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台日志二十一

5月13日

下午按预约去了位于台北东北角的南港附近的中研院，辅仁大学所在的新庄地区在台北的东南角，中间距离较远。为了早到，我12点多就出门，从新浦坐捷运，到南港换公交，下午1点半左右就到了台湾中央研究院，算是相当顺利。

我跟人文研究中心的刘石吉研究员联系上了，进门不久，就看到他从另一个方向过来。我们在中心喝了乌龙茶，聊了一阵天，上他工作的海洋文化研究室看了，然后又去他的个人研究室，看了他房间被图书塞满，坐在沙发上，有人在书山之中的感觉，其中有许多是大陆出版的书。

刘先生带我去史语所拜会所长黄进兴院士，虽然没有预约，但黄院士特别客气。黄院士是哈佛大学博士、史学理论的专家，对孔庙也有相当研究，他为人和气，有谦谦君子的儒雅风度。我因为没有带自己的著作，是空手拜访，不好意思，但先生除了送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介与史语所80周年礼品外，还送了《圣贤与圣徒》、《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两本专著给我，前者是比较基督教与儒教，后者是对孔庙与儒生的研究。他的关于后现代史学的研究专著是由大陆出版，手头只有一本了，我当然不能要他的，回去可买到。

中研院史语所创办于1928年，至今有83年历史。当年傅斯年在中山大学筹办，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三人为常务筹备员。钟敬文先生当时在顾颉刚先生手下负责民俗学会事务。史语所最初分设史料、汉语、文籍考订、民间文艺、汉字、考古、人类学及民物学、敦煌材料研究等八组。1929年迁北平，将原设八组归并为三个学术组，一为历史学组，从事史学与文籍考订；二为语言学组，从事语言学与民间艺文研究；三考古学组，从事考古学、人类学及民物学，并分别聘请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为一、二、三组主任。1931年迁上海，1934年迁南京。日本侵华期间迁长沙、昆明，后定居四川南溪县李庄之板栗坳。1946年迁回南京。1948年傅斯年所长主持将人员、图书、标本、文物由南京迁台，先在桃园杨梅镇，1954年定居南港。史语所现分为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和文字学四组，语言学独立设所。本所设专题研究室，动态开设，有好的中心课题就可设研究室，人员可流动组合。目前有文化思想史、法律史、台湾东南亚考古学、文物图像、生命医疗史、礼俗宗教、世界史、古代文明八个研究室。还有明清档案、汉籍资料库、地理资讯系统、金文、安阳五个工作室，以及骨骼、科技考古、文物维护三个实验室。另外傅斯年图书馆、历史文物陈列馆及台湾考古馆也属于史语所。史语所有专职研究员50多人，如果将附属机构工作人员加起来共计有300多人，是中研院文科研究所中最重要的研究所。其研究要求必须个人与集体并重，“故本所未来仍将秉持这个原则，一方面尊重个人研究，鼓励同仁成为个别领域的领导学者；二方面以专题研究室为基础，突出几个跨学门的、全所性的研究重心。”开阔视野、整理资料、扩充数位环境，“期以建构世界汉学研究平台”。史语所诚为中国古代文化研究重镇。陈水扁时代的教育部长杜正胜就曾在1995年至2000年间任本所所长。听中研院同仁说，杜家世代为道士，他的兄长仍然从事道教职业。他的侄女还以爷爷为研究对象写了一篇硕士论文。我在一位同仁那里见到这篇个案调研报告。

由于预先约定拜访民族学所长的时间未到，我们从史语所出来，去参观了胡适故居，当年胡适负责中研院工作，就住在院内。他的房子不大，有客厅。两个卧室、一间书房。很奇怪的规定时，这里不让拍照，说是文物。据说当年胡先生的夫人江冬秀喜欢打牌，胡适怕影响不好，不高兴，给她在台北买了房子，让她到台北去住，胡先生独自住这里。1962年，胡适在这里心脏病发作，由于南港离市区远，等救护车来，已经不治。

我们又按约定时间去拜会民族所所长黄树民先生，这是我们此前刘先生就联系好的，我也带了一本《岁时》的小书送他。他曾在大陆厦门调查了写了一本《林村的故事》。黄树民先生是美国博士，曾任爱荷华大学人类学教授，现在台湾工作。黄所长带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博物馆、博物馆是首任所长凌纯声先生创办的。收藏了许多珍贵的台湾原住民的生活文物，据说台湾原住民要恢复传统用品，还要到这里查看样品。由此看博物馆式的文物保存，也是一个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式，在适当的条件下博物馆的文物可以成为复活历史传统的依据。我们还看到他们正在筹办刘枝万老先生贡献的文物展，这位老先生是本所专门关注民间信仰的资深研究员，他将自己的全部图书与藏品奉献给本所。黄所长还带我们看了本所的图书馆，这图书馆对社会开放，只要提出申请，符合条件，就可来此阅读图书。所长向我们介绍了本所特藏，当年日本人对台湾原住民的调查资料，有500册之多。这500册已经译成中文，但需要校对才能出版，限于人力，目前只有十来本整理出版了。台湾原住民也非常期待这套资料早日出版。日本人在对中国大陆进行满铁调查之前，就在台湾先行作这样的调查工作。

我们还拜访了民族所专门研究台湾道教的叶先生，在他的书房见到的全部是英文书，个人书架又如此多的外文书，真的少见。叶先生很有个性，我们在那里恰好有交通部门来电话，原来他见到捷运指示牌不明确，提了意见，相关部门就此来电话请教。他在电话中说交通部门这样设指示牌是不妥的，语气相当重，对方似乎也没有脾气，仍然倾听，这大约就是服务吧。

下午五点左右，原香港中文大学的游子安教授也到了，我们冒雨去拜谒胡适之先生的墓园，对于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我心生敬意。胡先生的墓碑上写着：“这是胡适先生的墓”，“这个为学术与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蔽）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这段白话墓志，据说出自著名文化人、曾任北大图书馆长的毛子水教授之手，以白话墓志概括胡适先生一生，传神写照，文质彬彬。

辞别胡墓，我们接着上行，见到了董作宾先生暨夫人墓，以圆形墓冢，象征甲骨龟壳，以追念表彰其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特殊贡献。墓左前有董先生画像，右前为甲骨文字。墓地还有一尊先生的半身铜像与介绍先生事迹的文字。董作宾先生在胡适先生去世一年后辞世，董先生是著名甲骨文字学家，河南南阳人。主持安阳甲骨文的发掘，曾任史语所所长，创办《大陆杂志》，台湾第一届中研院院士。其实也是民间文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著名的论文是《看见她》的研究。董作宾写道：“一个母题，随各处的情形而字句必有变化，变化之处，就是地方的色彩，也就是我们采风问俗的师资。所以歌谣中一字一句的异同，甚至于别字和讹误，在研究者视之都是极贵重的东西。从歌谣中得来的各地风俗，才是真确的材料，因为它是一点点从民众的口中贡献出来的。像本题一首寥寥百余字，到一地方就染了一层深深的颜色，以前他处的颜色，同时慢慢的退却。”（本段转引自刘锡诚先生文章《董作宾：乡土研究的先驱》）今天能拜谒董先生之墓，是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路边还见到一独立墓碑，墓道平地萧条寂寞墓地，墓碑上写着“徐高阮先生之墓”。徐先生浙江杭县人（1915-1969），是陈寅恪先生的高足，著作是《山涛论》，据说他30年代在北大、清华上学期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是共产党北平市委负责人之一，任市委宣传部长，后因他在青年中倡导第三条道路（非马克思主义、非三民主义），与党内其他干部内意见分歧，刘少奇请他去延安谈话，他不去，后来被彭真为首的市委除名。徐后师从陈寅恪先生，学术很有成就。周一良在《毕竟是书生》中说：，“陈先生及门众多，影响深远”，其中“我以为脑力学力俱臻上乘，堪传衣钵，推想先生亦必目为得意弟子者，厥有三人：徐高阮、汪笺、金应熙也”。徐在史语所工作30年（1939-1969）。徐先生个性孤傲，墓地犹如其人。

接着见到吴大猷的墓，吴先生是中国物理学之父，他培养了李政道与杨振宁这两位优秀学生。吴先生不仅学问卓越，而且人格高尚，他对待患有严重肺病的的恋人后来的妻子相濡以沫，不离不弃。在结婚前，有人劝吴慎重考虑，不要影响了自己的未来，吴先生说：“我爱她不是一朝一夕了。我所憧憬的未来都是和她在一起的未来。生活里如果没有她，再大的功名对我来说又有什么幸福可言？我要好好照顾她，而结婚是我今生能够照顾她的惟一方式。”在吴先生精心照料下，他的夫人居然活到了71岁。吴先生是科学家，他重视通识教育，他认为：“大学教育的理想，是给予一个成熟的学生以接受各种教育的机会的处所。”“换言之，大学是学者学生都有自由从事所选择的学术致力的处所。”吴先生2000年去世。山上最后一个墓地是一位王姓图书管理员的墓。这座山已经列入保护地，不能再有新墓出现了，中研院的同仁说，他们以后已无葬身之地了。

晚上与史语所的同仁吃饭，聊了许多掌故，收获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