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瑞士打通了一个全长57公里的铁路隧道,刷新了一项世界纪录。
正好日前读到雅可布·坦纳的一篇学术随笔《隧道视野》,为领会内容起见,边读边翻译成了汉语。附在下面,与同好分享。因本文为未刊译稿,亦未获原版权所有者的翻译授权,欢迎围观,谢绝引用。
隧道视野
雅各布·坦纳(Jakob Tanner)
“隧道”是个行旅概念,是那穿洲越际、历经不同的话语格局和学术风范的遥远旅程。在法国,tonnelle一词在传统意义上是指陶土质的拱形物,其功用是巨桶容器。各种比喻的说法表明,它意味着物的储备:谁举办一个庆祝活动的话,就说他打开一只桶(ein
Fass aufmachen是惯用语,字面意思为把桶打开,意指尽情尽兴地庆祝—译者注)。说一个人把桶底打掉了,那么在人们眼里他(她)就超越了底线(原文是:Oder
es schlägt dem Fass den Boden heraus, wodurch ein Fass ohne Boden entsteht.这个句子里用了两个俗语,dem Fass den Boden herausschlagen,本意上是把桶底打下来,指某件事做得太过份。Ein
Fass ohne Boden在字面上是指没有底的桶,意指无底洞、没有底线)。在十九世纪,tonnelle一词经由英语进入德语,在新的条件下找到了新的共鸣领域。在铁路技术成熟的时代,tonnelle一词延展到指那些穿透山体的管状空间,蒸汽机车从中轰鸣而过。借助现代技术造成的隧道,成为空间和时间工业化的有力象征。那些经历过进步的人,看到了隧道尽头的光亮—这也意外着,隧道的隐喻潜质从言语上推移到视觉范围。电影摄影学意义上的围观热情和“眼睛文化”完成了“隧道”和“视野”之间的想象桥梁。“隧道视野”(Tunnelblick)一词出现了。这个词在隐喻层面上表明了空间挤压和希望之间的关联。空间范围越是被压缩在一个狭窄的、管状的过道中,人们对黑暗之后重见光亮的期望就越强烈。隧道之所以能被忍受,是因为它已经包含了一种未来承诺。
隧道也为灾难性的中断提供了素材。在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 1921-1990)的著名短篇小说《隧道》中,出现了这样的对话:“先生,……,我们是怎样就到了隧道里的,我是不知道的,我无法给出解释。不过我请求您想一想:我们是运行在轨道上,隧道必须通向某个地方。没有什么能表明,在隧道里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当然,除非是它永不终止。”(Dürrenmatt
1996:224)一个火车司机对一位二十四岁的男青年这样说。这位青年想知道,为什么今天这列行驶在通往苏黎世,一个普通的、他经常乘车的路段上,却进入了一个隧道,一个“对他来说比以往都长”的隧道(同上:218)。他想到了在进入隧道之前穿越过的美丽秋景,那大约是二十分钟之前的事了,不由得心下惴惴,于是他想从火车司机那里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在他和那位不知所措的火车司机以充满危险的方式进入机车空无一人的机器间里时,在这些“没有知觉的工具”当中,他察觉到那些到目前为止主导他的生活的“日常性”和“永远重复不休的年月日”,他实现了开始“跌入地层内里的险程”。(同上:226)在这里,隧道用来既比喻生活世界的惊恐,同时也比喻一种预期的实现。隧道让感觉变得敏锐,却让视域变得昏暗。隧道的终结之处,是重复无休的“已经熟稔”世界的完全中断。即使在灾难之中,光明也从未休止。
对汉斯·布鲁门贝格(Hans Blumenberg)这位区分“生活时间”与“世界时间”的哲学家而言,“隧道”体现了人的最根本问题。尽管技术让事物运行日益加速,被想象的“世界”和被感知被经历的内容之间的裂缝却永远无法弥合,而人的生活则在这裂缝中得以展开。由于人的“生物有机体根本性的时间缺失”,人就拥向那些可以让人反思和忍受这些焦虑的“纯符号”(Blumenberg
1986:269)。在讨论理论生物学家雅各布·冯·于克斯屈尔(Jacob von Uexküll)(Uexküll 1928)的思想观点时,布鲁门贝格试图去领会那些从有机体出发的、特别受限于其感官和其生活时间所形成的世界图景。在这一世界图景中,时间是彼此分离的“时刻”(Momente)“不为所知的并序排列”所造成的效应,而在那些彼此分离的时刻中,世界“静止不动”。由于不同有机体分别支配着结构各异的感官,因而他们生活在不同世界里。于是出现了对世界感知的隧道,即所谓的“察觉世界隧道”(Merkwelttunnel),其可以扩展为“周边世界隧道”(Umwelttunnel)。这个隧道由离散的“圆盘”(runden
Scheiben)组成,而每个“园盘”则构成一个“时刻”。按照于克斯屈尔的说法,每个有机体都构造了自己的泡状或者管状世界。
布鲁门贝格评论道:“按照这种比喻思路走下去,世界时间即有机体的总体,就转变成生活时间的管道系统,就像包装袋里的空心面条一样可以被拿出来。”(Blumenberg 1986:285)他自己有点儿震惊于这一结果的无意义性。他的结论是:由于人对外在世界坦诚开放的天性,人不是包装袋里的空心面条,人能从外部看到自身及其与此相关的问题。不过意识到“生活时间”和“世界时间”这把张开的剪刀就会让人感到更加苦楚,因为人明确知道认知问题和情感问题的无从解决。
布鲁门贝格的隧道观点对活着的有机体来说是根本性的。从这种理解出发,就会形成一种对隧道的负面的解读方式。“隧道视野”在比喻意义上的一个贬义用法是指一种社会病态现象,它出自眼科中对“管状视域”的诊断。广为人知的还有由于大脑受酒精影响而导致的视力范围受限,造成反应能力上的缺失。“隧道视野”被借用为意指制度化的愚蠢。这类指责可以列出来一个长长的单子:经理们以隧道视野来看待企业的复杂处境,因此无法认识到面临的机遇,也无法适当地估计出面临的风险。记者们面对无法从总体上把握而且彼此矛盾的各种信息,干脆躲进自己的感知管道,在避免与自己为难的同时,却剥夺了那些有批评性倾向公众的信息基础。在这些例子里,隧道视野代表的是带来负效的减弱事物复杂性的认知,以及缺少关联思考的能力。
在学术界,“隧道视野”指那些“残形专家”身上一种引人注目的特征。在一个专业结构严格细密的领域,越是纯熟掌握特殊的方法和研究方式,拥有专业技能的专家们最后成为“专业白痴”的危险就越大。这类专家对自己的领域了解得越多,他们能说出来的事关重要的话就越少。人在专业上变得越来越能干时,同时也会显示出其反面,即越来越愚蠢。那些“已经想过的”和“已经能做的”的东西胜过了那些“尚未知晓的”内容。不断累积的渊博学识同时导致了学术创新能力的萎缩。专业业绩的实施借助于精湛的模板使用技巧,工作效率的提高与原创性的降低同步进行。这种精神屏障—正如格利高利·伯特森(Gregory
Bateson)在他的著作《精神的生态学》中指出的那样,可以说从总体上涵盖了科学在社会中的角色。伯特森指出,那些源于工业革命时代、囿于严格的因果决定论表述方式的自然科学,在政治和思想交锋中体现出“日益增加的科学狂妄”,他对此提出批评。
这种对“隧道视野”的指责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为在这里“隧道视野”被当作了喻体,这种应用代替了对隧道现象的解释。如果我们进入了隧道,我们身上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形,不是越来越失去问题意识。恰好相反,我们对未知事物的敏感会增加,感觉无法期待之事的敏锐程度也会增强。1891年,在神学系大学生保罗·格雷(Paul Göhre)的身上就发生了这样的事。远离朋友和熟人,他要在一个工具机械厂呆上三个月。在开始他的“进入黑暗的旅行”不久之前,他写信给他的朋友、牧师马科斯·拉伯(Max
Rabe)。在对工厂日常生活中“个性”的历史研究中,阿尔夫·吕特克(Alf Lüdtke)如此评论这一不同寻常的参与观察形式:他认为,这次进入陌生世界的旅行,将一个神学学者从自身所属的有教养的市民阶层中分离出来,不可避免地与不安全感、忧虑担心和恐惧联在一起。他关注的问题是,这种对“黑暗”的经验,这种在自己的国家里遭遇“他者”的经历,是扩展了他对世界的感知能力还是使其萎缩,他的视野是被缩减了呢还是眼光因此变得更加犀利了。(Lüdtke
1993:27)“隧道视野”可以让感知范围受到限制,但是提高透视问题的清晰程度。
隧道也可以在语义层面上承载积极意义。它是效率的表征。铁路隧道是一种快速的连接,是让世界加速运行的一部份。它是省时效果的技术物化表达。总体上,隧道保证了高效,其代价是暂时性的集中和简约化。它避免了没有必要的绕路和诱惑。它之所以行之有效,是因为在其尽头可以看到光明之点。在心理分析的解释中,人的这种分散的驱动能量在文化上被捆绑在一起,凝聚升华为巨大的驱动力,使穿越文明发展漫长隧道的社会工程得以完成。
在反抗统治和追求解放的叙事中,隧道也出现了。在政治想像中,现存统治世界之下的隧道系统为反对势力提供一个看不见的空间,在那里各种联系渠道像根须一样延展出去。在虚构与现实之间的转换游戏中,迷宫式的隧道提供了隐密的逃生之路,它让秘密行动成为可能,它承诺救援,让另一世界上的希望近在咫尺。就始料不及的关联而言—不过是另外一种类型,这里也涉及到隧道效果的物理学概念,指的是隧道现象的彼此矛盾之处。这里涉及到的是非线性动力,在专家的眼里,似乎也是一种有魔力的同步性。在通俗读物里,这一现象被称为“投映”(beamen)。在物理意义上分隔的两个空间内的物体出现少见的互动,以及一个物体快速出现在另外地点的现象在物理学上被称为量子隧道(quantum
tunneling),这些现象与零时空间相关,在那里光速限制不再存在。实验室里的实验通过观察粒子穿越所谓的潜在隔墙的情形,来研究这一过程。在这个区域里,潜在的能量要远远高于动力学的能量。以前人们认为粒子穿越这些障碍的可能性为零。尽管如此,这一现象还是被“制造出来”了、被记录下来了。量子机械学对其之所以能如此的原因提供了解释,认为这是“隧道效应”。于是,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比喻就出现了,“隧道效应”隐喻了那些冷眼看来似乎不可能、实际上却存在的关联。这一隐喻的分析性潜力,在历史学中几乎还没有被尝试过。
参考文献:
Bateson, Gregory (1996): Ökologie des Geistes.
Anthropologische, psychologische, biologische und epistemologische
Perspektiven. Frankfurt a. M.: Suhrkamp.
Blumenberg, Hans (1986): Lebenszeit und Weltzeit. Frankfurt
a. M.: Suhrkamp.
Dürrenmatt, Friedrich (1996): „Der Tunnel“, in: Ders.:
Gesammelte Werke, Band 5 (Erzählungen). Zürich: Diogenes, S. 215-230.
Lüdtke, Alf (1993): Eigen-Sinn. Fabrikalltag,
Arbeitserfahrungen und Politik vom Kaiserreich bis in den Faschismus. Hamburg:
Ergebnisse-Verlag.
Neumann, Ria (2009): Tunnelblick. Bremen: Donat.
Nimtz,
Günther/Haibel, Astrid (2008): Zero time space: how quantum tunneling broke the
light speed barrier. Weinheim: Wiley-VCH.
Solomon-Godeau, Abigail (2002): „Tunnelblick“, in Herta Wolf (Hg.), Paradigma
Fotograie. Fotokritik am Ende des fotografischen Zeitalters, Band 1, Frankfurt
a.M.: Suhrkamp, S. 334-348.
Uexküll, Jakob Johann von (1928): Theoretische Biologie, 2. Gänzlich
neu bearbeitete Auflage. Berlin: J. Springer.
(原文出自《历史学家的工作。历史科学的理论和实践词典》(Anne Kwaschik, Mario Wimmer主编),Bielefeld 2010年版,第203-208页。Tanner, Jakob: Tunnelblick. In: Anne
Kwaschik, Mario Wimmer (Hg.),Von der
Arbeit des Historikers. Ein Wörterbuch zu Theorie und Praxis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Bielefeld 2010, S. 203-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