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反叛者”

这两个人，一个是德国的赫尔曼 鲍辛格 （Hermann Bausinger)，另一个是瑞士的鲁道夫 布劳恩(Rudolf Braun)。

他们都是民俗学的“反叛者”，但他们反叛的方式不同，这也直接或者间接地决定了过去四十年来这两个国家民俗学科的基本命运。

鲍辛格的民俗学背景是在德语系完成，看重语言文学和口头传承的民俗学取向，是鲍辛格不愿意认可的。但是他留在这个领域，并且用自己的研究实践改变这种状况，于是有了后来的学科转向，改换名称等一系列动作。布劳恩的博士导师是理查德 魏斯（Richard Weiss），受人尊敬的民俗学泰斗。布劳恩没有必要反叛他的导师。当魏斯意外遇难之后，布劳恩是接替他的导师的最佳人选，但是他拒绝了。他反叛的是整个民俗学科，在他眼里那是毫无生趣的“传统服装协会”。于是他转向了历史学，治社会史和经济史。

鲍辛格在图宾根大学的研究所，给德国学界带来一个新的学科名称：经验文化学。它成了德国民俗学的一个品牌，一面旗帜；布劳恩在苏黎世大学则创立了经济史与社会史研究中心。尽管曾经对传统服饰不屑，后来他却从知识史的角度进行了交谊舞和宫廷礼仪的研究，而他的学生和继任者雅各布 坦纳则是《历史人类学导论》一书的作者。

布劳恩和鲍辛格还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开设的课程多姿多彩，几十年的教学，相同内容的课程寥寥无几，这在自然科学甚至在很多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中也不多见。

鲍辛格是个有亲和力的人，那么平易谦虚，知识丰富，没听说过鲍辛格与谁有水火不容的传闻。布劳恩则是个甚至可以说脾气古怪的人，据说他曾经与自己的助手吵架到彼此都无法容忍，绝对无法在一起工作，但是因为助手的工作合同未到期，只好由大学校长出面协调，将助手调到另外一个研究所工作。尽管如此，与布劳恩个人有关联的活动，这个前助手都来参加的，是因为敬重和认可他的水平和才华。

鲍辛格是个温和的调和者。68年欧洲学生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他们这些年轻的教授受到双面夹击。从社会阶层上看，他们是学生运动要反抗的对象；从师生关系上看，他们则是学生的同盟军。鲍辛格以他的过人情商，去理解和支持学生的诉求，帮助斡旋大学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布劳恩所在的苏黎世，是学生运动的重灾区，课堂上“毛左”人物不在少数，但是布劳恩毫不拐弯抹角地说：“带着阶级斗争腔调的无产阶级苦难史，枯燥无味得就像一百米长的绷带一样单调”。说这话的底气，是他研究过纺织业（包括工厂和家庭作坊）对农村居民生活发生的并非只有负面的影响，他形象的比喻是，“棉线成了他们编织命运的经纬”。在极端毛左分子听来，这种冒犯真是十恶不赦。

无论鲍辛格还是布劳恩，都有很多景仰者。鲍辛格因为著作多，读过他的书的人往往成为他的追随者；布劳恩更倾向于“少动笔多动口”的类型，随处侃侃而谈，幽默智慧的火花四溅，是他的追随者们偏得的“小灶”。

布劳恩还做到了多数学者不能做到的事情：退休之后，放弃一切学术活动，一篇论文也不写。人家问他：你一辈子看书写字，现在彻底停下来，那你干什么呢？他的回答很简单：生活。他这样生活了十七年。

2012年5月19日，鲁道夫 布劳恩在瑞士巴塞尔的家中去世。其时他刚刚过完82岁的生日。在研究瑞士民俗的学者中，他算是长寿的了：魏斯59岁时登山遇难，鲁道夫 申达（Rudolf Schenda）在七十岁生日前一天，因突发性心肌梗塞而未能醒来。（申达去世的情形让人特别伤感：当时正好召开民俗学的年会，按照日程当天早上9点有申达的主题报告，可是他没按时出现。9点10分，他的夫人打来电话，说申达睡过去了。她还说，申达最愿意看到的，肯定是与会者按计划开会。于是，会议按照原计划举行。）布劳恩虽然算是长寿，他的学术产出却停留在65岁退休年龄上。

我曾经对坦纳表达过想见到布劳恩的愿望，坦纳也表示愿意帮忙，但是布劳恩性格古怪，肯定不接受陌生人来访，只好他陪我同去。想认识布劳恩需要三个条件：布劳恩心情好，愿意接受来访；健康情况允许；坦纳有空闲。这样的机会迟迟不来，我反倒能把这件事放下：学者布劳恩早就定格在学术史中了——不见也罢，让我保留一份好奇一份神秘。如今，我想认识布劳恩的愿望也被定格了。

坦纳转告我布劳恩去世的消息。我出于直觉上立刻把这个消息转给卡舒巴。两个小时后，卡舒巴回信说：前天我还和一名同事谈到他，心里还在想着他的近况如何。

一个从学术界淡出将近二十年的人，还能被遥远他国的同仁谈论想起，好作品是不会被忘记的。

布劳恩让我想到至今活跃的鲍辛格，一位比布劳恩年长四岁的老人，一位无法停止工作的学者，他的循环逻辑是：工作让我保持健康，健康允许我更多地工作。

当这两个名字被并置的时候，我在想：假如当初布劳恩没有成为民俗学的反叛者；假如布劳恩接替了魏斯在苏黎世大学的讲席，成为民俗学教授；假如布劳恩与鲍辛格联手，那么德语民俗学界会是另外一种景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