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在行走中体验民族

　　萧乾是著名的记者、译者和作家，年轻时到中外很多地方旅行过，晚年多次出访欧美及东南亚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活动，是著名的中外文化交流使者。主要著作有《萧乾文集》（十卷），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在二战时期作为记者撰写的许多新闻特写，还有晚年翻译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

　　萧乾可能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旅行地方最多的人之一。读书的时候，出身北京蒙古八旗的他因为家境的原因，就到内蒙古、山东跑过，在广东谋职的时候还发生了一段爱情故事，后来那段无果的爱情成了他的小说《梦之谷》的素材。

　　1935年，萧乾从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开始了报人生涯。他先后在天津、上海、香港三地的《大公报》主编《文艺》副刊。1939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邀请他任中文讲师。任职期间，他在剑桥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如果不是期间二战爆发，他可能就顺利毕业了。1943年，多方权衡之后，萧乾放弃了学业，领取了随军记者证，正式成为《大公报》的驻外记者，他也是二战期间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经历了炮火硝烟之后，1945年他从莱茵河前线返回伦敦，经加拿大东岸转到美国旧金山，采访了联合国成立大会。回国后，先后从事报刊编辑和文史研究工作，并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

　　很早的时候，萧乾就立下了志愿：“理论，理论，充其量只不过是张地图。它代替不了旅行。我要的是体验那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我要采访人生。”带着“采访人生”的目标，萧乾的前半生几乎都是在行走中度过的。也正是这样在不同地域、国家、文化中间的生活与工作经历，让他树立了对自我与民族的看法。

　　关于自我的身份，萧乾在回忆录中，提到自己的含混感。少数民族出身的背景曾经一度让他深感自卑： 

　　我是蒙族人，是少数民族。这个事实我也一直隐瞒到1956年审干写自传时才坦白出来，说明它也是造成我自卑的一个因素。

　　解放后，少数民族大大翻身了。40岁以下的读者恐怕难以理解是蒙族而不是汉族有什么可自卑的。他们不晓得那时有些少数民族的名称还加“犬”字旁呢。呼和浩特的旧称是“绥远”和“归化”。那时红黄蓝白黑的五色国旗，只有汉族是红色的。在学校里，我经常看到汉族同学追着回族的孩子骂着不堪入耳的脏话。甚至带点口音的南方同学都被叫作“豆腐皮儿”或“蛮子”。

　　在这种气氛中，我只有把自己的蒙族身份隐瞒起来。每逢填籍贯，我就胡编。我填过“大兴”，填过“通州”，后来一个朋友为了使我能考大学，还替我造了一张“原籍广东潮阳”的假文凭。

　　解放以后，少数民族不但不再受歧视，而且往往还受到特殊照顾。正因为如此，我不想改填“蒙族”。直到今天，我一方面在自传里坦白了，但填表我还常填“汉族”。这主要是由于除了“祖籍”，我身上并没有任何蒙族的意识和特征。我们进关已经好几代了。我父亲死得那么早，我母亲又是汉族——她姓吴。我一句蒙古话也不会说。1956年访问内蒙时，锡林郭勒盟的盟长问我们要吃汉式还是吃蒙式早点，我们全说吃蒙式的。事后，我有半年连奶味都怕闻。这些情况使我觉得填“汉族”还更诚实些，填“蒙族”倒近似冒充。 

　　如果说萧乾对于“蒙族”的情感疏离是真实的，那么他对于更广大意义上的“民族”的认同则同样是无可置疑的。在其一生“未带地图的旅行”的采访与游学生涯中，尤其是在域外殖民地所见所闻，让他这个原本没有自觉身份意识的蒙古族后裔意识到：“丢掉自己的文化，又丢掉自由，那是注定了的悲剧，是现代文明也不能补偿的损失。因为机器本身就是吮血的家伙。如果不是把‘民族’放在前面，作通盘的打算，文明也许正是噩梦。”

　　在《海外行踪》这本旅外文集中，时时可以看到他思考着“中国问题”：

　　游子的心是飘荡在空中的风筝，它可以飞得很远很远，然而总是紧紧系在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上。正因为这样，浪迹海外的旅人不仅常从洋山洋水联想到本国景物，更无法抑制的，是从国外的事物联想本国。看到好的，他恨不得立刻把它带回国去；看见不好的，总希望家里能以幸免。

　　可以说，萧乾对于“民族”的认识是“中华民族”，而不是局限于某个特定少数民族的层面，这可以说是近代以来绝大部分少数民族文化人的共同特点——他们身处的中国语境是风雨如晦、内忧外患，四周环伺的是帝国主义列强，认同中华多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民族”的观念是时世的必然。

《中国民族报》2011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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