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思炎说:刘锡诚呀......

陶思炎说:刘锡诚呀......
陶思炎:《刘锡诚——民俗学理论家与探索者》（摘录）
一笑堂
【陶思炎，1947年3月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先后毕业于南京工学院建筑系（1977年7月）、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82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7年12月），1989年12月在北京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系中国第一位民俗文化学博士。自1982年起先后在江苏教育学院、东南大学任教，现任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为博士后导师），东南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

　　刘锡诚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民俗学家和文学评论家，自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以来，一直活跃在中国的理论界和学术界，敏于探索，勤于笔耕，中年过后更见真知灼见迭出，不绝才思泉涌。
　　刘锡诚先生的学术研究在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原始艺术、文化模式等领域最具前瞻性和示范性。
　　一
　　什么是中国民间文学的实际呢？刘锡诚先生认为，中国民间文学是由五十六个兄弟民族的绚丽多彩的民间文学组成的，他们的心理素质、思维方式、文化素养、所处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不同，特别是当他们迎来了新中国时，所处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同，这样，我国的民间文学便构成了一幅相当完整的社会发展史的画面。因此，我们为了研究民间文学的规律，要去探讨民间文学与民俗、与社会发展、与民族特性、与文化发展乃至作家文学、与地理自然条件等诸方面的关系，从而形成研究民间文学的学科。刘锡诚先生的上述观点不仅对民间文学的主体从民族，而不是从阶级、阶层作出了重新界定，而且其勾画的研究内涵突破了狭义文学的范畴，推动了民间文艺理论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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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当前民间文学事业存在的令人焦灼的隐忧，刘锡诚先生再次提出学科建设的问题。。他指出，民间文化和儒家思想共同构成了源远流长、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同时，民间文艺学是现代学，在社会转型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改革开放的步伐中，社会结构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新的民间文学每时每刻都在普通老百姓中间被创作出来，如果我们忽略或放弃了这方面的工作，当代民间文学将成为新的空白，我们也因此而成为历史的罪人。为此，刘锡诚先生公开呼吁恢复民间文学原有的二级学科地位，以给我国民间文艺的搜集、研究、继承和发展提供一个合理的良好环境。
　　二
　　 刘锡诚先生曾强调民俗学首先是一门当代学，因为任何民俗都是流动着的，鲜活的文化现象，都是与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相适应的。民俗学是当代学的观点有助于动态地、历史地把握民俗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有利于服务当代社会的应用民俗学的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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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锡诚先生指出，一个民族或国家应该有自己的国学，而他的民俗文化才是真正的国学。民俗作为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情和国运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而研究国情，如果置民俗于不顾，或忽略了民俗，那将会犯历史性的错误。优良的民俗事象和民俗传统，尤其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些好的礼俗和道德规范，对群体、乃至国家、民族的凝聚力的形成，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起着整合和促进的作用。但是，在民俗问题上固守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观点的人，闭眼不看和故意忽略民俗对社会发展和认识国情的积极作用，过分地夸大了民俗的历史惰性及其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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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锡诚先生指出，那些鼎鼎大名的新儒学家、新国学家们，从不承认中华文化是多元的，中国大陆近年新儒学学者们提出的“普遍和谐”或“和合精神”理论，与梁漱溟当年提出和坚持的“调和持中”，即使没有直接联系，也并没有什么原则的区别。在儒家思想的框架内解读和阐释中国文化精神的一切努力所以是失败的，所以是徒劳的，在刘锡诚看来，是因为他们都在排斥生长和长存于普通老百姓中间的和少数民族中间的下层文化或民俗文化及其基本精神。他由此提出要进行中国文化精神的整合，即重新认识和重新定位儒家文化精神和民俗文化精神，并在当今全球化的新形势下，为中国文化的继承、发展、吸收、更新制定新的策略。这一理论对民俗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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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锡诚先生在民俗学研究中还提出，重视田野调查、民俗学是实证科学、发展“旅游民俗学”等观点，并在他所主编的《中华民俗文丛》、《蝙蝠丛书》、《妙峰山?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流变》、《三足乌文丛》等一系列著作中体现出来。
　　三
　　
　　刘锡诚先生于1998年出版了《中国原始艺术》一书，开始了对这一艰难课题的系统化研究。他运用考古学、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文艺学、艺术学等人文科学的成就与方法，对中国本土的原始艺术、原始思维、艺术起源、原始宗教、原始神话进行了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和实证研究，使其著作成为系统研究中国原始艺术的开山之作，并受到锺敬文先生的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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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原始艺术》全书除“导言”外，共列12章，其标题分别为：“概说”、“人体装饰”、“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装饰艺术”、“原始雕塑”、“史前巨石建筑”、“史前玉雕艺术”、“原始岩画”、“原始绘画”、“原始舞蹈”、“原始诗歌”、“原始神话”和“结束语”。如此众多的问题，需要大量占有资料，并加以严谨的考辨和释证。资料从何而来？作者在“结束语”中写道：“作为我的研究对象的原始艺术资料，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考古发掘得来的资料；二是古文献上记载的资料；三是从近现代还处在原始氏族社会末期的民族中搜集来的资料。”
　　它包括实物资料、文献资料、行为资料、语言资料、信仰资料，尤其是第三个来源，作者以民俗学家的眼光弥补了一般单纯考古的或历史的、文献的或考据的不足，融摄更多鲜活的非文字、非物质的资料，使著作丰满而科学。正如著名评论家何西来先生所说：《中国原始艺术》“这是一部下了功夫的书，有价值，见分量，论证扎实，学风谨严，很值得向学界朋友和广大读者推荐。”
　　四
　　对文化模式的考察与探究是刘锡诚先生近年的理论思考和研究实践，他以《象征――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一书（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继续着自己的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的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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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作为民俗学理论家和探索者，刘锡诚先生的研究工作正如日中天，我们祝愿这只学界的“三足乌”，在奔向光明的征途中飞得更高，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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