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几多欢喜几多愁
周六下午和晚上，一直在讨论学生论文的材料，虽然累，也不太满意，但心情还是非常舒畅的，我觉得学生们多少都有一些收获。
晚上10点多回家，没有什么睡意。不留神看到电视里正有一个谈话节目，那位非常火的中学历史老师在谈清史。他说，为什么皇帝的儿子生下来都不交给亲生母亲带，而要送给外人去养?就是因为怕外戚专权啊!我听到这里，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接下来他又说，但这还是没能解决问题，于是清朝的一头一尾，都是外戚专权——孝庄和慈禧!北京台那个小有名气的女主持人也跟着说，还有唐朝的武则天。我差不多疯了，怎么太后也成外戚了?
那位老师还发挥，你看，由于这样的抚养方式，清朝的皇帝和他的舅舅都不亲。我猜他如果讲到佟国纲、佟国维以及雍正时的隆科多，一定会把其先荣后衰归结于此吧?不知道他会怎样解释明朝也没有外戚干政的现象呢?
我实在不忍看下去了，我也很为电视前面的观众担忧。温总理对地理教科书上的概念错误提出批评，但电视和其它媒体面对的观众和读者更多，他们不断用错误的史实和解释在误导后者，影响更为恶劣!我不反对在这些媒体上传播历史知识，但无论是主持还是嘉宾，都应该秉承“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原则，不能信口开河;如果不小心出现失误，一定要在下一次机会中向观众纠正，向他们道歉。
这样的东西看多了，真是感觉很悲哀。我为媒体人员无法判别优劣、只知商业效果的素质感到悲哀，我为媒体人员大多不是各个相关专业出身、而是由专门的传媒大学培养这一有悖国际惯例的教育模式感到悲哀。
于是接下来翻杂志，结果是我要向历史学和民俗学的同行隆重推荐一篇好文章，作者是山西大学的刘毓庆和刘鳞龙，文章的题目好像不甚打眼——《陶寺遗址对接历史的可能性及其难题》，发表在《晋阳学刊》2009年第4期上。其实我也是偶然拜读到的，原因是本期有对我本人的采访录，而陶寺遗址是我关注的晋南历史的重要关节，与晋的前身唐国的历史渊源可能颇为密切。
作者的主要观点是，一般考古界的观点，陶寺遗址的断代上限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下限在前1900年左右。那么，这相当于文献上记录的哪个时代呢?目前一般认为尧舜的时代在公元前2300-2100年前后，这就晚于陶寺早期。甚至认为因由阶级分化的遗迹，可以将其定于大禹传子的时代。
作者接下来提出一个我完全陌生的问题，即《尧典》中的“四仲中星”问题，就是说尧曾经命人以太阳运行和星宿位置为依据，确定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的时间。据此对当时天文现象发生时间进行推算，四星宿特定时间/位置存在的平均年代为公元前2476年。这个时间恰好是陶寺早中期，因此据此说陶寺是尧城，就完全吻合了。
接下来作者的讨论就精彩了。他问，为什么陶寺与历史纪年中对尧的纪年不相符，而根据四星推测，陶寺又与尧的时代相符呢?
作者提出了一个关乎历史文献学和传说研究的重大方法论问题，他们取名叫“打结理论”。上古的历史主要是依据口传的，但口传的东西很容易遗忘。但行诸文字的史书，通常要把历史讲连续，所以很多上古的圣王都是连接不断的，但他们之间实在是相隔了很多代，没有办法自圆其说，只好把他们每个圣王的寿命拉长，100多岁的人很多，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就是因为记忆缺失，只好用有限的几个人来填补缺失的历史空间。
作者打了个比方，比如一根一米长的绳子，剪断后再打个结接起来，长度就不够一米了。如果多断几处，多了几个结，绳子就更短了。上古历史上的每个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都是这样的结，它们使历史变短了。这就是历史纪年中尧的时代为什么晚于陶寺早中期和晚于《尧典》“四星”测年的原因。我沿着这个思路发挥一下，就是如果想使传世文献的纪年相对符合考古发现的认识，就需要把一个个“结”都打开，虽然有断点，但还是尽可能平展地对接上。就是把文献上聚集为一个“点”的“圣王”的历史，恢复为一段“线”的“圣王时代”的历史。
作者还有一些有启发性的说法，比如上古时代同一血统或同一世系的人，往往会用同一个名号，这样也会造成同一个名号存在几百年的现象。再比如口头传说的基本内核不会变异的观点，等等。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这个“打结理论”，它的意义有点像“箭垛理论”，但它却直接应用于历史传说。我其实一直希望能发现将传说用作史料、其核心就是为传说定时的方法，“打结理论”应该对此有所帮助。
“打结理论”还属于“破”的理论，我想“解结理论”是“立”的理论，怎样把文字历史中由圣王构成的“结”解开?即把一个时间点还原成一个时间段?这些问题简直太具有吸引力了!
想及此，电视秀历史的节目带来的不快几乎完全消散了，面对学者们这样的识见，对那些垃圾就只剩下不屑和鄙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