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四大民间传说的另类解读

对中国四大民间传说的另类解读

马知遥/文

内容摘要：让百姓世代相传的原因不是历史不是教科书，是人们对故事的关爱对故事魅力的喜爱。所以虽然四大民间爱情故事的叙述类型各不相同，却因为它们共同的爱情主题，共同的“美女”故事原型，从根本上进入了一个叙述模式：美女（神仙）+凡人。将四大美女的身体与几大象征再生的动物联系到一起，民间传说显示出更广大的世界性和本质上的普泛效果。这一方面显示出中国人对生死循环生生不息的民间信仰，另一方面其实也突出地表现了百姓精神镜像中对美好事物的最好祝福：让她们不死，让她们在另一个世界获得重生。

关键词：四大民间传说 叙述模式 原型分析 民间立场

关于中国四大民间传说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本文试图通过对四大传说的叙述结构进行对比研究，找到传说之所有流传至今的文本原因，并找到民间接受过程中的内在心理机制；从人类学视角发现作为女神或者女英雄出场的女性主人公的原型意象和再生符号系统下的吉祥追求。

1、民间叙述修辞的同与异

如果我们对四大民间传说做一个整体性的比较，会发现一些很值得关注的问题。四大民间传说的主题都指向了爱情。这一永恒主题似乎成为传说的兴奋点。《白蛇传》中的白娘子和许仙，《牛郎织女》中七仙女和董永，《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梁祝，《孟姜女》中的孟姜女和丈夫万喜良。同样都是在写爱情，四大传说的叙述类型却有不同。《白蛇传》带有明显的“果报”加“报恩”故事结构，即民间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加上报恩故事。因为白娘子吃了许仙多年前的一个汤圆，从此功力扩大500年，成为神仙，怀着报恩的心理，她来寻找恩人，寻求报答。《牛郎织女》故事的叙述结构则隐含着“门第之爱”的故事原型，可以说这是中国版“灰姑娘”故事的异本。即男女主人公身份相差极大，却一见钟情，彼此恩爱。《梁山伯与祝英台》则是自由婚恋观下的人间悲情。两个相爱的人却不能违抗媒妁之

言、父母之命。自由的恋情无法抵抗礼法。《孟姜女》则是中国“旷夫怨女型”故事的代表。丈夫远征或从军，家中的女子千里寻夫。这样的女子要么找到了丈夫，要么就死在寻找的路上。从四大女性主人公形象分析，白娘子敢爱敢恨，为了爱不惜任何代价，甚至为了爱可以到代表着宗法制度的法海那里要丈夫，并水漫金山。《牛郎织女》中的织女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温良贤淑女子的代表。虽然出身高贵，却用情专一，能够与丈夫风雨同舟，同甘共苦。《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祝英台则是为爱徇情，生不能同床，死要同穴的民间爱情的形象代言，让我们看到了民间女子对爱情的坚贞不渝。《孟姜女》中千里寻夫，历经磨难的孟姜女是将爱情坚持到底，为爱而抗暴的烈女子，她感天动地，八百里长城都成为她的陪衬。而从故事的结局看，白娘子、七仙女、祝英台三位无论经过了多少艰难，遭遇多少波折，最后终于能够团圆。这是典型的中国叙事，即让故事的主人公能够苦尽甘来获得幸福。而其在讲述中的波折无非是叙述的策略，起到一波三折、悬念丛生的目的。而最不幸的莫过于孟姜女，她最后跳海自杀（有说是跳河，也有说变成银鱼）无疑给整个本来就悲情的故事增加了无穷的悲凉，让人看到了悲剧的力量。这属于在四大民间传说中叙述最残酷，最彻底的一个，让故事主人公死去而且死得非常惨烈，而之前让她受尽人间各种屈辱和磨难。这样的叙述方式在东方传说故事中极为少见。这几乎成为中国传说中很少见的“悲剧”故事。爱情因为悲惨而显得令人心寒。“中国古典美学是以和谐为美的，它强调把对立、冲突的关系组合为一个均衡、稳定、有序的和谐整体，在形式上，排除和反对一切不和谐、不均衡、不稳定、无序的组合方式；在内容上主张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必然与自由的和谐统一，因此在美的形态上只有壮美和优美，而缺乏崇高；在艺术形式上则不管经历多少悲欢离合，终究必须是大团圆的喜剧结局，却缺乏表现苦难、痛苦、生死挣扎、反抗的命运悲剧。”（1）《孟姜女》故事结构恰恰是对传统美学“中和之美”的和谐美的挑战，其在形式和内容强调的是不和谐、不均衡、不稳定，更突出的是个体与社会、自由与权力的矛盾、冲突。    

这样看来四大民间传说除了共同的“爱情”主题外，还应该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都是关于美女的故事。四大女性主人公都是以强势出现：她们要么是千年蛇仙，要么是玉皇大帝的女儿，要么是出身名门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而四大故事中的男主人公则一律属于弱势。无论是许仙还是董永还是梁山伯，甚或是万喜良，故事中的男主人公都无力承担对所爱女子的保护，无力给予她们需要的幸福。他们既不能上取功名也无有建国立业之抱负，有的只是一点儿女情长，甚至迂腐。可以说，四大传说故事的叙事模式是：美女（仙女）+凡人。自古以来传说故事中常见的英雄形象在流传广泛的四大民间传说中突然消失，这似乎值得认真思考。何以在民间爱情故事中，男人形象迂腐有余，丈夫气不足？何以中国民间理想中：美女配英雄的叙述模式在四大民间传说中没有得到延续。

2、四大民间传说的精神立场和原型分析

人类求异求新求爱的本能诉求带来了传说的各种传说形态；受众对大团圆结局的不舍充分显示出人类自古以来对吉祥文化的内心诉求。我们必须意识到传说流传的魅力不在于实有其事，他不需要历史故事和考古的发现做其印证。因为传说就是传说，它不是靠典籍和学者的发现而是民间的口口相传。让百姓世代相传的原因不是历史不是教科书，是人们对故事的关爱对故事魅力的喜爱。所以虽然四大民间爱情故事的叙述类型各不相同，却因为它们共同的爱情主题，共同的“美女”故事原型，从根本上进入了一个叙述模式：美女（神仙）+凡人。故事中的女性无一不是绝色美女，一个绝色美女和一个平凡的男人将会产生什么样的人生这本来就构成了传说的魅力。素材从一开始就具有吸引力。这造成了叙述的悬念。由这样一个叙述模式出发，四大民间传说几乎可以看成同一叙述模式的不同变体而已。而与其相对应的是“英雄+美女”故事。在当代学者王一川那里，英雄被称为“卡里斯马”，他指出卡里斯马典型有着历史性。他并不单单属于20世纪中国文学，它也适用于古代中国文学。在他认为，卡里斯马并不是神秘的，也不应过分夸大它的功能，卡里斯马人物大致相当于“圣人”“英雄”“杰出人物”等。而这样的传统英雄人物的确从中国上古神话中就已经存在。（2）

人类学家叶舒宪从世界各地的英雄史诗入手，分析世界各地英雄史诗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战马英雄型，一类是太阳英雄型，他们的研究都深刻地表明“英雄人物”成为文学艺术表达的主潮。（3）而中国民间四大传说全部和英雄无关，和建功立业豪言壮语无关，它们最大的特点其实是反其道而行，那就是对女性伟大的赞叹。

由此思路出发，我们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那就是所有四大传说中的女性原型其实无非是另一种意义的英雄，只不过她们的性别从史诗中的男性转为传说中的女性而已。她们勇敢善良，充满了斗争的力量，充当了一个家庭的支柱。白娘子的医术挽救了全家人的吃喝，织女的织布带来了生活的转机，孟姜女靠着自己的智慧和坚贞完成了对丈夫最后体面的埋葬和祭奠，祝英台几乎操控了梁山伯的整个人生，让他欢喜让他忧，以至于死亡。这些都传达了一个信息，女性充当了家族长，而且从人类学考察的结果中，我们又会发现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所有的女性都具有“再生”符号的特性。比如白娘子和蛇仙，织女和喜鹊，孟姜女和银鱼，祝英台和蝴蝶。著名的人类学家马丽·加金芭塔丝在她的著作《活着的女神》中指出：蛇的形象也经常出现在古欧洲的艺术中，由于蛇有蜕皮的习性，所以它显然代表着生命的更新。鸟儿使新石器时代艺术中反复出现的大量动物都黯然失色。世界各地的许多神话都讲述到世界如何开始于一只卵。鸟卵作为一种生命之源，肯定传达着强烈的象征意义。鸟类体现着健康、多产和好运，所有这些对生命维系都是重要的。鱼和蛙对于再生象征的重要意义来源于它们的水栖环境。它们的栖息地类似于子宫羊膜液体这一使再生得以发生的含水的环境。蛙和蟾蜍在每年春天的定期出现，以及它们与人类胎儿的极度相似都进一步强化了它们与再生的联系。（4）同样，蝴蝶本身是中国民间的吉祥物，象征着高寿和永年。而蝴蝶脱蛹而出，再复归于蛹，然后再重生的特性，不能不说是“再生”神话的典型代表。将四大美女的身体与几大象征再生的动物联系到一起，民间传说显示出更广大的世界性和本质上的普泛效果。这一方面显示出中国人对生死循环生生不息的民间信仰，另一方面其实也突出地表现了百姓精神镜像中对美好事物的最好祝福：让她们不死，让她们在另一个世界获得重生。而从这个意义看，蛇、喜鹊、蝴蝶、鱼都暗合了百姓世代流传中的吉祥寓意，而将吉祥动物符号化于女性人物形象后，人们对她们的祝福就显而易见。

3、“美女+凡人”叙事模式的民间性

“社会的贵族阶层往往抵制或者不屑于那些通俗小说与流行影片，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们具有较好的文化修养，是传统文化的看护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在物质生活上、情感生活上的匮乏感远远没有平民大众那样迫切与明显，只有维持着基本生存状态但又渴望着上层社会生活的平民大众才会在电影、电视以及言情武侠提供的白日梦中沉迷不已，通过这种白日梦的替代性满足来暂时缓解欲望难以实现的苦闷。”（5）这一段关于对白日梦的解析我以为对我的论述非常有用。因为所有的文学创作其实都是白日梦的结果，作家通过自己的想象力加上自身对现实的认识，产生对自己梦想的设计，一种可能生活的认识。同样，作为民间文学的传说在创作中也具有“白日梦”的特点。首先民间传说的创作者大都来自底层的百姓，他们在物质生活和情感生活上的匮乏让他们对日常生活流传的故事充满了兴趣，同时也充满了创作新故事的兴趣。四大民间传说的最早起源不是本文讨论的问题，我们的兴趣点在于：百姓为什么要创作这样的民间传说。尽管故事各异，但却有着共同的叙述结构，相似的原型意象，这难道仅仅是偶然？

笔者认为，四大民间传说深层叙事的相似一方面表明了白日梦在民间的普遍流行，正是因为白日梦在民间具有缓解民众心理和情感焦虑的作用，所以百姓愿意听，愿意讲；另一方面现实的残酷让更多的百姓将希望寄托在“口头的快感”中，人们在讲述故事或者编创故事的同时其实就是在表达自身对故事情节的认同或者向往：娶个好妻，出得厅堂，下得厨房，最好又美丽贤淑，相夫教子。传说故事从深层表达了百姓对美好情感生活的向往。而且四大民间传说中也表达了百姓知足常乐的生活哲学。娶个妻子美丽非凡，如同天仙，而且不图富贵，只求男耕女织，生个一男半女传宗接代。这简直就是平庸丈夫最奢侈的要求。凡人的要求。而一个凡人丈夫娶了美貌女子怎么继续生活，成为一个难题，中国自古有“女子无德便是才”“女人是祸水”的封建宗法思想。在传说中何以能忍受一个貌美如花的女子做了平常人的老婆，她们能给家庭带来幸福吗？这似乎也成了所有传说的一个问题焦点。如果说让传说中娶到漂亮老婆做为一般男性百姓的梦想，那么漂亮老婆真的就能让他幸福吗？这个问题紧随而来。四大传说似乎在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幸福，甚至于有时候要搭上性命。这似乎又在警示着普通人，在享受故事的悲欢离合中并没有减少传统伦理德化乡里的作用。

“与造梦功能相联系的就是拒绝悲剧。因为悲剧是对人生梦境的撕破与毁灭，而大团圆的喜剧才是对人生之梦的圆成。所以，在大众文化中，冷峻的悲剧是没有市场的。尽管残酷的现实中间经常是有情人劳燕分飞，大奸大恶者大富大贵，好人受尽磨难而沉冤难雪，但是，无论言情还是武侠总得让有情人终成眷属，奸恶者终遭报应，让好人终于苦尽甜来。即使尸横遍野，寒气肃杀，主人公的命运也会柳暗花明，化险为夷。这是大众的逻辑，也是大众的梦想，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事物，善良的大众都乐意让它们在梦幻的天地里得以实现。对于悲剧的拒绝实质上就是对深度的拒绝，对意义追寻的拒绝。”（5）民间文化的娱乐性大众性，决定了传说的性质，它不可能有太多深刻的意义，深层次的政治或者文化功利追求。更多的是在乡民的口口相传中获得对美好记忆的延续，对一种传统的保留。四大民间传说流传至今除了故事的精彩，更多的还在于它扣合了接受者内心的需要，在缓解精神和情感匮乏的同时，在对曲折情节的沉湎和哭泣中缓解内心的压抑，同时让人类的白日梦世代得到了延续。其中深在的集体无意识，原型意象中的吉祥追求怎么都逃不脱传统中国文化的影响。此外正是从创作和接受的角度认识到四大民间传说的魅力和影响力后，笔者以为用历史或者典籍的方式来对传说进行确有其实的考证是多么荒唐。传说毕竟是传说，来自民间的艺术想象力是其生命的动力，而艺术想象力的产生恰恰是普通凡人对白日梦的不舍追求。

因此在各地纷纷寻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今天，动员更动的人关心我们的文化，理解文化的深层含义，尤其是那些要消失的传统文化艺术是必要的，但通过传说故事，硬性寻找或者敷衍出一个确实存在的传说起源地或者人物原型诞生地，多少有些荒唐。

注释：

（1）郭国灿：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224页

（2）王一川：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8—15页

（3）叶舒宪：英雄与太阳，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34页

（4）马丽·加金芭塔丝：《活着的女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2月，14—44页

（5）（6）谭桂林主编：转型期中国审美文化批判，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年7月，28页，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