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的文化精义在于护佑生命——基于清代两湖地区端午节习俗的分析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9-05-30 16:41:29 / 个人分类:节日研究

端午中国的大节,也是流传最为普遍的节日之一,端午节很早就出现成熟的节俗,并且一直处在稳定的形态而构成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自古以来,记录和解释端午节习俗的意义纷繁复杂,这些记录和解释成为今人梳理和建构端午节历史面貌的丰富材料。为了解释的有效性,笔者拟就端午节起源、发展最为典型的湖北、湖南,也就是本文所说的两湖地区的清代端午节为例,探求端午节意义世界中的文化基因及其端午节具有的文化精义

 

端午节俗的基本形态

讨论清代两湖地区端午节习俗的文化指向及其蕴含的文化基因,少不了对端午节基本形态的了解,尽管两湖地区清代端午节存在地方性差异,但是,其形态的一致性则是主流。翻检清代地方志,清朝光绪八年《孝感县志》中记录的端午节算得上典型,兹引如下:

五日为“端午”,又曰“端阳”,或名“重阳”。语云:“夏至逢端午,穷汉受罪苦,”又云:“夏至无雨见青天,有雨直到立秋边。”又云:“吃了端阳粽,寒衣方可送(或云家家都不空。空,去声。)”是日饮菖蒲、雄黄酒,涂朱砂、雄黄于小儿额及五官,以厌疾病,名曰“天炙(灸)”,亦以砂、雄黄地辟蛇蚁。妇人佩艾、佩砂、雄于囊,截菖蒲寸许为葫芦形,贯以线佩之。插艾叶、菖蒲于门,或作艾虎,画张真人驭虎像粘壁。小儿植艾蒲于盆,立纸为旗,书“庆贺端阳”,又以书“五月五日天中节,赤口白舌尽消灭(或作蚊虫、虼蚤尽消灭)。” 揭之壁楹。以()箬叶裹糯米为粽,亦曰“角黍”。以香囊、艾虎、角黍、砂雄囊、扇遗亲友,医家亦以砂雄、乌发草,固齿牙散相送。

收采诸药,捕蟾蜍,或装好墨于蟾蜍腹中,俟干取出涂肿毒,有验。俗云:“癞虾蟆躲端午。”又云:“躲得过端午,躲不过端六。”剪鹆舌灌雄黄酒,教以人言,俗名“八哥”,亦名“八八”。

竞渡:县河每年造龙舟,谓之“打龙船”。诚六门各造一舟,即以门之方为色,如南门红,西门白之类,各有火船,谓之“母船”;更有游船,通谓之“采莲”。士女空城往观。水手多不过三十二人,操锣鼓者各一,其进退疾徐全视鼓音,其人皆船户聘请。初一日下水,初六日乃罢。唱云:“寻芽儿好好龙才划。”俗谓此船为吊屈原而设,寻芽儿者,乃是屈原女寻爷儿之讹。又云,不打龙船人多疫病,故曰龙船不打要划过。山村无水,以纸作龙船形,舁之而游,沿门收香纸酒食,说吉利语。如龙灯,名曰干龙船,久暂亦如龙舟,罢即烧之。俗云打鼓送瘟船,指此也。(沈宜按,《续齐谐记》以竞渡、角黍为吊屈原左徒事,或近之;《琴操》以为吊介子推,非矣。子推死于“寒食”,与“午日”无干,且子推晋人,竞渡楚俗,尤不相涉。)[1]

清代湖北孝感端午节习俗反映了两湖地区端午节传承的基本面貌,包含的文化因子显示了清代端午节较大程度上承袭了旧制,其中龙舟竞渡、食角黍、饮雄黄酒、挂艾蒿、贴符条、佩长命缕、香囊等为清代两湖地区端午节常见习俗。这些习俗以及彼此之间的链接构成了清代两湖地区端午节的基本形态及其意义。为了清晰清代端午节的文化精义,我们还是从端午节母题出发。

从“端午”到“端阳”

“端午节”在中国各地有不同叫法,诸如“端阳节”、“天中节”、“女儿节”、“粽子节”、“诗人节”等等,这些称呼表现了端午节的时代性和地域性。清代两湖地区称“端午节”最多的为“端阳节”。“端午节”和“端阳节”一字之差,由“午”换成“阳”,暗示着端午节与太阳的关系。从汉语字面理解,“午”应为正午,此时太阳光线最强、最亮,“阳”应为太阳。五月,两湖地区天气已经转暖、万物走向繁茂,由太阳带来了农耕生产的繁忙。因此,端午节与太阳的关系为人们感知气候、感知生命的表达方式。清代两湖地区,很多人在端午节的“正午”外出采药,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发挥草药的药性,从而更好地维护生命健康。“五月五日为“端午节”……日午,采百草以备药物。”[2]五月五日午时,收采药物,屑丹砂、雄黄饮酒,并涂小儿耳鼻辟虫。[3]这些都是发生在“正午”,其意为借助太阳信仰及其与太阳有关的巫术行为强化端午节呵护生命的特殊功能。

另外,人们感知太阳更多的是祈愿万物复苏带来丰收,祈愿因太阳而来的毒气和邪气随之消去,因此,端午节包含了民众更多的祈愿心结和情感因素。

两湖地区有“小端阳”和“大端阳”之分,两个端阳的来历各有说法:

五月“端午”,酿角黍,饮蒲酒,簪艾叶,系朱符,为竞渡之戏。而俗以初五为“小端午”,望日为“大端午”。相传伏波征五溪蛮于五日进兵,士卒有难色。伏波曰:“端午节令,蛮酋必醉,进可成功。今日乃小端阳也,后当以诸将过大端阳。”即进兵,诸蛮果醉,剿平之。乃于十五日大享士卒,遂名曰“大端午”。至今仍之。[4]

相传清代两湖地区的“小端阳”与屈原有关,“大端阳”与伏波将军有联。这些解释源于当地人对历史人物的纪念。当然,很多地区的人并不看重端午节究竟为哪一个具体人物而设,在笔者统计的50部两湖地区清代地方志中,只有10部地方志记录端午节与屈原有关,且多加上“相传”、“古说”等字眼,这个“相传”和“古说”明显源于《续齐谐记》和《荆楚岁时记》。笔者以为将端午节来历解释为屈原是文化人的价值表达。在媒体发达、信息快速传播的现代社会,文化人强化端午节与屈原联系掩盖了端午节文化基因的原真意义有悖于他们的初衷。端午节是民众的生活,节日的所有元素源于他们的生活,他们过端午节的目的很直接,行为很直率,笔者通过多两湖地区清代端午节来历的分析,认为,在清代,两湖地区的人不关心端午节的纪念意义,而关心端午节的“现在”意义和生活意义:驱除邪恶、毒气;祈祷农业丰收;护佑生命健康。

龙舟竞渡与送瘟

端午节期间“龙舟竞渡”的意义,江绍原先生认为源于送灾。[5]梁光桂先生提出竞渡脱胎于“命舟送灾”。[6]这些观点有益于理解端午节中“龙舟竞渡”的意义。通过对清代两湖地区地方志的考察,笔者认为端午节期间“龙舟竞渡”的主旨是“送瘟”。

“瘟”汉语解释是瘟疫、疾病和灾祸,即是说端午节龙舟竞渡的真实意图在于送走瘟疫,预防可能出现的疾病和灾祸。

五月五日,沿门插艾,罢市竞渡,或编苇为船,肖龙形泛之,谓之“送瘟”。[7]

五月五日)竞渡……县河每年造龙舟,谓之造龙船……云不打龙船人多瘟疫。山村无水,以纸作龙船形,舁之而游,沿门收香纸、酒食,说吉利话。如龙灯名曰干龙船,久暂亦如龙舟,罢即烧之。俗云打鼓送瘟船,指此也。[8]

对百姓而言,端午节驱除瘟疫的意义远大于纪念屈原的诉求,并且成为此间规约人们行为的禁忌:

(五月)自初一日至初五日,龙舟竞渡,……不竞即有疫。[9]

“小端阳”上的龙舟竞渡是“送瘟”,“大端阳”期间的龙舟竞渡同样是“送瘟”:

五月十八日为龙舟之会。自四月即染纸造龙舟,长丈余,中像三闾大夫,冠、服、器用,绮绣、银刺,余亦尽饰。先期一日,罗列珍玩,远人来观,比屋衢饮,欢呼达旦,东西二舟,糜费各百余金。至期,迎至青龙堤火之,谓为送瘟云。[10]

方志编纂者说大端阳“送瘟”活动与五月五日小端阳“送瘟”活动一脉相承:“闻古缚茅为船,如送穷之制,故谓之茅船。后易以纸,寻以缯侈矣,且傅会五日投渊事,浼香洁之性而坐以止疫可乎?得毋阴生于午,毒月郁蒸,借斯涤荡,亦所以节宣阴气与!”[11]

龙舟竞渡需要水域,水域面积小或没有水域的乡村,龙舟竞渡很难进行,为了愿景的实现,人们发明了陆地上“送瘟”的“迎船”与“送船”习俗:

十八日,曰“大端阳”。以木雕五色龙,首尾天矫如船形,中以绢画神将像,盛鼓乐,杂彩色纸标,遍巡于市。神各一船,船至,香楮爆竹饯之,谓之“送船”。出南城郭外焚之,夺得龙头者,以为宜男佳兆。[12]

“送船”仪式的主旨是“送瘟”,它与水上“龙舟竞渡”一样,要举行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

“端午”,户悬蒲艾,亲友互饷角黍。午时,以雄黄酒洒四壁,辟诸毒虫。童子、妇女佩五毒、香囊等饰。四城以五采绫绢作龙舟迎赛,设层楼飞阁,于其脊中塑忠臣屈原、孝女曹娥及瘟神、水神各像,旁列水手十余,装束整齐,金鼓箫板,旗帜导龙而游,曰“迎船”。好事者取传奇中古事扮肖人物,极其诡丽。数日后,以茶米、楮币实舱中,如前仪,导送河干焚之,曰“送船”。前此,守土者以为有伤民财,易滋事端,每禁之,卒不能止。[13]

这是一个缺少竞渡环境的龙舟赛,他们扎旱龙船,将尽忠的屈原和尽孝的曹娥塑像和水神、瘟神塑像排列龙船之中,除了送走瘟神,还扮演各类传奇中的人物,好笑、好玩,“极其诡丽”。

送瘟端午节龙舟竞渡现实生活层面的功能,也是精神信仰层面的需求,人们希望通过竞渡、通过“送船”把瘟疫送走,把疾病送走,把灾难送走。清代两湖地区的人很少说竞渡是为屈原或其他历史人物,尽管有的地方提起,多半沿用先前文献的说法。在两湖地区的人看来,龙舟竞渡是一种实践行为,一种仪式行为,一种象征行为,即是送走瘟疫、送走灾祸。这种竞渡的文化内涵在《鄱阳记》和《武陵竞渡略》有明确交代:“俗传竞渡禳灾,……一岁不为,辄降疾疫。”“划船不独禳灾,切以卜岁,俗相传歌‘划船赢了得时年’。”为此,作者还详细记录了竞渡之后的禳灾仪式:“今俗说禳灾于划船将毕,具牲酒、黄纸钱,直趋下流,焚酹诅咒疵疠夭,札尽,随流去,谓之送标。然后不旗不鼓,密划船归拖置高岸阁,苫盖以待明年,即今年事讫矣。尔时民间设醮,预压火灾,或有疾患,皆为纸船,如其所属龙船之色,于水次烧之。”[14]

清代两湖地区端午节期间的“龙舟竞渡”充满了群体竞赛,充满了胜负竞争和奖品争夺。五月“端阳”……近水居民竞龙舟,舟绘黄、红、青三色,沿岸分曹,以角胜负,或饷以酒食,胜者得之,曰“夺标”。[15]

竞渡是通过“夺标”而获取相应的奖励,因利益驱动,参加竞渡的人往往要进行激烈竞争,这必定滋生相应的社会问题,滋生危害老百姓生命健康的事件,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预:

惟永俗竞渡,必彼此争斗,至死伤不恤,且讳言其死,恐里人笑其不胜所大惑也。康熙间,太守刘公道著禁之,历年既久复竞争。嘉庆间,太守锡龄示禁,人遂革心。[16]

五月五日为“端阳节”。……但饮酒竞渡,每至覆溺之惨,并滋争讼之端,久奉例禁。乾隆己卯,知县梁栋严禁,乡民恪遵,不敢再举。[17]

竞渡中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地方官吏严厉禁止,从而使传承上千年的端午节的龙舟竞渡在现实面前变得苍白无力。

汉江龙舟竞渡,设标船悬赏,角胜者或至覆溺,且有斗狠者,吊屈原之意可存,而竞渡之风当禁。[18]

端午节龙舟竞渡因溺死人和斗狠现象,当地人认为竞渡可以禁止,但是,驱邪逐疫,去毒禳灾的心理依旧保留。

五月“端阳”,以葛艾、菖蒲悬门首,饮雄黄酒,啖角黍,并相馈遗。近水居民多为龙舟竞渡之戏,近以争斗酿巨案,官厉禁之。[19]

龙舟竞渡是驱除瘟疫和疾病,却又要避免械斗,为此,有的地方认为保留了龙舟,也就保留龙舟竞渡的意义:

自初一至初五日,龙舟竞渡,相传为拯屈原,不竞即有疫,往往斗伤至死。近严禁之,虽有龙舟而不竞渡。[20]

龙舟竞渡滋生的溺死人、赌博、奢侈浪费等社会问题在唐代、宋代、明代的端午节中经常出现,但是,他们没有禁止竞渡行为,只不过到了清代,“龙舟竞渡”中出现的问题严重扰乱和社会秩序,危害了社会安定,地方政府才不得不采取行政手段出面干预。

综上所述,清代两湖地区端午节期间的“龙舟竞渡”是为了“送瘟”,尽管龙舟或“船”中偶尔出现屈原、曹娥等具有纪念性质的历史人物,却并没有动摇和冲淡端午节以“龙舟竞渡”或“送船”护佑生命,呵护健康的意义。

居室装饰与避邪去毒

汉民族传统节日期间对居室装饰主要有两个:春节和端午节。春节期间室内、室外要清扫干净并贴年画、对联,设置祖先神位等等;端午节期间的居室装饰主要在室内和门楣上,远没有春节居室装饰的繁琐和精致。笔者以为,清代两湖地区端午节期间的居室装饰中所有元素的意义是避邪去毒。

在笔者童年的记忆里,每逢端午节,父母总会早早外出割一把新鲜的艾蒿,插在门户上,艾蒿上残留着闪亮的露水珠子,散发出沁人的香味。门户上插艾的风俗周处的《风土记》中早有记载:“采艾悬于户上。”《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条曰:“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端午节插在门户上的艾蒿为当日从野外采来,并且越早越好,据《荆楚岁时记》注曰:“宗则,字文度,常以五月五日鸡未鸣时采艾,见似人处,揽而取之,用灸有验。”也就是说野外采来的艾越早越灵验。

清代两湖地区除了在门楣上插艾蒿外,还有于门户上五毒符。“端阳节,悬艾插于门,……僧道刷印天师五毒像及符篆送诸檀越。”[21]另外,用艾虎作门饰在清代两湖地区也有传承。“(五月)五日为天中节,是日作艾虎,插蒲剑于门,取辟邪之义。”[22]

对门户的装饰汉族中向来很重视,插艾蒿、画五毒以及挂艾虎的真实意义在于将灾祸和邪恶挡在门外,求得家人平安健康。门户的装饰较春节要简单,室内的装饰则主要是悬挂天师像和遍洒去毒的雄黄酒汁。

五月五月朔……悬天师像及符,饮雄黄酒,并洒四壁。涂雄黄于小儿眉心、耳轮,佩以五色彩线、香囊,古所谓“续命丝”也。鼓乐迎神行市上,旗帜陈列。外有马故事,择小儿为之;又有抬故事,以铁干为枢纽,上下二人,下则幼童,上或襁褓,制颇巧。[23]

五月 “端午”,插艾叶辟邪,绘张真人像除五毒,糕饴、画扇相饷,饮雄黄、菖蒲酒,裹角黍。两镇龙舟竞渡,乡村妇孺采百草为药饵。[24]

挂张天师像驱邪习俗早已有之,《岁时杂记》记载:“端午都人画天师像以卖,又合泥做张天师,以艾为头,以蒜为拳,置于门之上。”南宋《梦粱录》卷三五月条载:“杭州风俗,自初一日至端午日,家家……以艾与百草缚成天师,悬于门额上,或悬虎头白泽。”明代,黄州延续了端午贴天师像的风俗。清代,天师像贴进了客厅,《清嘉录》卷五贴天师符条:“朔日,人家以道院所贻天师符贴厅事,以镇恶。肃拜烧香,至六月朔始焚而送之。”清代两湖地区张天师的像应该在室内而不在门户上。“端午节凡附近寺观必印送张真人图像,至节则悬挂堂中。”[25]“天中节……堂中悬天师收五毒像。”[26]“(五月五日)贴僧道所印送张真人驭虎符于室中。”[27]

室内遍洒雄黄酒和小儿额头点雄黄酒汁是去毒和驱除疾病,这个习俗普遍存在于清代的两湖地区:

五月五日,悬艾蒲于门外,贴僧道所印送张真人驭虎符于室中,食角黍、盐蛋,饮雄黄,以雄黄涂于小儿耳鼻,云辟百毒。艾蒲暨百草汤浴身,又以雄黄酒并蒜汁遍洒户壁间,辟蛇虫;或捕蟾蜍以墨入其腹中,倒悬一足,俟干取出,治肿毒有验。[28]

五月“端午”,悬葛藤、艾叶、菖蒲于门,用雄黄、朱砂合酒饮之,以其酒涂小儿额以厌疾病,或佩符蒜辟毒。[29]

五月五日,城市龙舟竞渡。比户食角黍、饮雄黄酒,采艾叶、菖蒲悬之门,以辟邪。[30]

五月 “端午”,插蒲艾于户,饮雄黄酒,杵蒜水洒堂室中,曰辟毒。[31]

五月“端午”,户悬蒲艾,用雄黄、朱砂、菖蒲合酒饮之,以其酒涂小儿额,剪罗为香囊佩之。午时,浴百草汤,灸以灯柱,谓“免疾厄”。以蒜汁洒地,避蝎蛇虫蚁。戚友以蒲扇、角黍(俗云粽子)、鸡豚相馈遗。[32]

去毒气,驱邪气成为端午节生命精神的要旨,这种追求在两湖地区端午节中常常构成了端午节内在结构的意义链而涉及他们生活的各个层面。

五月五日,沿门插艾,悬葛藤,划龙舟为竞渡之戏。具角黍,酌蒲殇,以雄黄、朱砂和酒饮之,用以辟邪。或造纸船,游闹街市,谓之“送瘟”。[33]

五月五日为“端阳节”。门首挂菖蒲,悬艾叶,饮雄黄酒,小儿佩符蒜,涂雄黄于额,以祛病解毒。裹糯米为粽,如角黍状,彼此相遗。坊市造龙舟竞渡。皆旧俗也。“端午”前后,或道或巫为纸船,若龙舟状,首尾系锣一、鼓一,至人门首击且唱,谓之“收瘟”,妇女竞以米投之。[34]

五月 “端午”簪艾,饮菖蒲酒,采草药。屑雄黄和酒洒房室,点小儿额,谓辟疫。又,以菖蒲刻小葫芦,或以药屑为香包,系小儿衣襟。啖角黍,更相馈遗。旧于天河码头竞渡;于火星庙开坛作醮,扎舟送神,谓“瘟火会”。[35]

屋内遍洒雄黄酒、菖蒲酒是现实生活层面避免疾病的实践和操行。这种做法早在《四民月令》中就有记载:“是月五日,可作醢,合止利黄连丸、霍乱丸。采葱耳,取蟾蜍,可合创药,及取东行蝼蛄,治妇难产。……是月也,阴阳争,血气散。先后日治各五日,寝别内外。阴气入脏腹中,塞不能化腻,先后日至各十日,薄滋味,毋多食肥腻。”[36]

上述记载表明:清代两湖地区端午节中“食角黍”、“饮雄黄酒”以及悬艾蒿于门户在于驱邪、避邪。室内遍洒雄黄酒,小儿佩符蒜,涂雄黄酒汁于小儿额头在于祛病解毒和避疫,这些与龙舟竞渡的“送瘟”、“收瘟”等共同构成了端午节的意义指向,那就是送瘟避邪和禳解毒气。这些以人为本而构成的端午节习俗的精义在于守护人的生命,守护人的生活、守护人的健康。

“续命缕”与护佑生命

清代两湖地区端午节护佑人生命的习俗最典型的要算护佑小孩和妇女的生命了,其“续命丝”或“续命缕”就是代表。

清道光二年湖北《黄安县志》曰:“(五月五日)小儿……佩以五色彩线、香囊,古所谓续命丝也。”[37]

清同治六年《钟祥县志》曰:“端午……儿童佩艾虎,系五色续命缕。”[38]

清同治五年《郧县志》曰:“又制纱囊,杂[彩实]香屑系以五色丝线,谓之续命缕。”[39]

“续命缕”有称“长命缕”、“长命线”。清道光五年湖南《晃州厅志》:“五日端午节……小儿系长命缕于臂。”[40]

清光绪六年湖北《蕲水县志》曰:“五月五日端午节……以彩丝系臂,谓之长命线”。[41]

“续命丝”和“长命缕”,早在汉代就已经成为清明节的护身佩饰了,《风俗通义》记载:“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缕,一名朱索,辟兵及鬼,命人不病温。”[42]《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条载:“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使人不病瘟。”吴均的《续齐谐记》里为屈原投放的粽子是以“以五彩丝缚之”,用来驱赶水中蛟龙。唐代《岁时杂记》曰:“端午百索乃长命缕等物遗风尚矣。时平既久,而俗习益华,其制不一。《纪原》云:百索即朱索之遗事,本以饰门户,而今人以约臂。又云彩丝结纫而成者为百索纫,以作服者名五丝。”[43]

这里的五彩“长命缕”主要功能是避瘟,据说与东汉永建年发生的瘟疫有关:“夏至著五彩,辟兵,题曰游光。游光,厉鬼也,知其名者无温疾。五彩,辟五并也。……永建中,京师大疫,云厉鬼字野重、游光。亦但流言,无指见之者。其后岁岁有病,人情愁怖,复增题之,冀以脱祸。今家人织新缣,皆取著后缣二寸许,系户上,此其验也。”[44]“五彩缣”主要系在户上用以避瘟、保健康,后来这种健康的习俗粘到端午节之上,成为端午节护卫生命健康的习俗,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端午节避瘟去病,护卫生命的功能。

端午节的“续命缕”在于护佑人们生命健康,在于祈祷人们健康长寿,《清嘉录》卷五“长寿线”条曰:“结五色丝为索,系小儿之臂,男左女右,谓之长寿线。”将“长命缕”视为“长寿线”的习俗在20世纪20年还保留着,《中华全国风俗志》引浙江《西安县志》曰:“端午……以彩丝为索,系儿童项臂,曰百岁为索,以辟邪延寿。”[45]

清代两湖地区端午节的佩饰除了小儿的“续命缕”,还有妇女头上插艾、身上佩香囊等习俗,这些习俗与“续命缕”组成了相同的意义诉求。

五月五日为“端午节”。插艾挂蒲,饮雄黄酒,为角黍、馒头馈送

TAG: 端午节 精义 生命 习俗 两湖

瑶族小妹的个人空间 引用 删除 瑶族小妹   /   2010-05-15 18:17:19
还有一个月才到端午
湖南又开始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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