例子。杜梅在评价《雨果的假期》的时候说：“作为一个鄂温克族，我无法接受这部片子所呈现的状态，在美丽的敖鲁古雅有很多优秀的猎民，也有一些能够接受新生事物的新一代猎民。大到鄂温克民族也好，小到雨果的家庭也好，都应该有自己的隐私，不能让猎奇和丑化鄂温克民族的影片大行其道。”另一位作家妞日卡写道：“雨果母亲和舅舅的血腥打架场面，带给观众巨大的冲击力，拍摄没有得到两位的允许，不经允许的拍摄之下，又遭到了雨果其他亲戚的阻止，可是还是拍摄了，并成功播出。”这里牵涉的实际上是纪录片中极富争议的伦理性问题。因为纪录片不同于虚构的剧情片，它会给当事人的生活带来直接的影响。

　　固然，外来观察者有记录和创作的自由，但其前提应该是充分尊重特定族群的文化，并且应当极力避免主观的介入。惟有让不同的声音、态度和情感都平等地出现，才可能呈现出贴近“真实性”的诉求。纪录片保持价值中立、残酷冰冷的现代主义艺术气质时，更多时候“客观的”艺术指向却变成了残忍人性的证词，创作者、记录者应不应该保持一定的伦理界限，这是不可不注意的事实。

　　妞日卡在文章的结尾表达了多元声音的根本精神：“我是鄂温克人的后代，同时我也是汉族人的后代，多元化的世界，我无从去选择我的身份，一个弱小的族群文化也在混杂中得以生存，可是，我希望得到尊重，敖鲁古雅、敖鲁古雅使鹿鄂温克人、鄂温克族也需要得到尊重。我想雨果也一样需要，他的母亲、舅舅也一样需要，他的家庭也一样。雨果是祖国的孩子，雨果的未来需要我们去呵护，否则，假期过后，雨果怎么办？”

　　这段话包含了对于弱势文化的忧思，但又并非封闭式的抱残守缺，而是充满了开放的心胸。我想只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声音在主流媒体上得以畅言，大众越来越多了解这样多元的声音，才越有可能摒弃从本族中心主义出发的傲慢与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