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我们应该从公共文化的视角讨论孝道文化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5-05-29 17:45:38 / 个人分类:民俗学研究

主持人语:我们应该从公共文化的视角讨论孝道文化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语),是中国先贤古训。以尊老、敬老、安养老人为中心的孝道文化,是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也是亚洲人民共有的文化传统。“孝”的文字本义是“子承老也”(《说文》),指家庭的年轻人负责奉养老人。古代中国人认为孝敬长者,是天经地义的与生俱来的规范,因此常用“乌鸦反哺”、“羔羊跪乳”等仁禽义畜的行为,作为孝道是无需证明的人类善性。其实,孝道是在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文化现象。在食物极度短缺,对获取生活资源者有较高体质要求的早期社会来说,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是社会的负担,为了维持社会正常的延续,弃老是人们的正当选择,这种行为在特定群体或特定地区曾经延续了很长时间,在中国、日本、韩国都有弃老的传说。有的原始民族还有分食老人的习俗,如陆次云《洞溪纤志》卷上:“遐黎生婺岭以北,椰瓢蔽体,父母过五十则烹而食之。云葬于腹中,谓之得所。”由此可见,不是自然发生的人类天性,它是历史的产物。中国很早选择了农耕方式,农业生产的稳定性收入与农业生产经验的积累,决定了人们对老人的生活态度;同时在农业基础上形成的定居性生活与宗法制度,保障了老幼相扶的孝道伦理的产生。

自周秦以来,以孝道为核心概念的儒家文化日渐成为社会主流文化,孝道成为最高道德之一,人品的评价、官员的选拔、政绩的考核、社会风气的化导无不关联孝道的标准。围绕着孝道概念,还产生了儒家经典《孝经》,在崇尚儒家以孝治天下的汉代,《孝经》成为上至朝廷,下至乡里的教科书。随着世俗社会的发展,宋元时期孝道文化传播出现了新的形式,人们重视孝道人物的榜样意义,在民间流行众多的孝子故事传说,《二十四孝图》是其中的通俗经典。中国的孝道文化随着儒家典籍在汉字文化圈的流传,传播到亚洲相关地区,在越南还有“二十八孝图”。孝道文化在和谐家庭,稳定社会基础,保障社会秩序,培育忠于家国的志士仁人等方面有着积极正向意义。近代以后,由于欧美文化的强力冲击与激进的政治革命的破坏,中国的孝道文化随着家族社会的崩溃而出现传承的危机。在传统社会作为核心价值观的孝道文化沦为残余的“封建传统”。

对于传承数千年的孝道文化如何评价,如何在当代社会重新树立孝道文化的正面形象,调动尊老、敬老的传统文化资源,为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压力,解决家庭、社会老人安养问题是我们需要共同面对与思考的问题。国际亚细亚民俗会与中国湖北孝感市政协精诚合作,2014919日至22日,举办了“重阳与孝道文化国际论坛暨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来自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西班牙、日本、韩国、蒙古、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老挝、缅甸、泰国、印度、台湾、香港等17国家和地区的百余位中外专家学者聚首著名孝子之乡——孝感,共同研讨孝道文化、老人安养与老龄文化产业等问题。孝感是中国民协命名的孝文化之乡,孝文化是政府着力建设、传承的地方文化传统。本次会议收到论文近百篇,根据本刊主编的审定,选择了中外学者7篇论文,以俟读者,更多论文见即将出版的大会论文集。

7篇论文大致分成两组,一组是中国学者包括台湾学者、马来西亚华人学者撰写的论文,论文主题是讨论中国传统孝道文化核心概念、伦理价值、孝道礼仪的复兴重建及由孝及忠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萧放教授《孝文化的历史传统与当代意义》一文,则偏重于对孝道文化内涵、孝道文化的历史传承、孝道文化的当代意义与孝道文化回归社会的途径,进行了探讨。孝道文化作为民族文化遗产,它虽然在近代以来出现了传承困难,但孝道文化所具有的伦理价值,并没有过时,它在凝聚家庭、和谐社会、培育感恩意识与家国情怀方面仍然具有当代意义。要实现孝文化的回归,可以从诵读经典与加强孝道文化实践两大方面入手,其中孝道文化的实践尤为重要。该文体现了作者对如何传承民族文明的有益思考。复旦大学郑土有教授《孝: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范畴》一文,关注了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位置。认为传统社会的统治者与普通民众,他们以出自各自的动机,依凭不同的方式共同构建了“孝”的道德网络和行为模式。以“孝”为中心,形成了一整套观念范畴,构成了“家——国”两个超稳定的三角型结构。“孝”的观念内化于心,制约着每个人的行为,遵守孝道成为了人们的自觉行为,孝也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时至今日,它仍有积极的社会意义。该论文在揭示孝道文化如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概念方面有自己的独到体会与分析,值得关注。

中山大学王霄冰教授论文《祭孔礼仪的标准化与在地化》,则对提倡孝道文化的宗师孔子的祭祀礼仪问题进行了研讨,认为历史社会形成的祭孔礼仪与20世纪东亚各国形成的祭孔礼仪呈现古礼与今礼两大形制。今礼因环境与政治选择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地化”的趋势,但新一轮的祭礼标准化也在过程中,如何让新的祭孔礼仪符合信仰表达本身的需要,达到各群体的共识,需要各政府与民间沟通与交流。这样的学术意见,体现了作者文化开放意识与文化建设的责任感。台湾东华大学刘惠萍教授长期关注汉代文化,她在《混同与选择——董永故里重说“董孝子”》一文中,选取汉代孝子传说的视角,结合传世文献与近代以来考古发现汉魏孝子图,对湖北孝感的董孝子的真实身份进行了辨析,认为汉魏时期孝感的董孝子是董黯,而非民间传说的董永,并对后世为何出现这样的混淆做出了符合情理的学术阐释。她的论点无疑具有令人省思的意义。至于孝感“董孝子”的真实身份如何,还值得学界关注。马来西亚华人学者王琛发在《由孝现忠:马来西亚华人怎样过“不明显”的重阳节》的论文中对中国传统重阳节如何因应马来华人的历史情感与信仰心理需要,从而显现在地化的特别形态进行了深入分析,他的阐释与发现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与文化意义。

另一组是来自日本的知名学者撰写。日本已经进入老龄社会,据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25.9%,老人的安养问题是重要的社会问题。日本政府与民间对此较为关注,采取了诸多措施,民俗传统的调用是其中的方式之一。名古屋大学樱井龙彦教授与东京都立大学何彬教授围绕敬老与民俗学的主题展开讨论。樱井龙彦教授论文《敬老文化与民俗学》,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老人文化,认为老人问题既是社会问题也是文化问题,如果单纯从社会负担来说,就是只注意了老人的负面性,其实如果从文化的角度考虑,老人还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老人在地域祭祀仪礼权威角色、地方知识的掌握、家族中的地位与民间文化传承的特定作用等方面都不可忽视,是社会文化传递的重要中介。“老人的经验、智慧、灵力,这些属性作为贤者的特性”应该得到尊敬。我们需要从文化公共政策角度考虑敬老文化。

何彬教授论文《隐居民俗与孝道——兼谈公共民俗学》,隐居是日本传统的老人生活方式,即人老主动从家庭生活中退隐,住到寺庙,或者另外的次要房屋中。论文讨论了隐居与孝道的关系,认为与隐居传统类似的现代城市别屋(或别楼)而居方式,如同楼而居、近邻而居,其实符合现代老人家庭和年轻人家庭不同生活节奏和个性化需求,又保持了“家庭赡养老人”的传统孝道意识,这是现代孝敬老人意识和敬老行为的新发展。新型隐居方式是传统孝道民俗的合理演化,它能解决社会养老设施与情感服务不足的问题。论文认为民俗学研究应该参照社会学、建筑学、社会福祉学科的研究实践,关注、诠释、解决城市与现代生活问题,即适应当代社会需要,发展公共民俗学。

论述十分精彩,读来颇受启发。预计2030年中国达到日本今天的老龄化水平,他们面对的问题,我们同样要需要面对。借鉴邻居经验,未雨绸缪。传承中国优良的孝道文化传统,采用现代生活技术,我们就能妥善处理老龄社会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从这一角度看,我们本次论坛专辑的论文发表,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还具有重要的社会应用价值。

 

本文原为《民俗研究》2013年第2期孝道文化研究专辑的主持人语写作,后来主编示意发表其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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