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民俗文献》序言

《华北民俗文献》序言

萧放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文献大国，“文献”一词在先秦时期有典籍与贤才两种含义，我们可稍作引申说文献的本义包含文字记述与人的口头讲述，这是一个人与文结合的生动词汇。先秦之后，文献专指文字记述。中国历史上虽然经历了多次文献厄难，文献毁损严重，但历代传世的文献仍构成中国文化遗产宝库的重要内容。民俗文献在中国历史文献库中虽然比例不大，但它以色彩斑斓、内涵丰富，格外引人瞩目。

中国自古是礼俗社会，礼俗教化是执政者为政之大要。要教化百姓、整合社会，就必须熟悉地方民俗。因此，自先秦开始，中国的文化人就有了“观风问俗”的传统。《诗经·国风》是最早韵文体的民俗文献，如朱熹所说是“民俗歌谣之诗也”。东汉人应劭的《风俗通义》是世界上第一部专门讨论风俗意蕴的著作，是古代风俗理论文献。应劭在序言中明确说：“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出于政教的目的，对民俗进行记录与讨论，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民俗文献的著述传统。

当然中国民俗文献丰富的原因，并不仅于此，中国文人士大夫还有浓厚的乡土情感与故地情怀，他们往往在时空变易之后，对逝去的民俗风土怀有依恋的情结，非笔之以书，不能释怀，这样就为我们留下了《风土记》（晋周处著）、《荆楚岁时记》（南朝宗懔著）、《东京梦华录》（南宋孟元老著）这样的著名民俗文献。此外，文人博物好奇的传统，也是促成以记述殊方异域民俗为主旨的民俗文献形成的内在动力之一。在以上诸种原因的凑合之下，中国传统社会的民俗文献构成了中国文献系统的有机成分。

虽然在传统的目录学分类中，它不能被凸现，但在今天的学术视野下，民俗文献是我们对历史文献进行深度开发与利用的有效切入点，也是历史文献为今天生活服务的有效途径。我们在清理中国文化史的过程中，如果利用了民俗文献，我们就可以方便地了解到历史上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状态，可以对我们前人走过的道路有更感性的认识；同时我们今天处在接续与复兴传统的历史阶段，要妥当地重建地方文化传统，民俗文献就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文化记忆的文本，它能够发挥连接过去与现在的历史重任。

华北民俗文献是指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等地区留存的民俗文献，对这一地区民俗文献的整理是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与社会文化意义。华北地区位于北纬32°—42°之间，东经110°----120°。处在大兴安岭、青藏高原以东，内蒙古高原以南，秦岭淮河以北，东濒黄、渤二海。从气候上看，华北是亚热带与暖温带、湿润地区与半湿润地区分界线。从生计方式看，是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错杂的交界地带。在这样的自然风土条件下，华北地区居民逐渐形成自己的地域民俗性格，如秦汉文献中常谓：中山地广，民俗狷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等等。当然随着历史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民俗性格逐渐脱离原生状态而发生变化，地方民俗生活也会多样化，不过由于地理环境没有改变，在人们的谋生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的情况下，华北区域民俗的总体特征依然明显异于其他地区。

华北地区在自金元以后，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已经有800余年的历史，华北地区成为传统社会后期的首善之区。正因为华北处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汇地带，又是首都所在的地区，本区的民俗文化虽然以北方汉民族为主体，但它糅合了蒙古族、满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信仰与风习，同时也吸纳了华东、中南、西北、东北各地的民俗，形成了华北特有的民俗形态。华北区下可细分为京津、河北、山西与内蒙古三个民俗文化亚区。

自古以来，京津地区就是政治经济文化发达之区，城市生活丰富。在长期的帝都文化的影响下，京津地区的民俗文化深受宫廷文化、官府文化及城市商业文化的影响，重视社交与人生礼仪民俗，信仰民俗、节庆庙会民俗、交易娱乐民俗等。从民俗内涵看，京津属于都市民俗区，京津地区的民俗传统在城市生活中特色鲜明。京津地区同样是文化人积聚之区，著述高手云集，记录、辑录京津地区民俗事象者代不乏人，因此京津地区的民俗文献丰富。

河北地区临近京津，都市民俗对河北民俗是会有辐射影响作用的，当然，河北民俗也通过人口流动影响京津地区。河北地区因为有京津的分隔，南北民俗也显现出地方差异，南部临近河南、山东，农业生产为主业，人口固定，民俗古朴传统，重视家族与传统礼仪。北部临近游牧地区，由农牧生计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生活，它与纯粹汉族农业区相比，在民俗形态上会有一定的差异。

山西是上古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农业、商业发达，山西内部又分晋北、晋中、晋南三个部分，晋北地处黄土高原，山多沟深，农业为主业，由于临近内蒙古，口内外人员物货联系密切，民俗亦随之发生某些变化。晋北的社火与赛戏繁复盛大，引人瞩目。晋中为山西心腹之地，这里土地平旷，物产丰饶，明清以来闻名于世的山西商人就主要集中在本区的祁县、太谷、平遥等地。晋中大院、古城与名山名祠众多，人文底蕴深厚。晋中民俗文化丰富，仅就岁时节日来说，就有“四大节，八小节，二十四个毛毛节”之说。如此密集的节日，说明当地人有过节的财力、心情与社会需要。晋南与河北、河南、陕西等地接壤，是黄河中游的富庶地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号称尧舜故地，耳目所及，足迹所处，民俗风物、故事传说在在皆是。晋南民风古朴，圣王、贤人、英雄崇拜突出，民俗信仰与民俗艺术发达，庙会社火、锣鼓表演，炫人耳目。晋南至今仍保存着浓郁的民俗文化传统。明清时期这里还是华北移民重要集散地，洪洞大槐树的故事在北中国广为流传。

内蒙古是华北以蒙古族为民族主体的地区，游牧民俗是本区的特色。内蒙古民俗文化区又可分东蒙民俗文化区与西蒙民俗文化区，东蒙地区受农耕文化的影响较大，西蒙是传统的游牧地区。如果要更具体地看到不同区域民俗特性地话，还可细分为：巴尔虎、布里雅特民俗文化区，科尔沁民俗文化区、锡林格勒、察哈尔民俗文化区，乌拉特民俗文化区，阿拉善民俗文化区，鄂尔多斯民俗文化区等。每一民俗文化区，因为其历史部落文化传统不同，因此在民俗生活上显现出不同的风貌。

作为记录华北地区民俗的民俗文献，从其写作内容与形式看，主要有如下三类：庙会文献、岁时文献、地方风土文献等。

首先看庙会民俗文献。华北城乡庙会组织发达，庙会民俗活动丰富，著名庙会众多。特别是京津两地的城市庙会，引人瞩目。北京著名庙会有厂甸庙会、东岳庙会、白云观庙会、隆福寺庙会、妙峰山庙会等，天津有天后宫庙会等。这些著名庙会基本上都有相应的民俗文献。比如厂甸庙会在北京琉璃厂，这里是旧时北京春节期间的著名玩耍地，对于厂甸庙会很早就有学者关注，如当时北京高师教育研究者王卓然在实地调查基础上写作了《北京厂甸春节会调查与研究》（1922年），邵飘萍在序文中说：“王君实开以科学的方法而研究现实社会之先河也。”东岳信仰自宋代以来遍布全国，元代以后，北京作为首都，不仅有领袖全国的皇帝及其行政机构，同时也是宗教权力集中的地区，北京东岳庙为全国等级最高东岳庙，除了泰山之外，北京东岳庙最有影响，每年的东岳庙会同样声势显赫。我们从元明清的碑刻文献中可得到清楚说明，现代学人郭立诚还著有专门的调查著作《北平东岳庙调查》。晚清民国时期北京城西的妙峰山香火兴盛，妙峰山庙会组织有数百之多，记述妙峰山庙会的民俗文献有：奉宽的《妙峰山琐记》、金勋的《妙峰山志》，顾颉刚的《妙峰山》，这三本书都围绕着妙峰山香会展开，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在写作中各有特点。满族人奉宽在晚清与民国初年，连续三十年上妙峰山进香，对妙峰山的地理、古迹、风俗、道路、庙宇，特别是香会，用心体察，并笔之于书，写成《妙峰山琐记》。因为他熟悉文献故实加上沿途眼目所及，记述翔实、真切、自然。如说到万寿善缘缝绽会茶棚，“乃京师靴鞋行公立。香客鞋绽，代为缝缀，并施粥茶；始于康熙十二年，实善会中最久者。每岁二月，各处帖报启知，戒备亦早于他会。”（《妙峰山琐记》）顾颉刚发现此书后，主动将其纳入中山大学民俗学丛书刊刻出版。金勋的《妙峰山志》是一部未及刊行的关于妙峰山的香会的专志，当年如果顾先生能发现这一手稿，依照他的爱好，肯定也会纳入民俗学丛书的。金勋对妙峰山香会组织历史、组织构成与人员角色分工，作了细致的描述，他对香会的社会功绩有相当高的评价。金勋在本稿本的“序”中说：“北京盛衰以妙峰山香火为转移，香火盛，则国盛，香火衰，则国运亦衰、人心世道亦堕落矣。该山能远收各省香火，化上中下人民为一家，无等级可分，进香人各各客气，众口充满虔诚，与代福还家。同饮吃一锅之粥茶，同食天津馒首，同谒碧霞元君，同睡圣母之山，同看文武各会，人人欢喜快乐，同得祀山之福，千里而来欢聚一山，成为一心一意，另见一种新国民运动气象。”1925年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顾颉刚先生一行对妙峰山进行了第一次有意识的学术调查，亲自考察了香会活动，抄录了不少碑刻会启。顾颉刚撰写了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妙峰山香会”一文，调查与考证成果汇聚在《妙峰山》一书中，该书亦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丛书一种。

天津是北方地区的著名商埠，天后宫是天津具有标志性的宗教景观，围绕着天后诞日所形成的皇会，是天津市民时间生活中的大事。关于天后宫庙会的文献有徐肇琼的《天津皇会考》，该书写于1936年。书中汇集了前代史志资料，对清代皇会多有描述，如清代天津皇会出会有固定的秩序，第一是门幡，第二为太狮会，第三为报事灵童，第四为中幡会，第五为挎鼓会，第六为杠箱会，第七为杠箱官，第八为捷兽会，第九为高跷会，第十为十不闲会，第十一为重阁会，第十二为抬阁，第十三为爬竿会，第十四为地秧歌，第十五为灵官，第十六为许愿者，第十七为宝塔七级，第十八为盖华会，即华盖会，第十九为鲜花会，第二十为花童会，第二十一为大乐会，第二十二为鹤龄会，第二十三为銮驾会，第二十四为娘娘五尊，有子孙娘娘、癍疹娘娘、眼光娘娘、送子娘娘、天后娘娘，第二十五为接香会，最后殿以护驾会。当然对天津皇会的历史溯源与资料梳理考证是本书的重要内容。写作于同一时间的《天津皇会考纪》，作者署名为望云居士、津沽闲人。该书作者不仅搜集皇会历史资料，更重要的是他以亲历者身份，对民国时期天津最后一次皇会组织及表现情况作了细致的记录，为我们留下了难得的现代庙会文献。

山西庙会众多，著名的有太原晋祠庙会、翼城汤王庙会、洪洞接姑姑会、运城解州关帝庙会、朔州神头五月五庙会等。著名庙会文献有清末民初人刘大鹏撰写的《晋祠志》。“七月初二，晋祠赶会”。《晋祠志》记载了“祀圣母之神”的祭祀与游神的盛况。

其次，看华北岁时民俗文献。岁时节日是民俗生活的主要内容，记录华北岁时生活的岁时文献主要华北各地都有，但京津地区较为突出。作为帝都，北京的岁时生活丰富多彩，记载北京岁时民俗的文献自元代开始直到民国有完整的岁时文献系列，元熊梦祥著《析津志》的“岁纪”篇，明朝刘侗、于奕正等著《帝京景物略》的“春场”部分、陆启泓的《北京岁华记》，清朝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富察敦荣的《燕京岁时记》，民国时期张江裁《北平岁时志》、张茂节、李开泰合编《大兴岁时志稿》、《宛平岁时志稿》、让廉著《春明岁时琐记》等。通过对这些岁时文献的阅读，我们对北京地区的岁时生活史有全面的了解。天津岁时民俗文献较少，在光绪《天津府志》与民国《天津志略》中有关于天津岁时的记载。如元旦新年，清代“正月元旦，昧爽长幼皆起，盛衣冠、设香烛、拜天地、拜祖先、拜父母，以次而及，设盛馔和乐同享。各食饺子，取更新交子之义。 亲戚乡里交拜。履新互相请席，名曰“吃年茶”（光绪二十五年《天津府志》）。民国“ 除夕之夜，人多守岁，故于正月初一日，五更即起而祀神，焚香，放鞭爆，供面饺。事毕，合家食团圆饭，饮椒柏酒，饭即饺子，并备干鲜果品、肴馔以佐酒。而杂拌一项，尤不可少，盖杂合各干果及糖蜜食品，盛于一盘；年终，津埠干果店即售之。元旦日，食黍糕，曰“年年糕”，佛前亦供之。焚纸锞，合家互拜新年。乃出而贺人，见则一揖，亦有屈膝为礼者，更以吉语相祝。”（民国二十年《天津志略》）由此可见天津岁时民俗在改朝换代之后，依然传承。当然也有局部变化，如祭祀的程序，民国时期 已经较清代松懈。山西河北内蒙岁时文献同样大多包含在各地志书之中，专门的岁时民俗志少见。

第三，华北地方风土文献。这类概述地方物产民情的风土文献，是华北民俗文献中比较突出的部分。京津地区的风土文献丰富，近人张次溪编有《京津风土丛书》，广业书局编有《北京历史风土丛书》，京津地区的风土材料从这两部风土丛书中基本可以获得，当然也不是全部。北京地区风土文献主要有：明人沈榜的《宛署杂记》，清人孙承泽的《春明梦余录》、魏元旷的《都门怀旧记》、《都门琐记》、柴桑《京师偶记》、让廉《京都风俗志》，民国时期李家瑞的《北平风俗类征》等。这些风土文献的价值如何，可以《京师偶记》记载北京民居情况为证：“燕地风沙无微不入人家，窗牖多糊纸以障之。冬日又防寒气内侵，或易以高丽纸。至夏日，又于窗纸去其一二，裱以疏布，使其除暑纳凉也。布外仍系以纸，有风沙则舒之，无则卷之。”北京人为应对风沙寒暑，采取的这些居住防护措施，可谓巧妙周全。天津地区的风土文献主要有：清人张涛的《津门杂记》、崔旭编《津门百咏》、樊彬编《津门小令》，民国张次溪《天津杨柳青小志》等。杨柳青是天津近郊的著名商埠，张次溪是现代少有的对地方风土民俗特别关注的学者，他不仅主编了《京津风土丛书》，还亲自撰写了多部京津地方岁时风土著作，《天津杨柳青小志》就是其中之一，该志详细记述了当地疆域、河流、业产、民气、风俗、神庙、诗征等，为我们今天了解杨柳青年画产地历史及社会文化环境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河北风土文献有：清人吴汝纶《深州风土记》，民国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定县秧歌选》、郑德琪、赵棠合輯《河北省歌谣集摘要》等。其中，《深州风土记》是重要作品。吴汝纶是晚清桐城派的代表性人物，他在编《深州风土记》时，以“字字有本，篇篇成文”为原则，在风土记体例上有许多独到之处。而李景汉等社会学家对定县的社会调查及秧歌的搜集，是现代学术思想在地方风土文献写作中的新体现。山西风土文献亦较丰富，主要有明人沈思孝的《晋录》，清人齐翀的《三晋见闻录》，陆耀的《保德风土记》，民国陈希周的《山西调查记》、《山西考察报告书》等，这些文献对山西物产、经济、土风民情、异闻等均有记载。内蒙古风土文献丰富，主要有：元人杨允孚《滦京杂咏》，明人岷峨山人（尹耕）的《译语》，清人阮葵生《蒙古吉林风土记》、张穆《蒙古遊牧记》、民国日本人松本雋撰，吳欽泰译《東蒙風俗談》、馮誠求撰《東蒙遊記》、王華隆等著譯《蒙古調查記》，卓宏謀撰《蒙古鑒》，马鹤天著《内外蒙古考察日记》等。内蒙古在华北地区因为民族成分与游牧生活方式的关系，地位较为特殊。人们对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的民俗生活也有较多关注。从《滦京杂咏》中的蒙古见闻，到王华隆等著译的《蒙古调查记》中关于内蒙古宗教信仰与地理风俗，为我们了解内蒙古地区的风土人情，提供了翔实的文献资料。

华北民俗文献除了上述列举的内容外，还有许多地方志、风物志及近代调查采访资料，如民国时期的大量乡镇志；有国外人员对华北的调查资料，大型的如日本满铁调查资料，也有许多属于民俗内容。单一的如北京岁时记录，日本人在20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直到八十年代，就有四本《北京岁时记》，因为是日文，本书没有收录。值得说明的是，上面提到的一些著名的民俗文献，如《帝京景物略》、《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晋祠志》等等，因为有当代通行本，根据本辑编写总则，也没有收录。这部文献所收录的是平常稀见的民俗文献，但不是全部华北民俗文献，也不都是最重要的文献，这是需要给各位读者说明的。

在这里我要感谢王晓燕编辑，没有她耐心、细致、有效的工作，本辑文献是没办法顺利完成的。感谢西华师范学院的旷天全老师，他在本辑文献中担当副主编，作了大量扎实的资料搜集工作，保证了本书的质量。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博士后吴丽平同志，她作为本书副主编之一，也竭力帮助完成本辑文献搜集工作，给我减轻了许多负担。张勃博士为本书目录的搜集也作出贡献，我的博士生高忠严同志也为本书费了一定心力，在此一并感谢。

我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对本项工作也给予了支持，本人承担有教育部文科研究基地《辽金元民俗文献史研究及数字化管理项目》，以及北京市十一五规划课题《北京岁时节日研究》本辑文献是其中的基础内容之一。

萧放主编、吴丽平、旷天全副主编的《华北民俗文献》22册，作为甘肃古籍研究中心主编的《华北文献》丛书专题已经由学苑出版社201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