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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梦》:一个世纪的爱与死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2-09-06 23:23:33 / 个人分类:专栏存档

         

 

  作者:林佩芬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年10月 

  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有个意味深长的缺席:那便是对清代盛极一时的统治阶层——旗人,在现代社会转型中生命、生活、精神的书写。尽管如果梳理满族文学史的脉络,我们也能从穆儒丐、老舍、赵大年、叶广芩等作家的作品中找到旗人文化、心理嬗递的蛛丝马迹,但是八旗子弟的形象最鲜明的可能反倒是类似邓友梅塑造的“那五”那样的形象。这样的形象当然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但却是漫画式的,最后形成了一个刻板印象,无法通过它透视满族作为一个曾经的政治强势族群如何在现代转型中进退盈缩,如何调适巨大的心理落差,如何豹变革面应对切实的日常生活。

  以《努尔哈赤》、《西迁之歌》等闻名的满族作家林佩芬的作品《故梦》,可以说弥补了文学史中的这个缺憾。

  这四段爱与死的挽歌,其实带有林佩芬家族自传色彩。恰如她自己所说,这是“故梦与乡愁”的寻根,是心怀悲悯而感悟世事的变幻

  《故梦》很容易被人误解为一部没有个性的小说,因为这种融合了个人命运与家国历史的“民族寓言”式写作,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风行一时。那个时候,家族史的长篇叙事倾向于解构正统历史的崇高、严肃与价值观,多从个人、情欲等角度张扬某种不满与诉求。《故梦》显然也可以从类似的角度作出解读,然而那样却忽略了作者林佩芬和小说所描绘的旗人的特定身份,而这种身份恰是揭开这部小说所要表达的记忆与历史、情感与理性、沧桑与悲悯的关键。

  通读这部长达80万字的小说,可以发现,其中说的一直是“爱与死”的经典主题。

  第一卷“雕栏玉砌”的故事,从辛亥革命后10年讲起。因为清室与革命党人之间的“大妥协”,紫禁城诡异地成为时代乱象中的暴风眼,而那些皇亲国戚、前朝勋旧则成了左右失据、前后无援的畸零人。他们“让自己的身份留在过去的回忆中,和新时代脱了节”,其处境如同小说中用到的一个词:“坐困愁城”。旗人子弟陆天恩的“周遭全是沉溺在旧梦中的人,无不生活在沉沉的暮气中……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希望,甚至,没有生命力……而他,才只是十八岁的少年啊,在这样的环境中,他闷得几乎透不过气来”。这样的生存环境,解释了陆天恩为何会成为父母、妻子眼中的“废物”。

  小说以一个喜气洋洋的情节开场——舞象之年的陆天恩受祖母和硕格格的安排,与表妹瑞亲王千金金灵芝结亲。而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陆天恩,此时却迷恋上了家道中落、流落茶园的京韵大鼓艺人水飘萍。然而,陆天恩只是毫无主见、随波逐流的孱头,其结果是水飘萍憔悴江湖,香消玉殒;金灵芝郁郁寡欢,一身两命。情节在两个薄命女子的死亡中达到令人畏惧的高潮,也拉开了此后陆氏家族一系列不可遏制的死亡与败落的序幕。与这条私人情爱线并行的,则是陆氏家族对于旧都废帝的情感线,这也是一种爱情——对于某种文化传统、仪轨体制、道德操守的精神寄托。但是这种爱情也必得以死来终结,这是历史大势所决定的无可置疑的结局。

  在第二卷“玉树琼枝”中,与陆氏家族败落平行的,是溥仪在各种复杂的政治势力的裹挟下试图“亲政”,结果却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作为陆氏家族精神象征的陆老夫人无法接受这一消息而去世,体现了帝制时代及其精神价值在共和背景下的最终崩解。

  家国同构的民族寓言,在第三卷“伯夷叔齐”中联结得更加紧密。溥仪在郑孝胥、罗振玉等人的怂恿下,走上了与日本合作的不归之路。小说写道:“第三次拥有‘皇帝’的尊号,究竟代表着什么样的意义?是一次比一次荒凉、空虚和孤独吧?坐在金銮殿的龙椅上,和坐在四下皆空的凉亭中有什么不同呢?实质上都一样的吧?”陆天恩将自己内心的空虚、孤独、追寻与失落,同溥仪复兴帝国的迷梦作类比,意识到“溥仪所怀抱的兴复之梦,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爱情,华美而虚幻,但是令人生死相许……”

  陆家远迁上海,依然无法避祸。陆正波作为前朝遗民,在窳败时局中唯一能坚守的只有一个原则:“人可以没有身份,没有名位,没有事业——甚至没有出息——却不能没有节操,丧失原则。”为了不出仕伪满洲国,隐士陆正波被迫跳楼,陆夫人因长久操劳,久病不医。这二人的死,是旧家望族从象征意义到现实社会中的完结——想独善其身、退守到最后的精神领域都没有可能。

  北洋军阀混战、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抗日战争后的内战,陆家如同岁月狂涛巨浪中的一叶孤舟,载沉载浮,完全无力自主。在第四卷“苍海茫茫”里,陆家避乱到台湾,方才得到一些暂时的平静。陆天恩经历了家族的数次变故,流落海外,不得不挑起生活的重担,从一个翩翩贵族公子成为普通的海员。这是从幻梦走向脚踏实地的开始。然而,故乡却再也回不去了。两岸暌违数十年,陆家逐渐在台湾扎下根来。最终,养女陆海棠决定完成父亲陆天恩的遗愿,书写家族的历史。

  小说最独特的地方,应该是塑造了反英雄的主人公陆天恩

  在之前的历史小说中,很难看到类似陆天恩这样的人物。他是个王朝末年的产儿,骤然中断的帝制王朝,让他的心智似乎永远停留在无法成长的童年。怯懦、孱弱,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丝毫没有上进心,除了闯祸、惹乱、添堵,无论对于社会还是家庭,他都没有任何用处。这样的人物很难引起读者的同情。敢于塑造这样的人物,无疑需要一种勇气。然而,我更倾向于作者是遵从了还原历史的愿望——陆天恩尽管是贯穿整部小说的人物,但小说的实际主人公是“历史宿命”。陆天恩不过是在这个大背景中的小人物,如同大海浪涌上的一撇浮沫。

  直到陆家移居台湾,陆天恩一无依恃,命运的推力将他逼到不得不独立承担责任时,这个人物才焕发出人性深处由于环境的压抑而掩埋的力量。而于此时,小说区别于一般家族史小说的地方也就显示出来了——它要讲述的是旗人这一前统治族群在20世纪时移世变境况下的命运,及其与命运的妥协与抗争。

  如果要给这种类型的小说命名,我们可以称之为“遗民小说”。但这还不够,虽然它浸润着遗民的情结,但是并没有停留在缅怀与怅惘之中。因为生活还要继续,陆天恩的转变正是在帝国大梦醒后不得不做的选择。当了海员的陆天恩航行在太平洋上,有着深沉的感触:“狂风暴雨,巨浪滔天,海面上混沌一片,轮船在摇摆颠簸中前进,不安定、不平稳、不易把持方向,不能按照原定计划航行……一切宛如时代的命运和他的命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一部成长小说,带有普遍性的意味——人如何在历史中定位自己,如何在社会环境的变迁中寻找到安身立命的根基。是沉浸在往昔的繁华中不能自拔,还是回避尖锐的现实矛盾,退守到一己的心灵领域求得安宁,抑或是直面惨淡的人生,承担起对于自己、家庭乃至历史的责任?《故梦》通过陆天恩的遭遇和人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小说虽然有着在史事沉淀之后的“后见之明”的优势,但是它所采取的视角却并非冰冷理性的“上帝视角”,而是站在旗人的情感角度,对他们在20世纪堪称惨烈的爱与死,满怀“同情的理解”进行叙述。在这种区别于主流的认知范式中,“八旗子弟”脱去污名,成为一个个具体而实在的人,而不再是“套话”中的形象。而《故梦》的意义也许正在于此:有怀旧,有挽歌,但更多的是正视历史的认同和变迁,对特定族群文化及20世纪中国近现代史有更体贴入微的理解。

《中国民族报》2012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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