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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哪里的家,过什么样的年?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0-02-26 12:06:08 / 个人分类:专栏存档

  早些年,有个传唱很久的贺岁歌曲叫《常回家看看》,苦口婆心地劝诫说“老人不图儿女为家作多大贡献”,就是“图个团团圆圆、平平安安”,大致诉说的对象是城市白领。前两年又出来个应时的贺岁歌叫做《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次诉说的主体却变成了民工,那个情愿身份角色来回变换的歌者,怀抱衣锦还乡的梦在城市里打拼,是否混出了模样不知道,但是知道家里总有年夜饭。

  流行文化往往能反映社会某个侧面的真实,看贺岁歌的流转,就能感受到人们对于过年的观念已经起了变化。显然,如果“过年回家”不成为问题,它也就不会成为歌曲所要倡导的内容。

  公众舆论中如今出现了一个新词叫做“恐归”,就是指那些因为种种原因,害怕或者不愿意春节回家的现象。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其实“过年回家”本身透露出一种乡土根性,它暗示了当下生活的不固定,而稳定可靠的“家”在远方。大多数情况下,“过年回家”暗示了都市的、现代的、高速运转的生活与乡村的、传统的、温馨舒缓的生活之间的割裂。这透露出“家”的概念现在发生了巨大的转移——人们已经生活在“异乡”,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

  伴随着春节“恐归”的无疑是几十年来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变迁,这肯定不是“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那种喜忧参半,而着着实实是一种现代焦虑。因为,从媒体上显示的恐归族的诉说来看,恐归原因固然是多种多样,根底里是经济上的考虑。我们会发现,人们的观念不可逆转地发生了变化,金钱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从而带来了过年回家本来不会必然产生的伦理压力——仿佛没有钱就没有脸回家,过年则成为一个展示成功与否的表演舞台,家在传统意义上的避风港和安乐窝的意味逐渐被淡化了。

  现代工商化的社会,使得漂泊、离散、移民成为常见的现象,城市、乡村、异地之间的人员流动才造成了“过年回家”这一意象的突出,而过年恐归、不归又在深一层次上表明我们社会可能出现的一种文化心态上的位移:回哪里的家,过什么样的年?

  古语有谓“父母在,不远游”,这种前现代时期的观念,即使是在当时也因为求学、赶考、宦游、行商等原因多数不能实现,不过逢年过节、节庆典仪的礼俗却没有动摇多少。而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传统文化至少在上世纪就经历数次裂变。许多旧有的节日已经发生变化,有的递降为区域性的团体民俗,也有新创造出来的节日上升为普遍性的狂欢。

  春节,也就是俗称的过年,倒始终在国人心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当然,如果要进行知识考古,很显然目前的除夕春节也是在现代中国打造“中华民族”过程中被圣典化的,它成为中华民族共同节日的时间无疑也不长。

  从国内其他民族的情况看,因为时间观念的不同,对于“过年”的理解就有不同。藏族有自己的藏历年,而燃灯节、驱鬼节都是年份转折阶段的重要节日。彝族新年,却在农历十月左右,有跳虎、吃坨坨肉等风俗。苗族过年也没有统一的日期,大致也是在农历十月,会有百狮会、上刀梯、跳芦笙的活动。蒙古族的年意思是“白色的月份”,恰在夏季水草丰茂、牛羊肥壮的时节,草原要举行那达慕大会……岁时有别、礼俗不同,尽管春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节庆,仍然还是有认同上的轻重区别。

  所以,对于过年回家的认识的变化,尽管有着现代性社会冲击造成的种种困惑,但也不能说就是传统的沦陷,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文化变迁。如今,“家”是流动性的,可能有个精神性的家园,但那不过存在于美好的情感之中;而“年”的意味同样也随之而变,至于该如何“过”,回不回“家”,那也是各人自己的选择。

《中国民族报》2010年2月12日


TAG: 变迁 春节 恐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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