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好话坏话，说的都是别人（一）

无论好话坏话，说的都是别人（一）

 (2007-04-15 12:25:46)
   

    昨天被拉到清华开个会，碰到许多老朋友，当然都是我们这个行里的知名学者，借遥贺何炳棣教授九十寿辰之际，讨论我们史学的发展。在座的还有媒体的朋友，和一些研究生，应该可以证明我以下所谈大体上是实录。
    上午会议的三个引言人中，李伯重教授以其自身经历讲述经济史研究的国际视野，指出研究对象的变化、史观方法的变化，以及对话、交流的国际化。其中我特别有感觉的是他说的，经济史已不单纯是经济史，已和社会史、技术史等等融合，讲到那些大牌的学者在国际经济史年会上，也不希望只是见到那些用回归分析或建模搞出来的文章。
    不过李教授不慎走嘴说到我也是从经济史起家，然后转过来研究社会史，则愧不敢当。因为我从来没研究过经济史，而且走到那里都说自己不敢谈经济史。伯重兄之所以有此印象，大概是因为这些年我和他的华南的师弟们走的较近的缘故，沾了后者的大光，这里只好敬谢不敏。
    李零教授也是我素来仰慕的学者，他的发言谈到前不久法国远东学院在北大进行的几次讲座，讨论政教关系，似乎是从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的比较切入的。他指出中国的宗教存在于祭祀与礼仪，认为认识中国的宗教问题特别要理解汉代，我都心有戚戚焉。
    他也提到我比较关注这个问题。这虽不错，但是我也不敢谈宗教。最近有个学生开题，他就被这些概念搞昏了头，用了“民间道教信仰”这个概念，把我们的研究都放到这个概念下去讨论。我觉得在中国古代，“祀”这个字就很能说明所谓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它既是政治，也是宗教，否则也不会被人视为国家的两件大事之一。所以我觉得就用这个概念去讨论就好。它的含盖面也比较大，也比较中性，礼仪还是相对上层的或精致化的概念，宋以后才慢慢被士绅搞到下面来了。
    秦晖教授再提“民变”问题，对以前“五朵金花”中最亮丽的一朵现在黯然失色表示不满。他有句话我也认为是至理名言：要特别注意研究大规模民变的内在机制。我深以为然。这不仅是因为我的老师是以研究这个问题而著称的，而且是由于我自己及其年轻一代学人的研究经历所致。
    但他顺带提到——其实他已多次在文章中讲过，说现在的许多学者，把地方性认同看作是不言自明的前提，把社会看成是温情脉脉的和谐社会，而看不到冲突，很像一些学者批评社会史研究将社会看作长期不变的社会、看不到变化一样，如果真有这样的情形，那绝不是我们这些社会史研究者的实录。问题在于，我们并不会像以往研究大规模民变的人们那样，把他们当作大人物改朝换代的工具，而真是力图像秦晖兄主张的那样，去发掘其内在机制，而且认为，这个内在机制应该在一个区域内部去发掘。
    三位都是大家，提出的问题正好分别涉及经济、政治与文化，需要认真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