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的农民们

写下这个感想，是看了车前子和英格阿古两位关于小岗村的博文。先谢谢二位。

把叙事和议论分开两层说。

叙事是：小岗村人均五亩地，曾经开承包制之先河，三十多年过去了，生活水平只有温饱没有小康，没能致富。有干部下乡来，要帮助农民走集体致富、规模农业的路，遭村民坚决反对，难以实行。

议论是：无论是电视剧《永远的忠诚》还是大部分网友评论，主调对小岗村的农民持批评态度：懒惰、自私、不求进取、小农意识。

但是干我们这行人，和底层接触的多，感觉上这些说法不对劲或者说不完全正确。我和上面提到的两位博文作者的感觉一样，所以这几天脑子里一直是小岗村和其他村里的农民们。

人均五亩地是个非常好的数字了。在人口密度大的华北平原上，人均耕地远到不了这么多。我呆过的村子人均才一亩半，有的邻村还更少。

1978年的时候，人均耕种五亩地，小岗村的日子比别人好，甚至比城里人好。30多年过去了，那么多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被开发、被利用，整个社会的财富和生活水平扶摇直上，可是小岗村的农民占有的资源没有变，还是那么多，还是五亩地，这还得说假如土质没有变得比以前贫瘠了的话。当其他产业靠大量消耗这个社会共同的资源而致富的时候，让小岗村的农民添上一把米，煮出一大锅饭，外加飞禽走兽肉，这现实吗、这公平吗？还有那些人均耕地更少的农民呢？

卡尔·波拉尼的《大转变》一书，近几年很受中国学者的青睐，因为我们的社会也处在大转变中。波拉尼的中心立意是要打破人们迷信市场万能的神话。在波拉尼看来，经济从来都是由四种因素构成，除市场以外，还有回馈互惠、再分配和自给自足。从经济的角度看，农民应该以怎样的方式获得多少社会财富说到底是个再分配的问题。

从社会的角度看，让农民群体分享社会共同财富也是社会公民权的问题。现代国家的基本理念是要保证为其公民提供足以维持生存的基础物质条件。但是这里面就出现了可以协商的问题：多少才是生存的底线？这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这个标准的制定，都是相对于社会平均的富裕程度而言，比如通过GDP，比如国家财政收入来衡量。而我们，一个在很多方面非常现代化的国家，接受过这个理念吗？城市低保算是一种尝试吧，农民呢，还得靠自己在市场大潮中挣扎吧。

温铁军这位从事农业经济研究的学者曾经说过，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靠农业致富的。农业有两个功能，一是供应食品，二是有生态环境的功能。对此我是非常认同的。在经济水平好一些的国家，靠农业集约化经营而维持中等生活水平的前提是，农业收入在很少人当中分配，也就是种几百公顷的土地所得也就在一两个人中分配。而且农业享受政府补贴。

集约经营、规模经营的另外问题是，经济中自给自足的层面完全被忽略，采取了完全的市场导向，这不可避免地造成整个经济和生存链条的脆弱。我曾经见过有钱人到村里租下几百亩地，专门种植大蒜（那还是多年前，大蒜不贵的时候），说要加工之后发往韩国因为那里把这些大蒜当药吃。你真的有一种很吊诡的感觉：中国那么多张嘴物要果腹不去管它，偏要看重所谓的国际市场。难道其他的国家都不种地、都没有农产品吗？

发展工业，招商引资的陷阱也很多，这是大家都明白的事。就算投资顺利、企业盈利，也是投资者赚得盆满钵满然后走人，与农民有多少实际的好处，是很可怀疑的。他们留下的是或轻或重的水源、土地、空气污染，其痕迹多年难以消失。而无法走人的是那些农民，分钱时望眼欲穿无份，承担恶果时却在劫难逃。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很难过，因为自己的无能为力。别用这样的话来堵我：难道你有更好的办法吗？我没有，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曾经真心地对村里的书记村长说过：佩服你们，给我一个村我治理不了。而且我还很偏执地认为，那些自以为能为施政建言的学者，基本上卖的都是大力丸。

这是一个基本的国家理念问题：谁拥有这个国家的资源和财富的产权？埋在地下的煤和石油，谁开采出来就是谁的财富吗？长江的水力，哪个公司把它截起来变成了电，挣到的钱就归这个公司了吗？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人口红利”是很花哨的说法，本质上是数额巨大的国民没有获得社会公民权，没有参加社会财富的再分配。那些十几岁、二十多岁活跃在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他们三十几岁的时候腰坏了、腿坏了，手指关节肿胀，四十几岁的时候丧失了劳动力，其余生如何度过，可想而知。这样的人还不是运气最坏的，那些得了尘肺病的人，还活不到这个年龄。

社会财富的集中使用，让人看到的是中国令世人瞩目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的提升、军事力量的增强、科学技术的创新、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中国在这些方面都进入了世界的前列。但是不能忘记这些成就的前提。中国面临一个很残忍的二难选择：是维持现有的分配格局，保持现在的繁荣模式，即把辉煌建立在对大批底层的奴役和剥削之上呢，还是将社会公民权扩大到所有的人，让每人都获得一勺羹汤呢？这会涉及到很多人的切身利益的：农民工的孩子以同等的条件在北京上海参加高考、录取的话，北京上海孩子原有的低录取线特权就受到了挑战。当农民要用地里的出产养家糊口时，大白菜就不可能卖2分钱一斤，两毛钱一斤也太少呢。当买个西瓜和吃一筒哈根达斯冰淇淋价格相仿时，那些小资生活的所谓文化情调就会大大打上折扣的。当都市白领阶层雇不起那些兢兢业业、低眉顺眼的居家保姆、周末得自己洗涮擦玻璃的时候，他们会愿意放弃现在的舒适吗？当还他人以公平，必须以牺牲自己的生活质量为代价的时候，有多少人还会追求这公平的理想呢？

当纪录片和网友们指责小岗村的农民们自私、懒惰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在帮助营造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权势话语，把具有结构规定性的社会苦难，归结到个人的道德品性上。对一个二本毕业、家里无权无势、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你当然还是可以指责他或者她为什么没有更努力、为什么不是更优秀？你还可以讲出一串成功的故事，比如唐骏马云什么的，明明人家都说了，人家的成功是可以复制的，你为什么不复制一份呢？但凡在社会上碰过壁的人，谁还真相信这些励志故事呢。小岗村的唐骏马云们就是南街村，再早一点儿还有大邱庄。

“但留方寸地，待与子孙耕”，能守住一点儿土地，对农民来说，就是最不坏的选择。的确，种地只能求温饱，不能指望小康。把自己的地让给人家办工厂，靠全球市场上美国的粮食来养活中国的人口，这情形怎么都让我感到有些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