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飞的妈妈姓吴——(吴氏生飞)无事生非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0-08-07 11:40:40 / 个人分类:扯闲篇

张飞的妈妈姓吴——(吴氏生飞)无事生非

 

  记不得上次博文是多少个月以前了,好歹贴点东西算是烧荒。

  纪苏兄,

  大文拜读了,总的倾向我是同意的,但作为学历史的,有些小小的估计或有不同看法。

  一个是,我在做民国时期学术的时候,发现很多后来大大有名的文人学者(恕我不提名字了,实在是大大有名,主要是文学口、哲学口的,我们历史口的虽有,主要限于世界史和史论,微乎其微),基本上把外国人的东西拿来“编译”了,就署上自己的名字。要按照今天的标准,一律算是抄袭。这样的书和文章比比皆是,是时代使然,可以理解,不必苛求,也没有人跳出来把他们骂一顿,因为他们都已谢世,骂一顿也不会为自己身上添多少光彩。所以还是骂现在风头还健的人比较好。但说1985年前如何如何,就未必了。

  另一个是,本人在高校工作,对中学也还算了解。现在的新一代革命青年,抄袭的本事比上代大得多。君不见网上下载后对付作业、论文的情形数以千万倍于前!姑不论是何因素造成的,但胆子之大,技术之高,范围之广,我们这代只能望洋兴叹,自愧不如。现在雇枪手写一篇硕士论文价格多少,一篇博士论文价格多少,我们那时再怎么不规范,也不敢这样,基本属于闻所未闻。他们没当过红小兵、红卫兵,但这种事儿从当年科举考试夹带就有,大约也可以属于“跨世纪”的吧。

  我常感叹今天的学人中基本上有好的历史素养的不多,于此可见一斑:为什么总是有人拿他刚学会没几年的标准去臧否二三十年前甚至更早的人和事呢?如果有人笑话他为什么小时候随地小便,说他一直不讲卫生,是不是也不大厚道呢?为什么他们不把精力多放到同代人或下代人的这类问题上,而放在名人、特别不是名人的晚近作品上呢?

  恕我放肆,有些学科或者领域根本就不是学问,或者被搞得越来越不是学问,就只好做这些事了。

  赵世瑜拜

  【附】

  学术腐败积重难返 亟须重建知识分子信誉

——学术风气二人谈

祝东力 黄纪苏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10-08-06

  学风败坏,是从红卫兵-知青这代人当中的某些人开始的

  祝东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以下简称祝):今年过了一多半,学术思想界的热点,一直集中在学术规范问题上。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争论,有学术层面的,有意识形态层面的,但意识形态的争论很快就掩盖了学术层面的探讨,甚至越来越短兵相接,有近乎肉搏之势。学术思想界的这种状况,当然是目前中国社会矛盾和利益关系的一个集中反映。但是,既然是学术思想界,就应该更多一些分析的态度和方法。我觉得,我们不妨后退一步,从更大的视野,从中国当代社会和改革开放的历程,从学术思想史和几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性格特征,来审视剖析一下眼前的这个热点问题。

  黄纪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以下简称黄):朱学勤、汪晖二人涉嫌抄袭事件本身,有多少属学术,多少属政治,多少属文化,多少属历史,这的确需要一种分析的态度。分析方法在中国其实不缺,上世纪80年代就有一本《分析时代》,很有影响。目前缺的是分析的态度或愿望。

  近些年分析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越来越淡出思想辩论的舞台,讲理的空间越来越小。教授研究员们一说就吵,一吵就骂,一骂就翻。吵和骂所配套的手段是过度简化、符号化、政治化,不是给自己戴帽子,就是给对方扣帽子。翻脸之后的方法论就更不堪了,全是武术学校那一套。

  我原来跟老婆开玩笑说,咱家也挂牌吧,挂个“理不到处”。其实这牌子倒真适合充满戾气的当今社会。层出不穷的恶性事件往前追,十之七八都有个不愿讲理或没处讲理的环节。这次事件也表现出了同样的普遍趋势,令人不安。

  祝:我发现,很多人对上世纪80年代的学术思想情况其实不太了解。历史地看,上世纪80年代的学术风气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就我的记忆来说,1985年以前相当好,1985年以后比较差。

  这里涉及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改革进程。1984年年底,改革重点开始从农村转向城市,文艺界学术界风气为之一变。文艺界八仙过海,什么实验小说、八五新潮之类,不管有没有思想和艺术的准备,一哄而上,甚至无所不用其极。学术界也一样,不管有没有知识和理论的积累,有条件的上,没有条件的也上。一方面是新观念新方法,另一方面是中西文化比较,成为学术理论界的两大热点。

  第二个因素是知识分子的代际特征。从“文革”结束到上世纪80年代前期,学术界唱主角的是中老年学者,红卫兵-知青那代人大多还在求学阶段,被笼罩在前辈师长的身影之下。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红卫兵-知青一代开始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一开始就迥异于前几代人。

  黄:笼统地说上世纪80年代学术不规范,笼统地说上世纪80年代学人都那样,既不是事实也不公道。

  前两天跟一个朋友也聊到上世纪80年代风气。上世纪80年代学界的老年是上世纪一二十年代费孝通这拨儿。中年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前期李泽厚这拨儿。这两代总体上说为人比较本分,学风也相当严谨,甚至略嫌死板——李的思想在同辈人中算是异数,但学术上仍是规矩中人。

  学界青年是40末、50后这拨儿,尤其是50后,他们在“文革”中由少年儿童长大成人,其间不是钻窗就是翻墙,基本上没走过正门,没迈过正步。他们的人格特点是敢想敢干、无法无天,用我一个朋友(任继愈的研究生)上世纪90年代跟人打架时向对手做的自我介绍就是:“告诉你,‘文革’过来的,40岁以上的,可都是流氓!”

  作为时代的人格烙印,我想“文革”一代青少年儿童——包括我自己——身上除了大家津津乐道的“理想主义”之外,也都有股不服不忿不吝的“流氓”劲儿,只是深浅不同而已,具体人得具体分析。我们胡同有位右派的儿子,老高中生,成天抱本《唐璜》、《莎士比亚》什么的,特别“绅士”,但他的想法做法跟老实巴交的老大学生一代终归不同。

  可以说,这拨儿“流氓”是“文革”留给市场经济的一份遗产,是乱世赠与变世的一份厚礼。离开这样的人格资源,很难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轰轰烈烈。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有一阵“野性”这个词儿比较时髦,充满野性的半人半马作为社会转型的冲锋队或敢死队冲决罗网,别开生面,放在大的历史视野里积极意义不能抹杀,但副作用也是明摆着。

  上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中前期是短暂的治世,一晃而过。那十年可算得上当代风气的“黄金十年”(从民国史借个词儿)。体制基本上还是旧体制,社会流动的渠道还不“多元”,“野路子”不但法律上禁行,道德上也被蔑视。价值观也还没走到“英雄不问出处”、啥手段好使使什么的那一步,个人主义、精英主义的时代精神还是在传统的“正道”上一路奔走,道边的标语全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之类。在这样的体制和价值环境里,剽窃的事情并不多见。

  祝:1985年之前学界剽窃抄袭的情况确实很少,就我了解的相关专业范围来说,比较有影响的只有上世纪50年代中期华岗的《辩证唯物论大纲》和上世纪80年代初韩进廉的《红学史稿》。这两本书都有人撰文揭露其抄袭,但在那个时代,类似的现象可以说寥寥无几。

  1985年以后风气陡然一变。我那时还在读研究生,记得1985年或1986年,有一天在北大大饭厅门前西侧的阅报栏,看到贴出一张《光明日报》,大半个版都是某某担任主编的某编委会名单,还有这个编委会编辑的“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的书目,以翻译的西方哲学类书籍居多,大约有上百种,每本书都标有中译者姓名。我因为在哲学系读研,了解点情况,知道其中许多西方名著当时并无真正的所谓中文译者。那其实是跑马圈地,因为怕别人或别的出版社也要译同一本书,所以先随便安个译者名字,相当于现在的恶意抢注。我们几个同学当时对这种“吃相”就很不屑。那个编委会的绝大多数人就是40末、50后。

  实际上,学风之败坏,就是从红卫兵-知青这代人当中的某些人开始的。当年造反、串联,甚至打砸抢,20年后转移到了学术领域。包括年轻时的何新,也有贪多、图大、求快的毛病,十几年前我在书里评论过他的学风问题。当然这些都还不是抄袭剽窃,属于钻窗翻墙抄近路,但学术界的规矩的确被破坏了。这一路下来,影响到后来的20多年,再加上别的因素,到今天,学界、高校的学术腐败已经积重难返。

  一代特殊的知识分子遭遇了一个特殊的时代

  黄:“黄金十年”里,青年学人跟在中老年师傅后面学徒,“老师”长“先生”短的再配上些“之乎者也”,看着颇有古风。但听他们私下骂人话之纯正、下流话之地道,跟前辈学人大不一样,更别说传统的“士林”、“儒林”了。

  十年一觉,等到青年学人学徒期满,正赶上社会大转型,什么下海潮、出国潮、寻宝热、特异功能热,一时间天翻地覆,人仰马翻。整个社会风气由正步改为醉拳,又东倒西歪起来。青年学人骨子里的红卫兵也结束了冬眠,一跃而起,回老家似的走进新时代。市场新时代崇尚工具理性,讲究小投入高产出,最好不投入光产出。不择手段开始成为最佳手段——能拿干嘛买,能加塞儿干嘛排队?“老实”、“厚道”、“本分”从此成了贬义词。

  我在戏剧《我们走在大路上》说到那一段时也感叹过:说你“老实”可不是夸你/说你“邪性”可不是骂你/说你“本本分分”可不是抬举你/说你“乍乍乎乎”可不是数落你/说你“人挺可靠”是说发家致富靠不上你/说你“混球一个”是说将来混得好的可能还就是你!

  当然,风气的影响不会搞绝对平均主义——每个青年都一样。“逍遥派”还在南窗下逍遥。而“造反派”听着窗外哪个同学一夜发了,心里又空又慌又躁之际,就近造他娘的学术规范、“资产阶级法权”一回反,也是可以理解的。

  祝:红卫兵-知青一代和“文革”前的大学生截然不同,有的可能只相差几岁,但思想性格上的差别却非常明显。“文革”前的大学生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这十七年体制的产物,就像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所说的驯服工具,忠诚可靠、循规蹈矩、温良恭俭让,是传统儒教加斯大林主义培养出来的思想性格。红卫兵-知青一代却不同,他们在人格形成的年代,突然遭遇到“文革”那样千年不遇的政治风暴,面对中国和世界的大问题。“大字报”、“大辩论”,造反、串联、武斗,然后又是“上山下乡”、进工厂或当兵,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摸爬滚打。这大概也是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一代人,其中的知识分子和学者尤其如此。

  对这一代学术思想界人物的特点,我以前也做过分析。与前后几代知识分子相比——比如前边的“文革”前大学生、后边的60后学者,他们有更多的大抱负、大视野、大思想,同时又具备底层社会的经验和生存能力。他们的优点和优势非常明显,缺点和劣势也同样明显。这当然是两代人之间整体的、粗略的对比,不排除个别人的特殊情况。总之,红卫兵-知青一代知识分子获得独立的学者身份,正好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代特殊的知识分子遭遇了一个特殊的时代。应该说,汪晖和朱学勤都属于这一代中的佼佼者。

  黄:这一代“小将”出身的学人,跨越社会光谱之宽,拥有社会身份之众,比较接近“五四”前后一代青年——西方一战、二战中的青年其实也差不多。复杂的经历和身份给了他们观察社会人生的多重视角,跟庙里的“千手千眼”似的。他们当然有短处,但其开阔的视野,丰富的内涵,不是“空疏”所能概括,也不是南窗所能望尽,更不是三岁就开始学英语、三十岁还在学英语的承平时代学子可以嘲笑的——那位叫Isaiah的网上青年嘲笑朱学勤英语不行的态度并不可取,有点小松鼠跟短尾猴比谁后面长了。

  这一代红卫兵-知青学人,他们不同身份、不同经历、不同视角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变化,应是当代学术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他们的身份,除了前面说的“流氓”(去掉贬义),还有“导师”。我们都知道毛主席是“伟大导师”,其实他们也是,只是尺寸小点。他们跟着伟大导师比画了一二十年,想不比画都收不住。更何况时代又提供了继续比画的机会:前三十年的路线到“文革”结束时已经走不下去,中国需要换路子,往哪儿去,怎么走,当官的心里有数但没底,特别需要两种人来帮忙。一种是禹作敏、年广久之流,相当于柬埔寨踩地雷的水牛,要靠他(它)们踩出条血路来。一种就是“导师团”或“教导团”了,要靠他们广搜古今中外的各种路线图。

  祝:“文革”涉及中国和世界的根本出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其问题意识就不是通常的学科、专业所能限制约束的。上世纪80年代初那会儿读李泽厚,曾经觉得他的治学路子很宽,美学、中国思想史、康德哲学,都有系统的论述。可是到了红卫兵-知青这一代,在跨学科跨专业方面比较起来,李泽厚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像何新,哲学、逻辑学、美学、历史、训诂、文学批评、经济学、国际政治等等,专门论述过的少说也有十几个学科领域。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文革”结束后恢复十七年体制,上世纪80年代清理“三种人”,培养提拔“四化”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所以,上世纪80年代培养提拔起来的干部,一般是听招呼、能办事,思想上个性上大多乏善可陈。这形成了一种政治价值观和任用标准。所以,依照这种价值观和标准,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除了个别高干子弟,其他特别有个性和思想的人,不管什么观点立场,经过层层筛选,在仕途上大多不会有什么前景。于是,不少人下海经商,不少人进入学术思想领域。这两拨儿人,虽然进了商界和学界,但都是“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有极大的政治关怀和热情。这种关怀和热情反映在治学特点上,就必然是政治大于专业,思想大于学术。

  黄:红卫兵-知青一代学人当过两种徒弟,即学校老师的徒弟和毛主席的徒弟;毕了业要当两种“导师”,即博士生导师和中国导师。两种选择可以非此即彼,也可以两头兼顾,还可以有所侧重。有的人觉得学术小世界够大的了,就是它吧,于是边走边背诵小世界的旅行守则、“十要十不要”之类,果然一步一个脚印走成小世界纯然又斐然的专家学者——江山不是不想指点,但打算指导完最后一届研究生即退了休再指点。有的人则觉得学术小世界虽然放得下自己饭锅饭碗,但放不下自己的雄心壮志,博士生导师要当,中国导师更要当。中国不少“公共知识分子”都是一身兼着两种“导师”。两种“导师”各有各的侧重、路数、功夫和标准,彼此虽有重叠、互补、相得益彰的一面,但也有关照不过来、顾此失彼,甚至有你没我的时候。

  汪晖、朱学勤身上也都存在这样的身份矛盾和尴尬。先说朱吧,学术并不是他的“长板”(从他那儿抄个比喻),也不是他人生的主要追求。《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最核心的意思是告诫中国人,革命没有革出好的,换别的道吧。这样的“警世通言”本来跟《芝加哥文体手册》没多大关系,可你既然把它写了博士论文,又用它换了学者身份,就别怪刺客拿着此类手册随时登门拜访。汪也是两种身份冲突挺大的一位,在左翼学人中,属他“学术”气最重,不把檄文写成论文不罢休。他好像还参与推动过上世纪80年代思想向上世纪90年代学术的转变,提倡过“学术规范”,如今却绊在了学术规范上,就像他身上的另一组悖论——“不”西方的主张和SO西方的表达。朱、汪二位作为学者都有失严谨,作为思想者却不失严肃。两种利弊互见的身份及其矛盾,虽非这次事件的最核心部分,却是我们理解其背景的一个必要角度。

  不是没有规则,而是不讲原则

  祝:朱学勤是一个思想型的学者,我原本对他的印象相当好,他能把深奥刻板的理论问题论述得那样生气勃勃、激情澎湃,确实有点“大革命”——是法国大革命的,更是“文化大革命”的气息。可惜他的自由主义立场过于偏狭,所以这些年的思路似乎越走越窄。

  汪晖博览群书,博闻强记,读书之多,涉猎之广,在当今的人文学术界是很少见的。他的学问的繁琐和细密,很容易让人想起——从乾嘉学派到钱锺书的苏南地域文化和学术传统。在这次事件中,有这么多学者和网友不顾一切地挺汪,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汪晖有一个特点,就是摊子铺得过大,在论述一个问题的时候,总要牵涉进许许多多相关——甚至不那么相关——的问题来,而且要一并展开论述。对这些问题,他当然都有过涉猎或研究,但不一定都做过系统的透彻的研究。问题就在这里:要按照专业学术标准展开论述,从论点到论据,没有深入系统的透彻的研究,是不足以支撑的。所以,他就必须大量借助于二手文献。而如果把这些借用的二手文献全都一一注明,不论是对于作者,还是对于读者,恐怕都会不胜其烦,而且也太像读书笔记了。所以,就形成了目前汪晖的这种不完全注释的方式,有一些对别人成果的援引前一段有注释,后一段没有注释。这是对汪晖的一点技术性分析。

  黄:我没有读过原始文献,但从那些小孙怡让、后段玉裁对版本的校勘、字句的核查看,汪、朱的情况有相似之处,都是引了别家的东西而未一一明确标注。问题看来都是有的,至于如何定性,可以交给知识产权法的硬杠杠去做判定,也可以参考当年和当今的未成文法、即学术共同体约定俗成的规范去慢慢计较。

  这次事件山重水复,机里藏机,变外生变,看得人眼花缭乱。目前最需发言者能不党不私,诚心正意,本着对公众负责、对学术负责、对个人负责的态度,从小处入手,向大处着眼,公正妥善地处理好这件事。知识界如果连这件事都干不好,那还能干什么?

  自古以来,读书人就是中国社会自我反省、自我纠错机制的一个重要部分,总的说是一支健康的力量。近一二十年来,知识界的腐败与腐朽因市场化的环境和官僚化的体制而愈演愈烈,知识分子的集体形象江河日下。这个群体在道德人格上的覆灭,会是对中国未来发展的致命一击。公众包括媒体对此次事件反响之强烈,正反映了人民对这个群体的期望与失望。

  祝:从小处入手,就是要逐步建立一套比较细化的中国学术的写作规范。

  其实将近10年前,历史学者王笛就针对中国学界的问题,撰文介绍过《芝加哥文体手册》。这当然不是说要照搬谁的制度,而只是作为一种参照。因为鉴于今天的社会风气,建立中国的学术规范,不能再仅仅停留于道德的呼吁或谴责,而是要有一套硬件的基础设施作为依托,要有一部大家公认的、可作为依据的行业法典。我不太同意把这些年的抄袭成风归咎于讲究学术规范本身,所谓学术规范本身鼓励引用别人的论述,鼓励鹦鹉学舌,因此鼓励变相抄袭。在社会整体教育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特别是在写作成果发布平台即互联网便捷化、大众化,导致写作者人数呈爆炸式增长的时代,必须相应地提高学术的准入门坎,明确区分专业学术写作与非专业学术写作。专业学术写作必须在充分掌握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必须为每一个论点提供准确的、充足的论据,这必然要求比较多的引文和注释。同时,按照这个标准,抄袭还是没抄袭,在什么程度和意义上抄袭,其实不难判断。

  黄:1990年代以来是学界订规则最细密、同时也是学人出事最频繁的时期。问题的症结似乎不在于没有规则,而在于不讲原则。像当年王铭铭学术不端成那样,连“孟修斯”都闹出来了,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刚刚开完他的会没几天,《读书》上便见到他的新作。不是说犯了错误就得一棍子打死,但学术共同体总该讲点原则,有个态度吧?就算他人才难得,观点有益,但他的作为和你的反应会对学界起什么样的示范作用,会对学术风气产生什么样的正负影响,难道不应该考虑么?

  因此,我不反对从技术和规则的角度抑制抄袭等学术恶行,但我更相信治本之道在于整顿人心、树立原则,营造正气。在整个社会心理及价值观大环境坏了这么多年、坏到这个地步的今天,说这些的确近乎痴人说梦。尽管如此,公众对这次事件空前的关注程度,让我们看到中国社会还存在着推动人心向善、风气转变的强大动力。这股动力目前特别需要公心的引导,而不是私心的利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派别的阴影挥之不去,小团体的私货随处可见,这未必一点不利于事实本身的澄清,但不大可能推动事态朝着符合公众整体利益的方向发展。本来抄袭行为大则与价值制度环境相关,小则与个人作风品格相关,与自不自由派、新不新左派没有内在联系。

  党争派性的继续插手不大可能使这次事件成为改善学界风气、重建知识分子信誉的一个契机,很有可能让它沦为一场让公众越看越无聊的闹剧。希望各方珍视不多的机会,管住私念,拿出公心。只要公心在,中国学人岂有连这点事都说不清、摆不平的道理?若公心不在,从五洲四海请多少余英时、齐泽克——就是把真貔貅弄来——也无济于事。

  能不能妥善处理、解决汪朱事件,对中国社会是一个考验

  祝:这次事件一开始,王彬彬先是在《文艺研究》上发文,虽然用词狠点,态度横点,但基本上还是学术的讨论。《文艺研究》也是一家行业内的学术刊物,没有一些网友想象的什么内幕和阴谋。《南方周末》重新全文发表王彬彬文章,是非常破例的,于是“汪晖涉嫌抄袭”变成了媒体事件、公众事件。但想想也并无不可。因为既然高等教育大跃进,现在每年600多万大学毕业生,关注学术理论、关注学术界的就不会再是一个小圈子。但这的确使整个事件复杂化了,需要特别慎重地分析和评判。

  所以,一方面是从小处入手,另一方面要向大处着眼,第一,就是要考虑到这一代学人的特点,包括上面提到从“文革”到改革的大时代背景,以及思想家兼学者的双重身份。这一代人的大视野来源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并不是每一代学者都能具备的,这是他们的优势,相应地也就有他们的劣势。思想不可能恪守学科专业的界限,它跟着问题走,可能会从社会学走到经济学、政治学,又走到法学、哲学、历史学等等。在这个过程中,的确容易出现学术违规的情况,比如过度借用二手文献而未完全注明,这可以理解,但必须纠正。向大处着眼的第二条是,中国面临社会重建的任务,需要更多的社会群体参与。不同立场如果长时间都拥有众多追随者的话,那么就不能简单地认为这种立场仅仅代表极少数人的利益。

  我个人认为,就像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汉学与宋学、理学与心学,或者就像西方的经验论与唯理论等一样,在每个领域,都会有长期对峙而又互补的两种路线或立场。在社会思想领域也同样如此,自由派与新左派都有各自的合理性和群众基础,好像没有必要搞得这样你死我活,特别是掌握强势媒体的一方,更应该厚道一点,采取建设的态度来处理目前的这一事件。中国未来前景,经济增长方式、利益分配方式、社会治理方式,不确定因素还很多。可以说,这次能不能妥善处理、解决汪朱事件,对中国社会是一个考验。

  黄:最后再就当事人说几句。朱、汪各自所持立场、所做工作,分别属于对中国前、后三十年两种体制及其弊端的正当反思。朱的作品包括他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是可以看出理想主义底色的;而且,在自由主义学人中数他和吴思有智慧,不是那种俩眼发直一点余光也没有的角色。汪晖和黄平主编《读书》十年,为开阔知识分子视野、探索中国道路和人类发展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参考消息”,贡献不可谓小。

  现如今,两条意识形态路线有代表性的两个人物,被对立的双方当作彼此的疮疤撕得血肉模糊。而事实上,朱的《覆灭》和汪最初被质疑的《反抗绝望》均成书于还只有一条路线的二十年前,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是一条路线上犯的事,还会成“事”么?也许会成,但成不了这么大事。

  总之,一个不太政治的问题被过分政治化了,一个相对个人的问题被过分集体化了。这样一个泡沫化过程,从长期看,只会累及集体,伤及个人。能让人行之久远而立于不败之地的,永远是实事求是——老实不吃亏。这应该是我们从这次事件中吸取的第一教训。

  (苏按:此文主标题和各节小标题均为中青编辑所拟,特此说明并志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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