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的经历,底层的视角,他乡蜗居中守望热土人生

岁月、语丝、海德堡和韦伯们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1-08-14 06:13:11 / 个人分类:有空乱翻书

“岁月”和“语丝”两个词分别取自两本书名,两本追忆、描写海德堡的美文。其中《海德堡岁月》的作者是尼古劳斯·桑巴特(刘兴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海德堡语丝》的作者是金耀基(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两位作者都是社会学家,也都是文学中的性情人,都写得一手好文字。他们的书都是有图有真相,读起来有趣味也长知识,让人忍不住按图索骥,且读且深地追寻更多的海德堡的踪迹。

海德堡是德国式浪漫情怀的标志性地点。废墟中的古堡、历史悠久的大学,这里的风景之美被英国画家透纳以彩笔画捕捉过,这里的悠悠夜色被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以文字呈现过,而德国本土的诗人如歌德、荷尔德林对海德堡的倾倒早已让小城与诗人同不朽。海德堡也开民间文学与通俗文化之滥觞:由浪漫派诗人布伦塔诺和阿尔尼姆搜集编辑的三卷本民歌集《少年的神奇号角》(完成于1805-1808年,当然对它的“本真性”的质疑是另外一个经典问题)也是在海德堡完成和出版的。对海德堡的浪漫文化和大学生文化的想象进行传播,其实更多得益于一个话剧《古老的海德堡》。它的蓝本是一篇发表于1899年的小说,讲的是一个伤感的爱情故事:一位贵族王子在海德堡求学期间与一酒馆女招待之间发生真挚爱情却因为社会阶层的差异而劳燕分飞。该话剧于19011122日在柏林首演,此后被翻译成22种语言出现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亦被改编成轻歌剧《大学生王子》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纽约百老汇大获票房成功。在美国大众眼里,海德堡代表了美好的古老的德国。海德堡的浪漫神话就这样被“打造”出来了、被世人接受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故事的原作者Meyer-Förster本人从来没到过海德堡——彻头彻尾的虚构,从情节到场景。

这样的爱情故事当时在各大学城里普遍地、真实地上演着,只是现实中残酷的成分远远多于浪漫。比如,在哥廷根(季羡林先生留德十年的地方)的市中心水井处,有一抱鹅女少女的青铜像。这里至今保留的风俗是,获得博士学位的男大学生们在典礼之后会来这里给这少女献上一束鲜花。这个风俗被解释为是集体性赎罪仪式的延续。大学生这个群体对那些从乡下来到城里做佣工的少女始乱终弃的故事曾经屡见不鲜,纯情浪漫的背面是那些乡下姑娘汹涌的泪水和被毁弃的人生,而献花的仪式构成了集体性的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但是海德堡不懂眼泪,只在乎爱情。

被通俗文化的展演所选中,这不是海德堡的错。在海德堡大学也活跃着一批文学上、思想上的精英人物,他们则力图救海德堡陷入“俗”之泥沼。1926年以上演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为契机,海德堡开始举办每年一度的戏剧节,力图向世界展示海德堡的精英文化一面。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些德国文学大家的名字,托马斯·曼发表过在戏剧节上发表过演讲,Carl Zuckmayer获得过戏剧节颁发的剧作奖。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1929年,戏剧节终于因为财力不支而停办。海德堡也是纳粹德国文化想象的宠儿:1934年海德堡被选中为“帝国戏剧节”的主办者,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亲自担任总监,有权指定上演的剧目。戈培尔也曾经就读于海德堡大学,于1921年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他先后师从的两位导师都是犹太裔的著名文学研究者。在戈培尔的宣传计划中,海德堡之美要成为正在觉醒的德国的象征,海德堡的戏剧节要让全世界看到,第三帝国对艺术和文化的呵护与支持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纳粹意识形态对民众的宣传和渗透正是以追寻传统、看重文化的方式进行着:浪漫的布景之下是狰狞的血腥 ——戈培尔是希特勒的心腹,是纳粹政权灭绝犹太人政策的主要责任者。

来过德国的人,鲜有不到海德堡的;到过海德堡的,鲜有对其不着任何文字的。我手头两本谈论这个城市的美文,均出自社会学家之手的,一本是尼古劳斯·桑巴特的《海德堡岁月》,另外一本是金耀基的《海德堡语丝》。随着他们的文字,另外的两位社会学家韦伯兄弟(马克斯·韦伯,1864-1920和阿尔弗雷德·韦伯,1868-1958)出现在海德堡的学术风景线中。尼古劳斯·桑巴特的父亲是维纳·桑巴特是马克斯·韦伯的同事,而他本人则在海德堡师从阿尔弗雷德·韦伯,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后来放弃学术职业,专门从事文学写作,是二战后德国文化界响当当的“花花公子”,他本人对此也并不讳言。金耀基则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的讲座教授,是研究马克斯·韦伯的专家。

韦伯兄弟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研究,都成为大学教授,二人曾同时任职于海德堡大学(马克斯·韦伯来到海德堡任职是在1896年,而阿尔弗雷德·韦伯的任职则是在1907年)。他们都被称为社会学家,也有一些共同的观点和学术活动。尽管如此,称兄弟二人为学术双璧还是太勉为其难了。弟弟晚于哥哥四年出生,却比哥哥多活了38年。哥哥马克斯·韦伯是个天才的演说家,超级的政治活动家,是个魅力型的领袖人物,甚至连他自己也认为,也许从政比从事学术研究更适合他。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也有他自己的追随者和崇拜者,尼古劳斯·桑巴特就是其中之一,但是“他不善言辞(或许也不得不说:不会写)。他的讲课简直惨不忍睹:根本无法把句子说完,语无伦次,抓不住重点。但大家还是清楚地知道他想说什么。他所致力的伟大的思想过程清清楚楚从那结巴的语句中展现出来。他迫使他的听众一起思索。”(桑巴特,第126页)。兄弟二人身后的影响也无法同日而语。马克斯·韦伯的作品经由帕森斯被英语学界所认可和接受,被认为是对现代社会学最有影响的三大人物之一(另外两人是法国人迪尔凯姆或者译成涂尔干、德国人卡尔·马克思)(金耀基,第51页),而阿尔弗雷德·韦伯在英语学界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即便在德语国家他也几乎被学术界所淡忘。

马克斯·韦伯的天才智慧在青少年时期已经展现,十三岁的他已经开始阅读叔本华、康德的著作。他的学识渊博深邃,跨法学、历史、经济学等若干领域。他在海德堡大学担任的是经济学教授职位,直到1918年,维也纳大学为他特设了社会学讲席。1919年,他转至慕尼黑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翌年因患流感引发肺炎不治而亡,终年56岁。韦伯的著作数量众多而且难读,大量是在他去世之后才得以整理出版,因此对韦伯的解读也不尽相同,对“韦伯学”的诠释变成了一件争论不休的事情。尽管马克斯·韦伯无意于建立大思想体系,他与尼采被认为现代世界的两位先知。工业化的发展、对宗教的祛魅、理性主义的兴起以及应运而生的社会管理上的科层化的出现,在他看来是西方社会的现代化之路。韦伯的众多写作主题,都围绕着去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理性文化,最先在欧洲或者说西欧发展起来?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基调正是让关于现代化的理论设想遭遇来自非西方文化强烈抵制的原因。在谈及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问题上,人类学者有其充满了警醒戒备之心。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偏偏是有着强烈的文化相对主义传统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对马克斯·韦伯情有独钟,其核心人物便是格尔兹。格尔兹在哈佛大学师从帕森斯,通过帕森斯感受到马克斯·韦伯的伟大,他也是美国人类学家中少有的能读德文著作的人。他的“文化是人类编织的意义之网”(大意如此,非准确引文)原本出自马克斯·韦伯,他提出的“阐释人类学”则脱胎于韦伯的“阐释社会学”(Verstehende Soziologie)。

马克斯·韦伯致力于从人的社会行动中理解社会发展的进程,他的恢宏大气之处在于在宏观的层面上揭示各种制度安排之间的相互关联。与尼采一样,马克斯·韦伯对现代世界也充满了悲观主义的观点,他预视到科层社会是钳制个人的“铁笼”,他提出“魅力型领袖人物”的概念,要求加强这些领袖人物的权力,以便让他的理念在政治领域里获得尽可能大的影响。这些影响目的在于对抗现代社会中日益增加的科层化和常规化。政治领袖的文化理念可以产生对抗现代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动力(Schroeder: 217)。关于议会民主制度,马克斯·韦伯也持相当怀疑的态度。1919225日,他在《柏林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帝国总统》的文章(见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版),论述全民直选总统的七个理由,很好地体现了韦伯关于现代社会中民主制度的意义的看法。在韦伯看来,有必要从统治者的角度来分析近代群众政治格局中民主的功用。民主的进程可以使领袖型政治人物突破现有的权力格局脱颖而出,同时也具有足够的正当性去行使身为行政部门的首脑的权力,“必要时尚可运用搁置否决权、解散国会权以及公民复决权,却是真正民主的守护者”(韦伯:317)。

一个不太让人感到愉快、但是人们又不由自主地去发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马克斯·韦伯没有早逝、如果他活着看到了希特勒成为国家元首,他会支持纳粹的政策吗?马克斯·韦伯本人是德意志民族复兴的倡导者,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支持者。当然这永远只是一个假设的问题。韦伯身边的人说,他是一个有如此悲悯之心的人,他决不会支持纳粹的暴行。问题是,身处纳粹时代的很多德国人,他们声称自己当时对纳粹的暴行一无所知。虽然战后德国社会对那些纳粹“跟风者”的道德谴责一直不断,但是从认知上不能排除,当事人对每天常规性的事件失去了认知上的敏感而不再追问。马克斯·韦伯看到的理性化的现代社会令人绝望之处正在于此,人被关进科层制度的铁笼。后来的事实也证实着大师的洞察:就在联军解放集中营的前夕,当纳粹在最后的时刻进行焚尸灭迹、销毁罪证时,相关人员对所消耗的燃料汽油还列出了详细的清单。令作家乌韦·提姆感到震撼的一个细节是:他的哥哥曾经属于纳粹的精英部队党卫队骷髅纵队,按规定所有的队员被禁止写日记以免留下任何部队行动的踪迹。但是,他的哥哥偷偷地写了日记。在他的哥哥阵亡之后,日记本竟然与其它遗物一起被交还给阵亡者的家属:每个环节上的人都按照预先的规定性行事,事物整体上的关联被视而不见了。

与马克斯·韦伯对后世学界影响比起来,阿尔弗雷德·韦伯几乎可以说被人遗忘。对阿尔弗雷德来说,社会学的中心关怀,在于分析历史整体存在中的人类的命运,探索人类的“灵魂与精神”特质,在历史过程中的人类变化和变异。他认为人类基本上是可变的,他的目标也是要创造一个新的人类,把个人发展成自由的人。在出版于1946年的《自由社会主义》一书中,韦伯表明纳粹主义已在一个历史发展的末端,当今一般的德国人具有服从、缺乏勇气和肆无忌惮的特质,原本明显追求自由及争取自由的主要素质遭到埋没。阿尔弗雷德·韦伯设想中的新德国人的具体特质为“热爱自由、自我负责、具有人性及判断力”。这种“性格质量只能在一个保证国家自由及民主发展的政治经济体系中发展。这包括了建立法治国家及国会民主制度,包括了在经济范畴中所有社会力量的完全参与,及创造出一个保证德国和平发展的外交协调体系”(桑巴特:130)。他的这些基本的想法,都形成于皇权时代。阿尔弗雷德·韦伯是一个将政治思考为己任的学者,他不认同其兄长马克斯·韦伯“价值中立”的观点。正如桑巴特所言,阿尔弗雷德·韦伯所热衷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社会主义与民主如何才能得以共存的问题。作为一个学者,他的着手之处不是意识形态的标签,而是在世界史的脉络下,去追溯这两个主导思想的历史源头和社会史源头,检视这两种思想实现的发端与机会(同上:127)。他的这些基本思路,今天仍然有继续探讨的必要性。

读已故大师的经典作品是很值得做的事情,因为可以拉开时间的距离,更好地确立那些思想火花在其总体的设想和观点中的位置,尤其是有一本类似金耀基或者桑巴特写作的美文在手,无异于到了某个陌生城市的一份市中心名胜导游图。读经典的目的似乎也可一分为二:一是纯知识、纯思想的乐趣,寻找与大师思想一起飞扬的快感;二是出于工具理性的想法,将先贤的理论思考用来协助分析自身研究对象。无论出于哪种目的,两个韦伯都值得关注。出于第二种目的的话,即参照韦伯们的思考来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我觉得有必要先有一个对中国社会的基本判断:中国是正行进在工业化、理性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上吗?那么去读马克斯·韦伯;中国是在以自身的文化为根基,进入普适的、全球性的文明进程当中吗?那最好去读阿尔弗雷德·韦伯的《文化社会学》和《自由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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