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在欢海在笑！元上都遗址申遗成功了！

   6月29日晚，元上都遗址申遗成功的消息传到草原，沙·东希格，这位75岁的老人，兴奋得一夜未眠。沙·东希格，地地道道的蒙古族人，蒙古史学会会员。这是一位生在元上都，长在元上都，守望着元上都的老人。

　7月1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还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老人从小过着游牧生活，对草原的感情浓厚，熟悉元上都的一草一木。从1985年起，沙·东希格一直对元上都遗址进行着研究。20多年来，来自区内外、国内外的专家、学者都会找到沙·东希格，请他讲一讲元上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更有政府官员向他虚心请教，请他为元上都遗址的保护和管理提提建议。

　　沙·东希格说：“元上都遗址申遗成功，说明世界各国已经公认元上都的历史就是世界的历史。”这位蒙古史专家用自己的话，给元上都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件喜事做着总结。

展现人类历史重要阶段

　　5月14日，国际古迹遗址保护理事会ICOMOS受联合国世界遗产中心委托，在世界遗产中心网站公布了元上都遗址突出普遍价值审定报告。

　　其中对元上都遗址的价值认定和真实性、完整性评语如下：元上都遗址的位置和环境显示出来自于蒙古族和汉族两者在价值观及生活方式上的共同影响。城市遗址展现了两个民族结合的城市规划模式。通过蒙古族和汉族在思想上和制度上的融合，元朝才得以将它的统治扩展到当时已知世界的极大一部分范围。元上都遗址是一个包含了不同民族团体的融合型城市规划的独特范例。

　　元上都遗址非凡地见证了元朝的征服者忽必烈汗的最高统治，这种统治包括对被征服者的文化和政体的吸收和改变，也包括征服者在保持和维系原有文化传统的决心和努力。

　　元上都遗址的位置、环境，以及它的城市模式证实了游牧与农耕文化的并存与融合。汉地结合园林和景观的城市规划对于元朝蒙古人的生活方式在元上都是必要的，也因此产生了一个城市布局的杰出范例，展现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元上都城是13世纪“佛道大辩论”的发生场所，这个事件促成了藏传佛教在东北亚地区的传播。

　　元上都城于公元1430年废弃。这座大型考古遗址现在被草原覆盖，保存了13~14世纪元上都城建造和使用时的整体格局和城址。宫城、皇城、外城的城墙墙体共同展示了中原传统的城市规划布局，并且可以通过其中一部分已经被发掘、记录和回填的宫殿和庙宇建筑的土堆，清晰地展示出元上都城的规划布局中对于蒙古部落会议和狩猎需求的考虑。门外的关厢、铁幡竿渠和墓葬群遗存都存在于它们的自然和文化环境范围内。后者保存了关于城市选址至关重要的自然要素，背山面水和4种类型的草原景观，尤其是含有河流湿地的金莲川草原。在景观上，元上都遗址能够被清晰地解读。

　　考古发掘和史料记载见证了具有蒙汉民族文化结合特征的都城形制、历史格局与建筑材料等的真实性。墓葬群真实保存了蒙汉民族于上都生活的历史信息与物证；除明德门遗址和皇城东城墙进行过少量修缮活动，其他组成部分基本没有出现人工干预。同时，地理环境与草原特色景观保存完好，真实地延续了草原都城的环境特征和空间感受。

　　至此，中国政府提交的《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本》声明的列入理由、包括4条价值标准全部获得国际古迹遗址保护理事会ICOMOS的充分认可。

　内蒙古自治区实现世界文化遗产零突破

　　6月30日，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副处长富永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元上都遗址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对于深入宣传我国的民族政策，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具有十分深远和重大的政治意义。元上都遗址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实现了内蒙古世界文化遗产零的突破，标志着内蒙古文化遗产事业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对于加快推动内蒙古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庆祝活动丰富多彩

　　“元上都遗址申遗圆满成功！”6月29日，消息传来后，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社会各界欢欣鼓舞，彻夜庆祝。人们在表达着内心的喜悦。

赢得国际社会的赞誉

　　在元上都遗址申遗成功当日，国家文物局向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发来贺电。贺电中称：元上都遗址申遗历经10余年艰辛，成功殊为不易。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各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密切配合，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学术研究、遗产保护、环境整治、宣传教育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绩，充分展现了元上都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以及当地政府和民众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所做的努力，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誉。

六项措施保护遗址

　　为了进一步做好元上都遗址保护工作，内蒙古制定了六项措施。

　　六项措施分别为：一是按照《世界遗产公约》和我国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为元上都遗址提供最高级别的保护与管理；二是为参观元上都遗址的游客提供优质服务，不断提高服务质量，保障游客和文物的安全；三是加强对元上都遗址的监测、消防、管理工作，设立元上都遗址监测中心，确保元上都遗址的安全；四是深入开展元上都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加强与国际考古与文物保护机构的联系，达到共同研究，互相交流，共同进步的目的；五是加强元上都遗址的环境保护和防治沙化工作，保护元上都遗产区优良的生态环境，遏制沙化趋势；六是充分发挥元上都遗址周边农牧场干部职工的作用，在各族群众的支持下，把元上都遗址的保护管理工作做得更好。(记者辛一) 

元上都遗址历史沿革

　　元上都遗址位于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与多伦县，处在蒙古高原的东南边缘，曾是元世祖忽必烈汗的第一座都城(1263—1273年)和其后元代各帝的夏都(1274—1368年)。遗产区面积25131.27公顷，包括整体格局清晰、保存完好的上都城、关厢、防洪渠、墓葬群等遗址遗迹；缓冲区面积150721.96公顷，涵盖了敖包群和保留至今的蒙古族“敖包祭祀”等传统人文景观以及湿地、典型草原、森林草原和沙地等蒙古高原草原特色景观在内的遗址环境。

　　元上都选址于上都河北岸水草丰美的金莲川草原上，北依龙岗，南临滦河，史籍赞其“龙岗蟠其阴，滦水经其阳，四山拱卫，佳气葱郁”，分布范围约18平方公里。它完整呈现了元代夏都的整体格局与营造特色，是中国元代都城系列中创建最早、历史最久、格局独特、保存最完好的遗址。

　　现存遗址由城址(含宫城、皇城、外城)以及城垣外的关厢和城市防洪渠组成。遗存类型有城墙、城门、道路、护城河、防洪渠，以及宫殿、寺庙、商铺、民居、仓库等各类建筑基址。城址平面呈方形，坐北朝南，边长2200米，面积约484公顷，由宫城、皇城和外城3部分环套而成，明显引用了中国古代中原地区都城规划的设计传统。3重城墙外均设有护城河，城外西北面的铁幡竿渠是整座城市的防洪设施，体现出湿地建城的特殊需求。

　　元上都由成吉思汗之孙、元世祖忽必烈建立，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大一统的王朝元朝的第一个首都，地处亚洲北方草原游牧区与中原农耕区的地理交界处，是连接漠北蒙古族兴起之地与中原汉地的交通枢纽。史书记载其“北控沙漠，南屏燕蓟，山川雄固，回环千里”，“控引西北，东际辽海，南面而临制天下，形势尤重于大都”，都说明了其地理位置对于有效控制漠北和辽东，加强与中原地区联系的重要性。

　　元宪宗元年(1251年)，忽必烈受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建立“金莲川幕府”；宪宗六年(1256年)，忽必烈命汉族幕僚刘秉忠在桓州东、滦河北“选地建城郭，三年建成”，初名“开平府”，作为忽必烈藩王驻地所在；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在此称汗，开平成为临时都城；中统四年(1263年)，“升开平府为上都”，元上都正式成为元朝都城；中统五年(1264年)，改燕京(今北京)为中都，至元四年(1267年)建成，称大都。

　　自此，蒙元帝国实行以大都为首都、上都为夏都的“两都巡幸制”。元朝历代皇帝为避暑热，每年夏天率文武百官、嫔妃侍从到上都避暑游猎和处理政务；并与漠北蒙古贵族聚会于此，按照蒙古习俗举行一系列宴会、狩猎、祭祀等活动，包括皇帝登基、诈马宴等蒙古族统治阶层的庆典传统，以加强朝廷对拥有强大势力的漠北蒙古宗王贵族的联络与控制。

　　1358～1368年，元上都在元朝末年农民战争中受到破坏。明代初期(1430年之后)废弃为遗址后，长期处于自然保存状态，完整保存至今。

元上都作为忽必烈的龙兴之地、蒙元帝国百年风云的权力中心之一，在此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宗教、文化、军事等历史事件，都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范围产生过显著的影响。多种语言的、丰富的文献史料与遗址保存的完整性，使其具有久远和广博的考古研究潜力与魅力，对当代乃至今后的人类文明与文化进程仍具有启示与发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