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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如今霜雪驻双鬓始知蜀道在人间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2-09-23 10:44:14 / 个人分类:好文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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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如今霜雪驻双鬓始知蜀道在人间

2012/09/23 00:00:00    来源:YNET.com 北青网       作者:罗皓菱

  “无奈 孤独 弱小从不肯放过我”———

  1999年,冯骥才在对法国的访问中,认识到罗尔马任文化部长时所进行的超大规模的全法“文化调查”的非凡意义。于是, 冯骥才这个名字一夜之间,成为了“抢救文化遗产”的代名词,他以笔为武器,频频发出犀利观点。在抢救的过程中,可谓屡战屡败,但仍旧屡败屡战,“无奈、孤独和弱小却不肯放过我,如果你不能证明我错了,我就绝不会停下来或掉过头去。”

  在北京入秋的季节,刚刚过完70岁生日的冯骥才也正式步入“金秋”。

  前几天,“四驾马车——冯骥才的绘画、文学、文化遗产保护与教育成就展”的展厅里,静静地流淌着电影《时光倒流七十年》的主题曲,身高1米92的“大冯”有一点点感伤,半晌吐出一个词——“百感交集”。这是李叔同暮年在杭州灵隐寺时,在纸上写下的四个字。

  “我的天性里有很多伤感的东西,但同时也有很多积极的因子,我对于生活并不消极。”曾经还当过篮球运动员的他长臂一挥,指着墙上展览设计图标,“你看这个形状,是个逗号,我喜欢这个意思,拒绝句号。”

  绘画、文学、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冯骥才说,没想到自己到了晚年越来越忙,不止一个人问他,70岁了,还不歇歇,换一种活法?他的回答是,我现在的活法不好或者力不从心吗?还有另一种活法更体现我的思想与天性?如果叫我换一种人生观和生命观,似乎已经不可能了。

  ■温故1942

  近些年来,冯骥才被大家所熟知,大多源于他对保护文化遗产的呼吁,他的形象大抵是肩挎相机,背后是无尽的田野、古老的遗迹或是了无人迹的古村庄。“我喜欢这样——在生活与文化深深的肌理里感受、思考和工作。”他说。在年纪稍大一些人的印象中,还依稀记得其实他最初是个作家。

  人们对他了解不多,源于他很少谈论自己,很多朋友,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家世。在跨入70岁的某天下午,无意中听到电影《时光倒流七十年》中的那首曲子,他突然有了一种很怀旧的感觉,“在这个翻天覆地般伤感的旋律里,我真的很像被拉进无比深邃空洞的时光隧道里,数不清的往事迎头飞来,鱼贯地撞在我心上,直到最后把我掩埋起来,甚至一时找不到自己了。”

  他突然觉得应该对自己走过的岁月做一点总结,“我活在过往的时光里,早已死去的记忆一个个复活过来,它带来昨日的气息与情感。”在金色的时光隧道尽头,他看到了1942年的那个春天,天津兆丰路上一幢洋房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继姐姐相继问世后,这个迟到的长子,必然成为了全家的宠儿。

  他的父母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而是上世纪初在“移民潮”中随同家人进入天津。父亲的家族来自吴越之乡浙江宁波,母亲则来自齐鲁大地上的名城济宁。很多年以后,在北京画院的一处茶苑里,被记者问到他的艺术生涯是不是家学使然,他立马反驳道,“不!我的父亲是个商人。”

  “我父亲不太喜欢我,我是说——他不像喜欢别人那么喜欢我,尽管我是长子。他大概不理解我为什么对艺术这么热爱。”他沉思片刻道,眼睛望着窗外,“你看对面那个建筑,我就能看上半天,因为它有一种特有的形态,别的地方没有。”一边说,还用手比划着。在他看来,艺术是什么呢?——“它应该是你的心和你的想象初恋,那个瞬间,所有的汗毛口都是张开的,内心充满了感动。”

  父亲在他印象里更像一个犹太商人,缄默而理性,“他钟情于创业,从银行到贸易,面粉厂到煤矿的兴办,他一心想把事情做大做强。然而我的天性却看不到生活中的商机,对营利的事无兴趣,因此不理解父亲,与他一直有距离。”但是,他的母亲倒是“感性”,而且“少有的美丽”。

  ■岁月静好

  尽管和父亲有距离,但他的童年仍然无疑是一个由阳光、笑声和美梦组成的美妙无穷的幸福混合体。在他的童年记忆中,全是各种胡思乱想和恶作剧。

  人的天性从少年时期就可以看到了。母亲曾告诉他,小时候早晨刚睁开眼时已经开始说话,晚间眼睛合上仍然没有闭嘴;只要有一点精力都会把它使尽——他至今仍然如此。他对世界充满好奇,很多时间在自己想象并不在现实中生活;他对视觉的美有特殊的敏感,记忆也大多是形象化的;他太顺从自己的性情,不喜欢任何束缚,不太喜欢做重复的事情,少年时最怕睡觉——因为感觉睡觉把有趣的明天推得远远的。

  由于身高优势,他从中学起就效力于篮球队,初三起习画,师从严六符学习山水画基本功,他梦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画家。但是命运的捉弄,19岁的他却因为“成分”问题没有如愿走进中央美术学院,而成为一名篮球中锋。

  因为伤病,在1962年的时候,冯骥才告别了球队,开始在国画研究会当起了一名画工,每天的工作就是临摹古画。但是让他感到幸运的是,同时自己也获得了时间和自由,“我可以自由支配自己,我从来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如果一个理想主义者想快乐地活下去,最好是钻进艺术而不是现实里。”

  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他还收获了人生最美好的爱情,他的爱人出生在天津五大道最大的一座西班牙式花园别墅,和他们家算是近邻,“我原本天性伤感,但被她有点异化了。她爱笑,我就说笑话给她听。她与我都爱画画,喜欢各种美的事物,甚至唯美得有点过分。美可以改变现实的一切,甚至把生活的苦变为可以享受的美。”

  他还记得,她送他的第一件礼物——一本《契科夫传》,而他则回赠了一本《唐前画家人名词典》,两个热爱艺术的年轻人,尽管生活并不如想象中一帆风顺,但也过得云淡风轻,诗情画意。蓝天底下,宣纸打开,你画人物,我补竹叶,一幅两人合作的《春园觅诗图》见证了那段美好的日子。

  “我降生在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里,可是从今天回头看,命运真的不会只把幸运给你,当你一只手接过来幸运,它一定还会把厄运塞到你另一只手里。”冯骥才说,“在1966年8月的红色风暴到来之前,我生活在艺术的、唯美的、理想主义的、性情的世界里。然而,这个世界一夜之间被粉碎。”

  ■一分钟的精神失常

  1966年8月,冯骥才因“出身”问题被抄家。那天,他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红卫兵押到一个房间,突然看到母亲坐在地上,头发剪秃,像个男人,满脸涂着紫药水,我突然觉得眼前一黑,失去知觉,过一分钟醒来后,围在他身边的人骂他“装疯卖傻”。

  事后母亲告诉他,他自以为“失去知觉”的一分钟里,其实是瞪着眼睛大声狂笑,形象和声音十分骇人。回忆当时的情境,他说,“我觉得好像有一个皮筋似的东西拉了我一下,这才醒来。有位医生说,如果没有那个皮筋,我可能真疯了。”

  还有他的“新婚之夜”,也是在一片恐怖气氛中度过的。他结婚的房间不足八平方米,床是用木板搭在砖头上的,晚上睡觉连门都关不上,只得用铁丝拴上。新婚之夜,楼下的红卫兵故意大声吹喇叭、用手电筒往屋里乱照,吓得妻子顾同昭战战兢兢穿着棉袄和他坐了一晚。

  整整十年,他说都在一种看得见的绞肉机里被各种尖利的齿轮倾轧着。为此“文革”后,他写了那部《啊!》,从这部作品到《一百个人的十年》所写的都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历程与体验。“我的青春连一丝阳光也没有。可是文学恰恰是在那个时代开始秘密进行的。有人说我‘文革’的情结太深,我说我对‘文革’没有情,只有结。这也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结,所以我要用笔来打开这个结。”

  同样可怕的还有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那场大地震也严重波及天津,死亡上万人。冯骥才记得,当时半分多钟的强烈晃动将家的后墙震飞,邻家的烟囱砸进屋里,身上全是破砖烂瓦,他是将幼小的儿子护在肚子底下爬出来的。

  第二天,他找朋友借了一台照相机,登上他家的废墟,不是取衣服和被褥,而是取了另外两样东西:一是他耗时一年临摹的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一是将震后家中所有细节都拍摄入镜。临走时,看到他家月份牌正停留在“7月28日”那天,便随手撕下,如今也成了他的“家庭文物”。

  ■文学年代

  “伤口里最容易生出文学。”他说,“我经历了抄家、暴力,以及恐惧、屈辱、折磨,以及任意的伤害,我曾想写过一部名为《抄家》的小说,但是最终我放弃了。我反而写了另一部《感谢生活》,因为,正是这种急转直下、一落千丈的周边,使我感受到社会人生的真谛;并使我从想象走向思考,懂得生命的价值和大我的失明,因而拿起更为沉重的文学的笔。”

  《感谢生活》里的原型是画家韩美林,创作背后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我当时把他的故事讲给巴金听,巴金写了一篇散文,叫《小狗包弟》,收在《随想录》里,讲给张贤亮听,他写了《邢老汉和他的狗》,后来我想我为什么不写,于是后来我就写了《感谢生活》。”说到这段往事,他依然乐不可支。

  他坦言至今仍然很喜欢这本小说,“你把艺术家放在生活的苦难里,他依然能够找到美。”他在小说里写了这么一个细节,“他被关到一个地方,晚上月光进来,照在窗户台上,那个地方是个瓷器厂,放了几个以前烧的有点变形的动物,月光照在上面,他被这个迷住了,其他都忘了。真正的艺术家都是纯净的。”

  除了《感谢生活》,他的很多作品都影响极大,他在改革开放后第一篇“伤痕文学”的代表作《铺花的歧路》被改编成儿童连环画,第一版就印了五十万册。成百上千的读者来信,“有的信打开时沙沙作响,是读者写信时的泪水滴在上边所致。这沙沙声深切地感动着我。”

  文学创作也是一件艰苦的工作,写作最初的年代,每年几十万字几乎把他压垮,大约两年时间他被“植物神经紊乱”——心跳过速、心悸和昏眩折磨着。文坛朋友听说病了都来看他,“记得夏天里的一天,忽然来了一位年轻人,光头流汗,红涨着脸,扛着个西瓜。他说,‘我是《北京文学》的编辑,我叫刘恒,我们领导听说你病了,叫我来看你。我下了车,心想总得给你带点什么,给你买个瓜吧。’”

  冯骥才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极特殊的时代,如今针对“新时期”文学,有很多批评,在他看来那是愚蠢的,“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有自己的属性,它勇敢地承担着那个时代的使命。它是当代文学史上仅有的一次批判过现实主义文学运动。”

  ■抢救文化

  1994年底,天津决定拆除老城,一下子把他从绘画艺术的自我中呼喊出来。“天津拆城前,对于这座近六百年历史、蕴含深厚的老城文化没有任何记录,一旦沦为推土机的牺牲品,后人将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故乡的笑与愁容。抢救,既刻不容缓,也义不容辞。我的文化保护就这样蓄意已久,一夜形成。行动也跟着开始了。”

  1996年,对敦煌与丝绸之路的文化考察,使他在广阔的历史背景获得更深刻的文化反倒是反省,并找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1999年对法国的访问中,认识到罗尔马任文化部长时所进行的超大规模的全法“文化调查”的非凡意义,这后来成为我倡导“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楷模。

  冯骥才这个名字一夜之间,成为了“抢救文化遗产”的代名词,他以笔为武器,频频发出犀利观点。在抢救的过程中,可谓屡战屡败,但仍旧屡败屡战,“无奈、孤独和弱小却不肯放过我,如果你不能证明我错了,我就绝不会停下来或掉过头去。”

  2001年以后,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成立,他还当选为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天大的事对我是天大,原来我一生最忙的时期,竟是在甲子之后,我庆幸在这个人们多半要‘告老还乡’的人生阶段,自己忽然站到了自己的肩上——忘记自己和看清楚了世界。”他说。

  文学,在这个阶段虽然不再充当主角,退居平行,但却是依然不断有新作面世,《俗世奇人》可以看作冯骥才在“文化小说”写作中攀登的最高点,大量的文章诸如《挑山工》《珍珠鸟》等30多篇被收入各种中小学教材。

  在2010年,他还为自己这篇最广为人知的《挑山工》写了一首七律,表达今日对挑山工的感悟。“少年常吟蜀道难,畏似天梯不可攀,如今霜雪驻双鬓,始知蜀道在人间;登阶步步背心力,面前依旧百重山,人生真谛君若解,应如挑夫莫不言。”

  20世纪最后十年,大冯自言真像是“乱花渐欲迷人眼”了,“我在文字、绘画以及城市保护多领域间来回穿梭,在不同地方不同场合遇到的人太多,自己要做的和别人要我做的事又全部挤在一起,我的袋子真有点‘撑不住’的感觉。但是我说过,‘如果你的胃有超强的消化力和吸收力,过多的食物只会叫你感到丰富与充实。’”

  回望自己过去的时光,冯骥才用了这样一句话,“20岁进入社会,50岁是不惑之年,70岁明白了天下与自己。”他说,“人总是在后程才明白了自己。如果还不明白,那才是白白枉费了一生。人生可以这样地‘走进’时光隧道,却无法使人生重来一次。好在我前边还有一段路,我知道怎么走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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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知遥

马知遥

马知遥,新疆阿克苏人,祖籍甘肃武威,父亲甘肃人,母亲四川人,出生长大在新疆小城阿克苏.天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博导。写小说诗歌散文,搞文艺批评多年.70后诗人代表.研究方向文化遗产学、民俗学、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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