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飞机的经历：大连

坐飞机的经历：大连

　　我坐飞机不早，不像我的女儿一代，小学的时候就飞过大洋，而且在美国飞来飞去。

　　我第一次坐飞机是在1986年，27岁了，航程很短，只有40分钟，北京到大连。那是白寿彝先生搞了一个国际清史的会，派我协助外事处，做好国外学者的沟通工作。

　　那次旅行不是一个愉快的经历。虽然我因外语还好、又是做清史的，被委以重任，但毕竟是工作人员，不得参与学术活动(旁听还是可以的)。不过，因为在那次会上，会议发给各位代表我与周远廉老师合著的《多尔衮传》，与会的学者还是没有把我视为翻译，比如当时社科院历史所清史室的许多老师，都经常和我聊天、合影，还第一次见到王业键、神田信夫等等名教授。

　　当然不愉快并不因此，那样显得太小肚鸡肠。会议最后一天宴会，被东北的几位老师搞醉了，不知喝了多少酒。当晚大吐，估计把同屋的中大黄启臣老师折腾得够呛。第二天一早4点多起床赶飞机，因为从棒棰岛宾馆过去很远。

　　棒棰岛宾馆也是我第一次住的高级酒店，老远就有当兵的站岗，闲人不能随便出入。那里面的别墅分别是当年伟大领袖们住过的，所以颇有与有荣焉的感觉。

　　但是会后被老师批评了。第一，会议手册上把我写成副教授，老师认为这是虚荣心作怪。其实，那是外事处做的手脚，他们觉得写个讲师在外国人那里显得不够资格。当然，即使我发现的时候也已印好发下，来不及改了。第二，会议上发的那本书没有事先对老师讲，别的学者问到老师，老师不知道，觉得很被动。这倒的确是我的不对，当时主要是害怕老师知道我写书骂我，想以后慢慢再告诉老师(那时是不鼓励过早发表东西的)，没料到会上发书，搞得措手不及。

　　后来，还听说日本的杨启樵教授对外事工作有点小意见，觉得只照顾到西方学者，没有太关照日本学者。其实我倒真想多接触日本的学者，可惜不懂日语，就不敢贸然。同行的外事处人员也是说英语的，也较少沟通。记得当时日语的学术翻译主要是已故的东北师大薛虹老师，感觉是非常熟练的。

　　因为喝醉，回程的飞机上头疼欲裂，也就没有什么感觉。第一次处女航就这样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