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方之争”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启示

　　2012年伊始，最大的文学八卦无疑是方舟子与韩寒之争。这个最初由网友“麦田”引发的对于韩寒作品真伪的质疑，随着加入论辩双方人员的增多，尽管“始作俑者”已经抽身而退，后来居上的方舟子已经让韩寒欲罢不能了。

　　“韩方之争”从开始就不纯粹是个文学批评的问题，更确切地说，这是个媒体事件，是个强势新媒体事件。如果没有微博这样互动的双向即时性媒体，这个事件的传播面不会那么迅速而庞大——到如今，谁都无法回避麦克卢汉半个世纪前提出的“媒介即信息”这样一个话题了。

　　韩寒能够成为新一代的文学偶像，除了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推波助澜，个人的叛逆和潮流形象，以及犀利俏皮的文字之外，同新老媒体的密切结合，不停地制造话题性的媒体事件，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佛要金装，人要包装，当数量超乎想象的信息泥沙俱下的时候，个体的接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媒体守门人的选择，即舆论领袖和强势媒介能够极大地影响公众的态度。老实说，如果没有出版公司和新媒体的联手打造，以韩寒的文字能够取得今时今日的影响力，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经济学上有个“格雷欣法则”，也叫做“劣币驱逐良币规律”：在铸币时代，当那些低于法定重量或者成色的铸币，也即“劣币”进入流通领域之后，人们就倾向于将那些分量足值的“良币”收藏起来。最后，“良币”就被不经意间驱逐，市场上流通的就只剩下“劣币”了。用在文学事件上来说，粗制滥造、品质低劣的作品，反而更容易在大众通俗的市场上获得最大程度的读者，而品质高雅、思想深邃的作品，则因其精英的曲高和寡性质，往往竞争不过能够满足浅层次需求的低端产品。而“山寨”文学家和思想家的流行，更因为网络等媒体的迅速发展得到助力，从而大行其道。

　　不过这也促使我们反过来思考少数民族文化和文学的问题。其实，少数民族文学不光有着许多悠久且璀璨的文学遗产和经典，即从近30年来观察，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但是并不太为人关注。上世纪八十年代即已成名的如李陀（达斡尔族）、乌热尔图（鄂温克族）、张承志（回族）如今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路标，更不用提穆塔里甫（维吾尔族）、唐加勒克（哈萨克族）、玛拉沁夫（蒙古族）等老一代为自己民族的现代文学奠定基础的人物，还有像崔健这样著名的摇滚诗人、王朔这样引领了痞子文学现象的作家，他们的朝鲜族、满族身份似乎都被人忘记。这些都是文艺界一时的风云人物，许多人迄今仍然保持着旺盛的文学活力。只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整个中国文化氛围发生了大的转变——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造成了少数民族文学一度的遮蔽，并非说他们失语了，而是在纷繁复杂、目迷五色的众声喧哗之中，他们的声音被淹没在一片嘈杂之中。这促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伴随市场经济及信息科技发展而发生的媒体生态变局。

　　从文学的传播来说，涉及到三个层次的因素，首先是技术，其次是社会机制，然后是文化形式与内容。近些年的技术变化有目共睹，在进入所谓第二媒介时代以来，互联网、手机终端、Ipad与Kindle阅读等新型的文学接受模式出现了，及时的互动与批评也随之发生，这必然导致了传统纸质印刷式文学的许多特点，诸如深度思考、细读文本等的逐渐沦丧。而社会关系体制在商业资本的主导逻辑之下，也会倾向于流行、媚俗、浅白的美学风格，而放逐严谨、反思、精雕细凿的方式。这两方面都使文学本身要面对边缘化的问题，而少数民族文学更因其自身文化内容的小众化，而遭遇更大的冲击。

　　所以，毫不奇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几乎没有产生具有卡利斯马（charisma）性质的少数民族文学领军式人物。当然，这是文学大众化、平民化的一个表征，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也是少数民族文学缺乏应对新媒体时代挑战的措施的后果。事实上，少数民族文学相关的网站并不在少数，并且也获得除本民族以外的大量浏览者，甚至还产生了像血红（苗族）这样的，在国内较大的几个文学网站之一的起点中文网上排第一位（2004 年起）年薪超百万的网络写手。但是，遍地开花的情形并没有诞生具有代表性的、辐射面更为巨大的作家。

　　这是个分工细致、集体协作的时代，作家已然无法全然靠单打独斗完成塑造文学偶像的任务。“韩方之争”透露出很多值得讨论的话题，而对于文学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来说，最大的启示莫过于揭示了在个体写作之外，团队性、针对性的形象塑造和宣传的重要性。

　　文坛既然已经从意识形态主导的局面分化成主旋律政治、市场化大众和精英化小众的不同群落，那么少数民族文学是否有可能在这不同的文学版图中找准具体的定位，策略性地推动创作与传播，以期更大程度地彰显特定民族文化的风采和价值呢？这就有待实践和时间来告诉我们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