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魁立老师为《民间叙事传统与故事传承》写的序言

序 言

刘魁立

我认识继富是在1987年，时间虽然过去20年了，但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相见的情景。那年夏天，我在西藏拉萨讲课，为《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西藏卷》进行搜集人员的培训工作。在近半个月的时间里，多次和继富见面，他个子不高，人很白皙，他是从林芝来到拉萨的，见了我的那种亲切情绪也深深地感染着我。在拉萨的两个异乡客，就有了某种似乎是“乡亲”或者“同类”的亲近感。他大学毕业以后，就支边在林芝西藏农牧学院教授汉语言文学，在艰苦的边塞贡献着对祖国人民、对民族兄弟的诚挚的爱心。因此除了亲近感之外，又使我对这位个子不高，但生气勃勃的年轻人的深深的敬意。我们交谈的次数很多，我从他那里了解到不少藏族同胞文化生活的情况，也鼓励他利用宝贵的机会和时光为藏族民间文学多留下一些时代的实录。

他在西藏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工作了八年，后来回到武汉，到华中师大中文系任教。这期间，我们又有了会面交谈的机会，那是在武汉召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代表大会期间。再此相逢，像老朋友似的聚谈，更多了一层亲近和彼此的关切。

这个世纪初，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做访问学者，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这个期间开会的机会多，他每每都来参加。我的讲座他也常常前来旁听。转过年来，他录取为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由我来担任他的指导教师。

从这时起，在几年的时间里，对他有了更深切的了解。

他在学业进取方面的刻苦精神和坚持不懈的韧劲是同辈同学中数一数二的。我有时感到，仿佛有一种艺不如人、要急起直追的紧迫感在鼓舞着他，让他刻苦地追求。他总感到时间不够，他珍惜每一分钟，在图书馆从早坐到晚，天天如是，长年不懈。他写的东西很多，在同学中是最多产的一个。当时我和几位博士生每周必有一两次时间不短的学术谈话，我们在一起喝着咖啡，讨论问题，继富总是用心地记录，而且也是积极参与对话的一个。

研究生的生活是紧张的，但也是懒散的，食无定时，起居无定时。个别人甚至为了避免干扰，在时间安排上，夜间工作，晨昏颠倒。而继富则坚持黎明即起，坚持晨练，坚持长跑，同窗好友们开玩笑地说“他有一副魔鬼的身材。”

他做事不苟，在于他的情感真挚。对事如此，对人更是如此。他是一个感情充沛，率真而有激情的人，我常常被他的真挚情感和率真、有激情所感动。2006年7月，我在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武落钟离山，看到他和当地杰出民间文化传承人刘华阶老人之间的家人般的亲密关系，再次使我受到感动。

继富在学习期间，还承担着华中师范大学的教学工作，他每年假期都有很重的讲课任务。他总是胜任愉快，我从来没有听到他发过牢骚。

说到论文的写作，他也是一丝不苟，而且努力要有所创新，有所发现。他的这篇博士学位论文，在立意方面，我们反复讨论过多次，他不厌其烦的修改、打磨，精益求精。

过去，在民间口头叙事问题的研究中，民间叙事传统和故事讲述人个性问题始终是两个重要主题。但是，这难以分割的两个侧面往往被孤立起来，对于它们之间的联系，或者是置于不顾，或者当作“黑箱”处理，笼统而抽象地加以交代，总之是并不深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对于民间叙事传统缺乏明白而具体的阐释和定量、定性的分析。

说起民间叙事传统，没有人敢否定它的存在，因为这一传统明明白白体现在各个时代，乃至每一个讲述人的讲述活动中，它是“顽固的”，但它又是潜在的，像灵魂一样是难以描述的。在许多人的著述里，往往被扩大成为民间叙事的决定性的，甚至是唯一的重要因素。例如，仅仅痴迷于类型学研究的绝对主义者，就是最好的例证。另外，也有的学者把传承人的个性夸大到不适当的地位，忽视了它仅仅是民间叙事传统中间的一环和一个具体时空中的表现。在这两种情况下就很难揭示出民间叙事发展进程和现实表现的真谛。

继富的这部著作在民间叙事传统的问题上进行探索，追求学理的发现，应该说他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为进一步的深入探索提供了极为有益的思考基础，会给有志于探讨这个问题的研究者以有益的启迪。这部著作在课题立意方面，在研究方法方面，在实证探索方面都有新意。我觉得，这部书的出版作为一个标志，是他在科学研究道路上的一个新起点。我相信，他会从这里出发，不断地攀登一个又一个的高峰，给我们贡献出一个又一个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此，我愿给他最美好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