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事件和悲剧人物，总是能得到广泛的同情，人们一般会怀着善意将其失败归之于生不逢时。这种体恤的说法其实是自相矛盾的：时势大于人，“生不逢时”显然是由于某种个体性的追求与总体性的趋势发生冲突，因此不是逢不逢时的问题，而是理性判断的问题。当然，许多时候，理性的认知并不能消除情感上的缺憾。因而，悲剧人物往往会赢得后来者的普遍敬意。
早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在官方支持下轰轰烈烈地兴起之前的上世纪90年代，田丰就开始了保护试验。1993年，作为中国中央乐团的知名作曲家，田丰筹集到一笔资金，来到云南开始了民族文化的传习和保护活动。
田丰在距离昆明不远却颇为闭塞的山里建立了一个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他走访云南乡村山寨召集教员和学生，希望通过向学员口传身授的方式，把少数民族有悠久历史传统的音乐歌舞继承保存下来。凡是被招来的师生，不仅不用交学费，而且由传习馆提供吃、住和零花钱，所需要的经济来源则完全靠田丰个人的作曲收入和向社会集资。被搜罗的民间艺人包括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哈尼族及多个彝族支系、西盟佤族自治县的佤族、丽江的纳西族、迪庆藏族自治州的藏族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傈僳族、独龙族。田丰以一种近乎苛刻的“原汁原味，求真禁变”来规范教学，不允许对民族传统作做何加工。
显然田丰在做一个伟大的试验，让人回想起1926年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平教会，1931年梁漱溟等在邹平县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不过，田丰的传习馆无疑更具有“空中楼阁”的色彩——完全出于对民族民间文化的热爱而产生的个人担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理想面对现实之时，为了使传习馆能够生存下去，他不得不违背初衷，谋求商业合作。
2000年，田丰在因为传习馆的商业合作而产生的官司中败诉，传习馆自动解散，第二年他就去世了。此后不久，风行全国、牵扯上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就像池塘里的凤眼蓝一样蔓延开来。
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曾经有田丰这样一个文化保护先行者的存在，但是他的传习馆对于云南乃至全国的民族民间文化该如何保护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无数人都不再认同他的这种“圈养”的形式——因为它使得民族民间文化脱离了生生的大地。但是，究竟应该如何对待那些濒危而又几乎无市场潜质的民族民间文化，依然是迫在眉睫的症结。
如今被认为比较成功的是“杨丽萍模式”，即对民族民间文化“精耕细作——形成品牌——完成商演——促成保护”。杨丽萍当初也是田丰传习馆的负责人之一，还有朱哲琴这样成功地从民族民间文化中汲取元素和灵感的人也曾到传习馆借鉴观摩。她们如今在某种程度上被当做了民族民间文化的表述者、代言人，这显然是很荒唐的——他们就是赤裸裸的商业化。
但是，我想说的是商业化并不可耻，商业化与民族民间文化并不天然地处于敌对的地位，那种二元对立式的思维不知道戕害了多少心存理想而又天真无辜的知识分子。在纪录片《田丰和传习馆》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当田丰万里投荒、辛辛苦苦地来到西盟佤寨挑选学员的时候，当地纯朴的文化馆长说，“我们好不容易跟着共产党走入现代化，你们这些人倒要把我们往后拉？！”民间有大智慧，此言不虚。文化馆长的话一方面提出了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和民族的发展权问题，一方面已经回答了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
回首上世纪我们会发现，民间和商业之间的协商早已开始。1902年，维克多留声机公司年轻的录音工程师盖斯伯格被派往亚洲开拓新市场。盖斯伯格带了个手提录音机，在此后的许多年里访问了加尔各答、新加坡、香港、上海、东京、曼谷，记录了大约1700首地方音乐。他本人的音乐教养和趣味并不在于这些音乐上，事实上很多时候，他认为它们不过是一些杂乱的喧哗和噪音。但是作为一个公司雇员，他尽职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录制的那些地方音乐被寄回欧洲批量生产，制造成唱片，然后再卖给原产地的听众以及美国、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地。正是这样的商业举动，保存了许多注定要消失的地方民族音乐。
有学者对上海上世纪30年代的外资唱片公司的研究发现，尽管现代西方音乐的便利获得和更为炫丽的形式促使了欧美形式音乐对于本土、地方、原生态音乐的取代，但是相反的情形同样存在，后者也会利用前者提供的技术便利赢得自身的生存空间，“原生态”从来不是沉寂、被动、死气沉沉地静止存在。因为技术和声音器械的发展，将非西方音乐以及民间音乐从原先的狭小空间解放出来，同时以自己的元素出现，打破了之前由欧洲音乐系统可能是错误的表述局面，从而在实际上刺激了不同传统、地方和杂糅的音乐形式前所未有地繁荣。
百代等大公司下属的地方子公司，对于不同地方音乐的大众传播繁荣以及在中国内陆创造新的传播网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种作用在今天看来也不可低估。因为他们所传播的音乐是被“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音乐教育者所不屑的，不光被排除在民族音乐教学之外，而且被摒拒在依照欧洲乐谱和律条设定的音乐典范的传播大门之外。比如爱美唱片公司记录了川剧和清音，然后再把它们的产品运回四川；联星唱片公司在厦门和福州记录了不同的福建地方戏唱片；蓓开唱片公司则录制了许多京剧和河北地方戏的唱片。
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商业化的两面性，我们可以简略地称之为商业与文化合谋，但是这种合谋本身是一个互相利用和磋商的过程。所谓“民间”生生不息的韧性和活力就在这个过程之中。
如果不避粗陋，大致可以想象，民间歌舞音乐可能出现的三种未来情形：一、无声无息地消亡，湮没在穷山大川之间，或者被博物馆化，成为公认瞻仰凭吊的遗迹；二、被资本整合进产业化的体系中去，以另外的形态获得一种新生；三、一小部分被精英化，成为一种小众的乐趣。现代社会、生产、经济活动的变化，从基础上整体地改变了传统民间歌舞的生态，不光是民间艺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变化，而且他们演出的场所、形式都不可避免地与之前发生了裂变。认识不到这一点，而以脱离实际的清高面目出现的，是真正的伪民间。
商业化只是民间的一张面孔，或者说商业作为民间生活的一个部分，是如此难分难解地与文化（生活）纠缠在一起，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听从民间自己的安排。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庸众，而田丰是个孤拔的英雄。英雄在云端之上，庸众需要的是现世的生活。
《中国民族报》2010年4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