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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讲了一辈子的理 ——一个纳西族老村长的口述实录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9-08-08 21:4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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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讲了一辈子的理  
  —— 一个纳西族村长的口述实录
    
    杨杰宏 记录整理
    
    引 言
    
    首先必须声明,本文作者是讲述者本人,笔者只是在忠于讲述基础上作了如实的记录。本文讲述的是丽江市古城区金山乡一个纳西村长的故事,更准确地说是一部民族乡村人物志。他讲述了一个当了三十多年村官的人生经历:他到部队当过兵,受过伤,在畜牧场养过马,到水库修过水利……可以说他为国家奉献了大半辈子,在部队里受伤致残而复员,受村民信任而当了半辈子的村长。他从来不当自己是什么官,他在官方与民间的夹缝里苦苦周旋,苦心经营,有时两头受气无处诉说;他对这个村庄了如指掌,所以他能够如数家珍;他对这个村庄倾注最多,所以他受村人爱戴与争议一样多,从中享受到了人间最醇真的人情,也感受到了世态炎凉的人生况味。“他”只是国家叙事中的一颗棋子,随波逐流,一旦跟不上形势就饱受批判,对解放以来种种的运动他也忠心耿耿地拥护,不折不扣地执行,甚至不惜背弃传统的道德礼数,故而背上了“打狗棍”的骂名;而他又不能离心离德太远,毕竟他生于斯长于斯,他的执政基础就在这块生老病死都离不开的土地上,所以他得小心翼翼地为村中父老乡亲遮风挡雨,撑腰说话,有时不得不耍一些农民式的聪明;冯梦龙说,有假诗文,但无假山歌。他可能在上级官员前会说一些套话,但在百姓面前来不得半点虚假,他得解决婆媳之间矛盾,调解村寨之间,邻里之间的纠纷……做村官难,做个好村官难上加难。深山不能避世。作为民族边疆地区的纳西族村落,它与全国农村一样,与国家命运紧紧地拴系在一起,由此也决定了个体生命与国家命运的殊途同归。
    乡村一级行政是国家政权的底端,也是国家的神经末稍,国家的苦难与痛楚同样在这里也感受最为深刻。无可回避,中国至今仍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的国情仍未改变,三农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看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村里年轻人谈婚论嫁都要请乡村干部作主,但到了现在,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多方利益博弈中的村里干群关系呈现出复杂化趋势。乡村的干群关系自古以来成为判断国家命运的浮标,由此这份村长自述也为考察共和国60年来的历程提供了一份可贵的样本。我们总说苦难兴邦,苦难就是财富,但如果这份财富仅停留于宏大的国家叙事,粗线条的精英、官方叙事,这样的苦难更多是修饰成为一种忆苦思甜的作料而已,对现实乃至未来的借鉴作用并无多少。国家命运是由个体来呈现的,集体记忆同样也是基于个体记忆的汇集。在这个意义上,这份口述史不只是一个纳西族村长的命运史,也是国家历史的一份记忆档案。
    这不是什么学术论文,而是一篇自传体小说,是直面现实的真实记录。孔子说诗歌有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在我看来,这位纳西村长本身就是这样一位现实主义“诗人”!他讲古可以讲三天三夜,他不只是对国家政策动向洞若秋毫,对民间故事、谚语、歌谣了熟于心,信手拈来,张口而至,但关键在于他对人心、民情的体贴入微,所以他的口才接了地气,顺了人心,才能让势不两立的双方和解如初,在追悼会上一句话就让人泪如雨下……以前在大学文学课,经常给学生讲文学不是风花雪月的无病呻吟,也不是卖弄玄虚的理论技术至上,而是要明白文学是人学,要关注人本身,关怀他们的病痛,直面鲜血淋淋的真实,这样的书写才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学生说,那些感人的真实材料在哪儿,为什么我们没碰着?其实很简单,眼光朝下,多下去调查访谈,多体验这丰富多彩,五味杂陈的生活。由衷地希望多一些这样的真实书写,让我们这个民族,这个人类的记忆更加丰满而沉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1、我们这个村
    听祖上讲,我们家族是从中甸白地[1]搬过来的,先有十八家,现在的这个规模就是从这十八家发展而来的,但“十八家”这个地名是保留下来了。
    魁阁是村里出有功名的文人出才建的,丽江只有三个魁阁,四方街就有一个,叫什么?(笔者:科贡坊。)坟地上写起家族以前出个文人,书读了不少,没有做过官,一直在外面,后面回到村里后,开设书塾,招了些村里儿童教书,也为村里尽些书写义务。当时他回来时,县里教育局把属于村里教育摊派款的田地归我们村里自己种,田租费作为教育基费拿给教书先生。当时县里教育局长是束河的和万松。那块地还是好大一块的,从现在的篮球场一直到上面的教育局那里,我们家族的这一支作为这块田地的佃户,因交不起田租,我家爷爷抓起去,系上脚镣关在监狱里,后面就疯掉了。因为他作为一家之主,一方面要交租,还要为一家人的重生计安排,这么大的压力把他压垮了。我爷爷疯了后放出来了,又把我父亲关进去了。
    解放后和万松[2]作为反革命就杀掉了,杀之前,政府通知被他压迫过的贫下中农要去刑场上斗争他。我家爷爷和父亲流着眼泪控诉了他的罪行,和万松说,你俩说的一句也不假,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认罪,服罪。就请你们不要再说了,就算我感谢你们了。听说杀他时是用大刀砍的,砍成了碎肉。平心而论,他也有有冤的,收田租作教育费也不是为他个人的,没有经费怎么维持教育工作,比如现在那么多老师,工资不发怎么行,其他地方还不是有拖欠教师工资的情况。他的所作所为也不可能使所有人都满意,我做了那么多年村干部,也不可能让所有村民都心服口若服嘛!但处在那个时代就说不清了。听我爷爷说关在监狱里还是优待的,该吃饭时还是给的,他们也不是没有任何理由就抓人,但当时家里在确太困难了,交不起田租才造成了这样的悲剧。我爷爷放出来后又好了,不疯了。
    村里每年初一十五三圣宫里念经时,我爷爷就请过去了,说编灯笼、剪寿字只能我爷爷做,这是老规矩了。我曾祖父对我父亲说:你家爹又去做道士奴仆去了。初一至十五三圣宫念经,附近好多百姓也过来上香祈求,宫中有个马王殿,是为老百姓的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而服务的。除了春节期间外,平时哪家生小马驹了,就得从家盛在小碗面粉到马王殿里表示谢意,把面粉倒在马王塑像的马背上,用手抚马背,一边说祝词。搞完后把碗也放在那里就回来了。人走了后,庙祝就把地下的面粉扫起来,放到他的面柜里。上面后山上记得还有个道士坟,因年久失修,有些破落了,现在可能有点难找。我们村里有两个人,一个叫奘羽,另一个叫奘悠,是三圣宫里的道士起的名,都不在了。
    到我这一辈已经有十二代了,原来有个“波谱”(纳西话,指家谱),放在家里祖先牌位上。后面发生了文革,都烧掉了。现在和则亮自己在整理一些家谱,但有些已经失传了,可能只能到墓碑上寻找了。我记得我们家族的坟地的上下次序是很讲究的,上辈与下辈都有严格的规定,后面家族大了,发展不平衡,有的发家了,有的还是穷得叮当响,这样坟地次序也慢慢有点乱了。我家以前不是很富裕,从我家曾祖父的坟可以看出来,那时建不起墓碑,只是一堆土丘,名字也没有写。我家曾祖父说,那些富人家祭是过来祭了,只是做个样子就回去了,我们是真心实意地祭祀,祭完了也在坟地上吃,意思是与祖先一起吃顿饭。他说既然这样,我死后就不与那些富人家埋在一起了,所以他的坟墓另外迁到一碗水那边,那边风水好,上山下山都可以喝着水,所以才名一碗水,那水也刚好够喝一碗,喝完后又出水。原来的老坟在火车站上面的半山腰。
    我祖父有三个儿子,我父亲是大儿子,我父亲有四个儿子,我分家时自己起了这院,后来子女大了,给大儿子建了一院,孙子也建了一院。一辈子就只忙得赢[3]建房子了。给子女作奴仆。三个儿子,乡政府里作保安的是老二,在行政村工作的是老大,儿子三个,女儿二个,都成家了。孙子孙女共11人,也算是儿孙满堂了!大嫂因患癌症,治了好几年,昆明就去了三次,最后因治无效而不在了,去世已经有三年了。后来老大又找了个战友的妹妹。有两个孙女,现都在上高中。大的那个今年高考,成绩不太理想,考是考着了,通知书上说是什么电子修理,不是很满意就没去读,现在又在补习。小女儿在高二。她们的继母带了个儿子,今年参加验兵,不知有没有录着了。要说当兵,我家二叔、三叔都是当过兵的,是亲亲的我家父的兄弟,然后是我,老三,我的大儿子都是兵。我二叔是国民党时候当的兵,当时是两丁抽一,老大抽着,我祖父让老二代老大去,问他:“敢不敢代,如果不敢,那么你哥去了,我们八个人这一家就无法办庄稼了。”二叔就去了,参加的是滇军60军[4],派到东北战场,就是林副统帅东北打战的地方了,后来就被解放军收编,与大部队回到西南,参加了解放云南的战斗,我家二叔前面一阵子才去世的。我家父亲名字叫和敬,二叔名字叫和善,我父亲的一个同事叫张云的,当时也在部队里面,在点名时,叫了和敬,我家二叔就叫了声“到”,有的认得我父亲名字的人说“老鹰村的和敬不是这个人嘛!”讲了三个晚上后,张云就把我叫了过去,问我到底是不是和敬?二叔就说明了情况。当时张云在部队里当特务长,就是现在的事务长,后来他留在部队里了。我家二叔就复员回来。五十年代初回来时,作为政府补助,给了我家二叔米二百斤,麦子一千二百斤,当时我还记得的,从粮食局拿出来后,到四方街头南边卖了。这点粮食是给二叔复员的补助,当时他回来时是以总务排长的身份复员的。
    2、当兵的历史
    当村干部之前先参了军,我家有这个传统。我在部队时参加了当时平息小凉山叛乱[6],负过伤,评过负伤残疾等级,按规定复员后,应发点抚恤金,但一直没有落实。大儿子也参军,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先在蒙自炮团,后直接调到前线。我是59年参军,在宁蒗。当时招兵,丽江招了140多个,除了去中甸的18个还是22个外,其余都直接调到宁蒗。足足当了八年兵,66年才回来的。(拿出来复员证)60年到65年。当时部队称为一至十三团。60年3月至65年十二月。当时退伍时有张证明本,上面是国防部长林彪签的,还有张他的照片。回来时放在武装部,后面才换成了现在这个复员证书。当时我去武装部拿证明书,当时武装部长是我的战友李斌,他说,你去翻得了,翻遍了他们的档案都有找不到。原来林彪出事后,这些复员证明都烧掉了。宁蒗小凉山剿匪是很惨烈的,与我一起去的丽江人就死了两个,一个是我老婆一个村的,五台人,另一个是白沙人。白沙那个当时只是负重任,我背他回来,到红梅时就断气了。领导说既然死了就不要送回去了,就地埋了吧。他就一直埋在宁蒗。从小凉山一直剿匪到永胜东山、羊坪,没打什么大规模的战役,都是零零星星的小战。战斗之前一般先喊话,作思想工作,说不通就只能刀枪相见,也有过空发意外的短兵相接。当时我们一同参军的金山就有三个人,东元五个。印象中打过战的有三次:战河一战、子姆一战,东山牦牛坪一战。其实就我们了解情况来看,叛乱分子与台湾是有联系的,因为部队截获了台湾发过来的电台信息。回来时我被评了个二等一级残疾,但一直未能落实政策。XX(指现任乡党委书记)当公社民政干事时就反映过一次。
    3、“第三党”事件
    文革期间,因为有些造反派想打倒我,但又找不到把柄,因为我才当了村长不到三个月,就想定罪为当权派,他们也没有理由。家庭一直是根正苗红,建国之初就是团员了。他们就查到我家二叔头上来,他们从我家二叔那里也刨不到什么。后来那些人就审问二叔,问他怎么潜逃回来的。二叔就老老实实说,解放完东北后,回来参加解放云南。如果只问这些也没什么事,后来那些人还是不放,接着问谁可以证明,二叔说当时林副主席他们是开了证明的。那些人就问,证明在何处?二叔说为安全起见,就把证明放在鞋底下了。那些人一下子找到了“罪证”:“林副主席的名字踩在脚底下,那是永世反革命!”当时给他定的是什么罪呢?二叔即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说是什么第三党。这其实是不属于什么名堂的,故意加的罪。他们问二叔是不是第三党分子。二叔说不清楚。意思是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党。二叔年轻时喜欢唱歌,在部队时也常到俱乐部里参加娱乐活动。现在也是宣科古乐队里的老乐手,前面十月几号才不在的,宣科都过来参加追悼会致了悼词。他们就以为找到罪证了,就说:“不知道,就说明是第三党的人了!”就这样定了一个第三党分子的罪名。二叔当时有一本复员证,比现在复员证大,这本复员证就扣押在公社里面了。
    我认为这事蹊跷,不明不白的,肯定有人知道内情,就去问与二叔同一部队的战友,东山有一个,就是和XX(一个官员)的叔叔,叫和庆红,从他那里了解着一些情况。当时他已经被管制起来了,天天搞劳动改造。我去的那天他正在挽起裤腿翻挖水田,跟我同去的人有两个,我一个,和永成一个,张仁义一个,张仁义上我们一般喊他为张大哥;我是随他们俩个去的,说实话,当时也有点不相信二叔是什么第三党的。因为当时我也是小队干部,这点觉悟还是有的。从复员回来当小队干部到现在,已经当了四十八年村干部,只是四年前才退下来的。当过指导员、队长、当权派,一山不在二虎,赶到畜牧局里,当了金山东元种马站站长,那时还派到黑龙江、北京上海考察,火车、轮船也坐过了。
    当时我们三个人去查询这二叔的事,我们叫和庆红过来谈谈,他说不经过管教人员的许可就不能上来。我们就与管教人员说明了情况,和庆红才上了田埂。我们就问他:知不知道和善这个人。他说:是不是和尚?后面才得知在部队时这是他们起的绰号。我们问和善是不是第三党的。他说没有这回事,只是平时喜欢唱点歌,就经常到俱乐部唱唱。这些是部队的正常活动。问他是不是第三党的,他老实说是第三党成员,交过党费。证据就是交过党费的登记表,一个月交五角。我们在他家也看到了。我二叔复员证上是朱德总司令签名的,与第三党没有任何关系。
    此事后,我二叔与我一起得到解脱。他们没得法定罪,就让我参加了整党工作队,下乡到拉市吉余。当时吉余村里出了件轰动的事情,说是造反派之间相互争斗而烧了座老房子。当时县委书记和学开下来考察,对工作队长和学光说,“如果这件事解决不了,你们工作队的工作等于零。”当时我在召开的会议上严烈批评了村干部,说不睡觉也要把事情落实好。旁边群众听了直咋舌,说这个人厉害得不得了,简直要出人命似的。后面一个老爷爷悄悄找上门来,把烟蛋一放,唉声叹息说了事情原委,是家里一个小孩子不小心点火烧着的,你们该治什么罪就治吧。能治什么呢?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当时整党工作台队在吉余,验收工作队在美泉,和兴典在海南。我去海南[5]时,他是戴了个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工作队任务完成后,县里还是给我安排了工作,让我到南口(汤恩伯在抗日战争时南口大捷而名)县畜牧局里报到。
    4、“文革”受难
    我入党时是1961年,我家老婆比我还早,59年就入了党,下束河人。(党员之家了!)是59年时的丽江地区群英会代表。[7]她是玉龙公社的先进份子代表。(妻旁边说明:金山代表是曾家登的五月红[8])。后面一直为村里做事情,一系列的斗争运动开始了。复员回来后,在生产队当了不到三个月的队长,就诬蔑为“当权派”,在大门口有一棵棕榈树的那一家搞批斗会,说我低头不够,低头低到膝盖上了还说不到九十度,唉喂,整人已整到这种程度。在大门口的棕榈树上贴了张标语,“打倒和家福!”是倒贴起的,上面还印了个脚印,意为永世不得翻身。我说没做过什么对不住良心的事,我也坦白不出什么来。最后,没得法,审问者问我回来后三个月里做了些什么?其中一个揭发我,说我偷懒,不理解贫下中农的苦处。是怎么一回事呢?因在部队剿匪中负伤,患上了风湿病,尤其是小腿,一下水就钻心地疼。当时五六月份要插秧,因耐不住风湿病疼痛,就安排了拨秧苗的人和在秧田里放水的人后,回家躺了一小会儿。于是那个人就揭发说自己躺在家里睡大觉,却让贫下中农下水干苦活。
    我二叔去世时开追悼会,我在追悼会会上有感而发,我奶奶去世时,连个追悼会都不准开。我说毛主席都说过,我们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9]就这么个意思,但他老人家也作不了主,我家奶奶就不准开嘛。当时因为我家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所以上面不准开追悼会。全家就买了个花圈,当时卖一块多一点,是我买回来的,上面落上全家人的名字,安放在灵台前。突然,我父亲说,儿子,等出殡人来时,到每一桌前磕个响头,以示感谢。我就照着去磕了,说感谢大家给我奶奶送终。我二叔就说,怎么能给活人磕头?父亲说以前是兴这样子的,这是磕给老祖宗的,被磕着的人也不兴站起来,最多说一句节哀。这些都是在我二叔追悼会上讲的,全场村民也感动不已。
    5、外出学习
    当时家里困难,我家弟弟从部队复员回来,家里没住处,回来盖住房。上面领导说你是大的,应让出来,一山不在二虎。于是就出来参加工作,单位是畜牧局,一干就是十二年,一直在基层,地点在下面的种马站,当了种马站站长。畜牧技术这套也很怪,不学就不懂,学了学不进去,要得有个基础啊!就因为这样,上级派我到黑龙江学习考察,是77年,顺路地,北京、上海也去了,轮船也坐了。看,这就是北京照的相。想放大也扩不成说。当时也才30多岁。
    我的这一生,什么都过过来了,说不尽了,物是人非,世道变化太大了。记得那一次去黑龙江、北京、上海那一次学习,就报了一千多块钱。(笔者:可能是现在的两三万了吧?)不止!粮票一斤,钱一块,就可以吃三顿饭了。那次到黑龙江学习,各方面照顾得很好,伙食基本上以面食为主。后听到我们是从云南来的,就专门给我们准备了一顿米饭。我说米饭可以回去天天吃,何必在乎那么几天,吃点馒头有何不可以的?说实话,那边的粑粑的确做得好吃,样式多,有一种,好像蒸过,有点像蛋清饼,口感好,回味无穷。有一次,主管招待的人问我们有何意见。我随便说了句笑话:“炒瘦肉吃着了,就没吃着大肉(红烧肥肉)。”主要是在村里吃惯了,干活是离不开这大肉的。第二天桌子上就多了盘大肉,块头很大,但怪了,一吃,以前可以吃三大块,在这点就腻得一块也吃不了,可能风水不同的原因。后面我也后悔不该说这话了。现在想来也是笑话了。可能是冬天刚刚过去,天气倒不是想象中那么寒冷,但晚上睡觉时,他们还在烧坑,这怎么睡啊?热得翻来覆去就睡不着,后来实在没法,就把院里的板凳凑合过来,被盖铺在上面才睡得着。有个来自四川的同伴叫郝成(畜牧局技术员)的取笑我们有福不会享。那边基本上是大平原,交通四通八达,一下雨,车子就停下来了;但也奇怪,雨一停,雨水一下就渗漏到地下了,车子又可以开了。参观完养殖场,因为下雨坐不了车,就买了轮船票,顺道也去参观油田。我们的车子就停在半路上。我们担心当晚能不能赶得上轮船,就一个劲地催司机能不能继续开,司机说没有关系,能赶得上的,不能在雨天开车,开了就会出事。果真,不到一会儿,雨歇了,一直开,开到大连。当时大连城市建筑也就五六层的多;我记得是从北京出发的,北京最高的一幢楼房是十七层的。
    到北京后,专门在天安门广场逛了一天。后来我与一个在大研农场的老人讲,咱也是见过大世面的。当时从早上六点出发,之前在旁边饭店里吃,就喝了一碗牛奶合一小把尖叶的油茶。从天安门城楼旁边一进去,一看就看到六点,值班人员说已经到了下班时间。就这么几个院子,看了整整一天。第二天主管领导就问还想去哪儿逛?我们就说想看看毛主席纪念堂,想看看毛主席。主管人员说:大家都是从南方来的,都对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感情,需要专门安排,前面就发生过因悲伤过度而休克或死去的情况,因此需要安排医生护理。您们一行有24人,需要专门安排,今天就来不及了,还是安排其他地方吧。于是就去了天安门广场,参观了历史博物馆。第三天又问去哪儿。我说想去趟十三陵水库,听说过毛主席参加过修十三陵水库,想看看这个水库是什么样的。花了九角钱的客车票,绕到北京的西北角,差不多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车才见到水库。看完水库又拐到里面的陵园,都是清朝皇帝的陵墓。陵墓大门都是石头做的,比我家这个大门还要大一倍多,里面设了电灯,过道走廊很长,差不多有从我家门口到村口的距离,里面空气凉爽,最里面有个大房间,摆放着两个棺材,一个在上面台阶,比平常棺材大了许多,与我们这边棺材制式差不多,只是上面盖板不是我们那样的拱起,是平平的。旁边设了栏杆。就这样看了一圈后,又花了九角钱坐车回来。当时是地区畜牧局局长带队,经费十分有限,他说绕道旅行的车票花销不能报,由个人承担。我说这是我第一次逛北京,也是最后一次,不报也算了,这张车票就作纪念算了。这样把这张车票放在衣兜里一直带回丽江。回到丽江后到畜牧局报帐,带去了所有的车旅费发票,签字时候我开玩笑说,在畜牧局呆了那么多年,想不到还这样开心地出去一趟。当时也没想报那张去十三陵的车票,那个会计说:小和,既然带都带回来了,就报得了嘛。于是那张车票也报掉了。这下惹了那些没报着的人,他们说我最可恶。我说谁让你们把车票丢了呢!去了趟北京,还是有个纪念的,有个中国民航给的飞机模型,带回来了。
    坐飞机、轮船、飞机,都是第一次,汽车是从丽江就坐着了,当时从丽江到昆明,要坐三天的车。到了昆明后,要坐飞机去北京。在昆明买了飞机票后等了一个礼拜。坐飞机前一天晚上把飞机票发下来了,我就问,明天坐飞机,明早早饭怎么吃?我私下对飞机上有没有厕所不知道,加上同机的几个汉族人说不要吃多,少吃点好。所以在上飞机前就吃花了一两粮票买了两个小包子,就那么小,叫什么狗不理饺子。在昆明飞机场里起飞时是十二点了,可能当时飞机的油不能一下加很多,在成都加油休息了半个小时。那时我已经饿得不行了。候机厅里都是明亮光滑的,可以照得见人影,一不小心就会滑倒。里面倒是有放着饭菜,可那一桌菜,一个人也没有吃,半个小时也吃不完。碍于面子我就出去了,里面也是闷热得不行,想出去凉快一下,到了外面,看见我们局的技术权威老成蹲在柏树底下,就着水吃着一盒饼干,我就过去跟他要点饼干吃。他给了五片,还说,出来就要带点东西嘛!这一点都不懂啊?他还这样开爽我呢?吃了这点东西后,飞机从成都起飞直接飞到北京,大致是两个小时二十五分,在成都上了飞机后,空姐说,亲爱的旅客们,飞机快要起飞了,请系好各自的安全带。安全带在哪儿?原来是旁边的两根布带,有点像我们系篮子的宽布带。我就把两条都拴在一起,后面看见其他人是套在一起的,又解下来重新套上。搞好了这一切后,飞机已经飞到半空中了,到了北京上空后,空姐又说了:旅客们,我们就要到达亲爱的首都北京。赶紧又把安全带解下来。下了飞机后,带队的说拿着飞机票到火车站进行登记,这样才能吃上饭。我就去吃了,五两粮票五角钱吃着一大盘饺子。吃完这一盘,还想再吃一盘,但也有只这一份了。现在我们这边也有了烤鸭,那时好象只有北京才有,北京烤鸭是相当有名的。一只八块。晚上一伙纳西人出来时,有人说今晚吃点什么?我说就吃北京烤鸭。有人建议只吃半只,另外一半带回去,让家人也尝尝。
    6、村里的文化体育活动
    笔者:村里参加古乐队有多少人?
    村长:有三十多个,男女老少都有。打跳队也有不少。和学光[10]搞过一次民族打跳比赛,第一届我们就获得了第一名,那奖杯都还放在村公所里。当时由我弟弟带队,我因作为村干部也一起去。村里组织了两个队,一个青年队,一个中年妇女打跳队。带到和学光那儿,人民电影院那儿,他说:老革命,只能跳一个队。我与他也是以前就认识了,他在公社当农机员时就认识了。我们几个带队干部说让青年队上,我家儿媳妇她们不让,说无论如何也要上。两个队就冲撞在一起了,青年队里还有她们的子女哩,但她们硬是不让。我当时就发脾气了,说:“不能跳,赶紧滚回去!”她们说,连台子上也不能站一下?被逼得无法,我只好答应让她们在台子上站一下。当时人民电影院的门由村里姓张一人看守,我家二嫂也是他们那个家族的。我就过去了。“阿舅!”我与他打了个招呼,他也说“来了,大爹!”与他说了一下情况,他说,还好,这会还来得及,让她们赶紧进来。进来后把门反锁起来,开了灯光。我就对她们说:“跳得了嘛!有什么水平就跳跳看!”一跳就露馅了,可能平时在家中院子里跳惯了,一到台子上,灯光一亮,场地也大,一下子慌了神,跳起来也不成样子。我就说,就这水平,赶紧回家练去!当时我也脾气很大,其实都是为群众办事。她们还不想回去,因为她们还想看她们子女的表演,青年队也很争气,拿了个第一。奖金是一千二百多。我家大儿媳的母亲,她对纳西民歌了熟于心,她会唱谷气、喂默达、时本等,我俩在一起时只谈这些了。她是金山文化(村名)人。获奖回来后,在城里一牛肉馆里吃饭,我就说,这点奖金,参加着的多分一点,没参加但来看的表演队成员也分一点。村里有老年,中年、青年三个队,单我老婆她们就有四十多个呢。
    第二届是在玉河广场举行,又接到比赛邀请。比赛前就在我家院子里排练。晚上也拉起电灯跳,一直跳到半夜。电视台还派人过来采访,说要采访队长,队长说不必了,我就训他,讲几句话也不会了?就说村里有个古乐队,打跳队有老中青三个队,地掷球队、篮球队。他死活也不肯,只能我来讲了。讲完后我说不必在电视里放了,三天后还是在电视里放出来了。后面我家女儿在电视上看着了,问他们是在哪里跳的。女婿说,就在你家跳了嘛!没有看见那个竹锅盖?(手指着锅盖说)后面因为比赛场地只能跳十二人,我们村老年队有四十多个,需要挑选。选出来后,有人问穿什么衣服,有人说就穿平时的民族服装。有人说穿那套当时的新娘服,有点旧了,如果要买新的,还要看儿媳妇及子女的脸。我当时吸着个旱烟坐在这儿,听到这些言论后就说:你们说些什么?要去比赛,必须要统一的嘛!即使是老那套衣服也要统一。有的说:“不是喂,阿哥,老那一套也穿没了。”“如果没有了,就不要一天让我回来。”我就拿这句话来堵住她的话,事实也是这样嘛,我在畜牧局呆得好好的,一天地被她们说“五东生(大儿子)爸要回来”,反来复去地催我回来。后面我又开导她们:不能这样想,现在连买件衣服的钱都没有了?胡锦涛也是与我一岁嘛,如果我当到国家副主席,如果听到老鹰村还有这等事,我会把你们跺碎掉的!就不过十二个人的问题嘛,四十个人也没大不了的嘛!有个妇女说:“阿哥,毛主席都统治中国才六十年,你是统治我们六十八年了!”唉——她们还是记得比我还清楚啊!那次比赛没有得名次,有人都想不开:她们跳得那么好都没有获奖?!主要原因是比赛内容有了改变,从原来的单纯的打跳改成了有跳有唱,我们适应不了。民族文化也是不断地改革发展的,正如昨晚上电视放的那个歌唱家,叫和什么?)(笔者:和漾水)对,是和漾水,她在唱“如果没有钥匙今晚怎么回去呢”是用纳西话在唱,是老民歌上的创新,由此想到我们也要创新,不能吃老一套。村里我家姑爹开玩笑说:一天地说这些事,你也可以像宣科一样地说嘛!如何向“文”发展,应该是我们纳西文化发展的重要一点。
    村里有个古乐队,打跳队有老中青三个队,地掷球队、篮球队。原来还有个足球队,XX[11]当县团委书记时,组织过一次足球比赛,地点是在东元的中岗村,另一次是在地区中学球场。我作为队长带队去了,获得了第二名一张奖状,还照了张相,当时因我父亲去世,胡子都留了这么长。在中岗那一次,我们队叫狂龙队,漾西叫俄罗斯队,那时为了迎接比赛,球场都新推平了一块田地。这里还有个笑话,在比赛中,队员之间有个身体碰撞,我队的一个球员一生气,把球拿起来后砸到主席台上,比赛被迫中止,派出所的人过来了。派出所所长是和建中,是骑摩托车过来的,原来就认识的。我先过去与他说,可不可以先在内部解决。他说可以。我就把队员召集过来,说,本来是你们踢球的事,怎么把球丢到主席台上的?认个错吧。认错后比赛继续。球队长是我们村的和丽东,因射门时打不进,就一条地躺在球场上。漾西队,所谓的俄罗斯队败给了我们,他们也服气,说我们是该拿冠军的。后来冠军被东元拿着。漾西队打抱不平说他们耍无赖,横躺在球场上不起来。这一次我们也拿着第二名,放在村公所里。比赛完后,我对和建中说那件事我们内部解决算了,他说:别说这事了,坐我摩托车回去得了。我就坐他车回来了。不明底细的观众说老鹰村村长被抓起去了。第二天,我又问和建中,明天看不看球赛,他说去的,于是一起又坐车去看,经过莲湾村时,村民又说,看看,昨天抓了,今天又抓起去了。
    现在篮球有三个队,男的两队,中青两队,妇女一队。
    村里的纳西古乐现在也是很火红,有两个队,以前都受教过和毅庵,和毅庵在文革时下放到老鹰村,我记得的有我家爸、和家二叔、杨铣、和则公、和佩红、和玉红、和永福他爸等六个左右,现在这些人都不在了。后面政策相对松了一些,在八十年代初,队里给了工分派去到大研古乐队学习,由队里会计带队。后面古乐队成立时,也是搞了包家提留以后,乐队一致要求我要参加,把名字写在第一位。我家大儿媳妇也要参加,她从文化那边过来,喜欢唱唱跳跳,当时我在古城一所学校里当保安,他们都在晚上练习,我是忙不赢过来。就这样退出了。我家儿子、媳妇一直在参加。篮球场落成时候古乐队前去助兴。总的情况说,村里还是比较成气候的。一有空闲,村里文化活动开展得还是很热闹的。打跳原在地掷球场,因长度太长,宽度不够,就在我家院子里跳。这当然要破点费,如茶水、电费,虽只是不大点,长期搞,有些人家就不大愿意了,我倒不在乎,就一直我家跳。现在篮球场里也拉了条线,可以在里面跳、练习。中老年妇女一有空,尤其是下午,跳的人特别多,其中原因,我认为有几个方面:一是原来的打牌,口袋里放了三五块钱,输了心里不高兴,赢了也不是很踏实,在青少年中助长了赌博的坏风气,另外大家在一起热闹一下,促进了和谐气氛,加深了人与人之间感情,原来婆婆说儿媳妇,媳妇说婆婆的的时间也大大减少了。
    7、村里的家长里短
    不是我自吹,我不当干部后,有个村民跳到水井里死了,还有一个喝毒药死了,我给村里干部说,你们是群众选出来的干部,应该给群众开个会,我当村干部时没出现过这种情况。我当村干部时,老人不在了,我也去;小的不对也不客气地说,都是人嘛,没有说不通的。
    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是村里吕家的,只有一个独儿子,父亲已经死掉了,在三圣宫也当过磨面工,家在村北,也是白族,媳妇不太爱说话,婆婆有些脾气,老家在上文村。我给他家解决过一次事。家里婆媳发生了矛盾,吕家宗族也调解过,没成,后来喊我过去。事前有人恐吓我说,如果今晚解决不了,婆婆家那边的亲戚要过来讨理。顾不了这么多了,既然人家请上门来,就硬着头皮去了。到家里头了,老母亲对儿子说:阿罗过来了,生点火吧。老奶出去后,儿子与媳妇商量了过后,对我说,没时间生火。我一听,来头不对,当场就说,不生火也就算了,如果没有事,你就先去睡得了。我是你家妈请来的,我认为可以才进你家门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事。你就去睡得了。他也没去睡,在堂屋里生了堆火,我说,不消[12]生火了,我不烤火。泡了杯茶,我说,我不喝茶;又敬过来烟,我说我不抽这烟,只抽旱烟;后面又拿过来一瓶酒,是装在青霉素药水瓶里的,我说不喝酒。他一看不对劲,赶紧道歉起来:阿叔,是我不对了,千万别在意。我说,这时说对说错还早,如果要说错,你给你母亲说去。后来他说要磕个头。我说别胡来。他的态度好转了,我也不再僵了,后面坐在火盆边,茶也喝了,烟也抽了,酒也喝了,搞群众工作也不能太僵化。我说,有什么事情,你说明清楚。他说,我家老母亲一天地说我媳妇,在村里丢了我的脸。本来好好地呆在家里,可以照顾一下家里,帮我们带一下孩子。我当场就对他母亲说,阿奶,这是您的不对了。如果他们不给开销钱,你可以提,他们也没说不给嘛。你也不要一天地说要出去。老母亲说,是的,阿叔说得对。但我家这个媳妇从未与我笑着说过一句话。一家子都围坐在火塘边,我就问儿媳妇:阿娣,怎么回事?没给你妈笑着说过一句话?儿媳用白族话说了一句,她是白族。后面我想,此事怎么个解决法?想了一下后,我说:阿娣,以后多笑着与你妈说话。阿娣哈哈笑了。这事就这样解决了。一直到现在相安无事。
    另有一事,也是只有一个儿子,就是死活不给老母亲饭吃,最后由我来养他老母亲。房子也搬过去,直到你妈死了,你可以搬过去住。我来养她是这样的,由队里轮流派青年妇女四个人去照顾,洗衣服被子,也给她洗脚,要想吃什么饭,就开了发单让她们去买,想吃炒瘦肉也买二两过来炒给她吃。我对他儿子说,发单要全部由你来报,包括照顾的费用,队里怎么能出?他一听感觉不对劲,说是他不对了,不要再说了。这事也就这样解决了。起初,一听到我来养,他也弄不明白我怎么养,后面一听是这么一回事,理不在他这边,也就只能接受了。
    我有过一件解决了二十二次的事,主要是解决婆媳之间琐事,争什么呢?就为一根火柴。当时是在早上,儿子与媳妇在畜圈里挖粪。老母亲起来时,到厨房里,发现没有火柴,对儿子说:天全,家里没火柴了,去买盒火柴去。儿子说,阿妈,这会儿没时间,您自个去一下。小卖部也不远,就前面几百米。老母亲说:我不想去。当时飘着点小雨。儿子耐着性子说:真的忙不过来,还是阿妈过去一下。并给了五角钱。当时一盒火柴也就五分钱。由此双方就吵起来了,结果闹僵了,儿子媳妇都不愿与老母亲过。怎么办?只能由村干部解决,当时作为村干部,一月给个五十块钱。我前前后后跑了二十二趟,白天都在干农活,只有晚上才有时间。做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工作,但儿子、儿媳坚决不要。老母亲有两个儿子,都分家了,她与小儿子过,老伴与大儿子过。村里他们一个宗族的有个人给我出点子:就这么一件事,跑了那么多趟不解决不了,我看你还是看看他们分家时的协议。我是参加过他们家的分家会议的。那份协议是写在一本《人情薄》的背面,协议中是这样规定的:南边一院是父母亲的,西边一院的北边那栋是老二的,西边一栋是老大的,这是在父母亲单独过的前提下这样规定的。我就根据这份协议,已经想好了解决方案。先问儿媳妇:你有没有自己母亲?她说有。又问,为什么不给母亲饭吃?媳妇说怎么不给,天天给起的嘛。事实也是这样的。我说,既然做工作做不通了,就根据以前协议,把属于你们母亲的房子搬走掉。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儿子媳妇不要老人,老人住哪儿?于是在我监督下北边那栋大楼房的楼板、隔板、门都拆掉了,只留房屋构架以及瓦片。
    拆了后全搬到老大家。搬了老房后,当晚在小儿子家召开家庭会议,把他家父亲、大儿子、大儿媳也全喊过来了。他父亲对小儿子说,不像话了,到这个时候,阿叔还没吃过饭,你家这个叔叔,为了解决咱家的这些琐事,跑了那么多趟,你该做点晚饭。小儿子梗着说,不做!我也说:不要!这次是二十三次了,必须定下来了,内部该说的说完掉。当晚就决定了如何拆房的方案。双方都同意了。因此事在村里不算小事,我就上报给了行政村,行政村来了三次,我参加了两次。行政村的书记说,阿罗[13],看来他们听不懂纳西话,我就用白族话来说吧。就到他们家厨房里去说吧。我说,你去说得了,我是没有办法了。的确实在没有办法了,有一次我把法律本本拿着,给他们也念了如何赡养老人的规定。他家大伯也看不下去了,说,你们这些不懂事的家伙,凤真[14]他爷爷说的是有道理的,我看你们要造一大祸事了!他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当过村干部。从部队回来后介绍他当过畜牧队长。他这样苦口婆心劝说也白劳劳[15]。行政村说了两次也说不通,村里书记说,白族话也听不懂,就这样定了,拆得了。
    11月18号这一天拆房子。行政村里人说,这一天千万不能出事。拆之前,我问他们有没有意见,他们都说没意见。就这样把房子拆了,全搬到老大家,老母亲的也到老大家去了。老二说老母亲的饭怎么办?我说,把你们家的粮食全拿出来,如果有一千公斤,老母亲上分五百,你们三口五百,你们说过分也不管了,总不能给这个老母亲不给饭吧?他们也没意见,就这样判了。
    8、两个追悼会
    那事没完,接着讲,11月18号,老母亲到老大家,第二年1月18号就死了。老母亲在一月十八号烙饼时,可能是血压高而导致突然死亡。死后,天文村那边老母亲的兄弟姐妹五六个过来了,意思是我家亲姐妹怎么死了,是过来打人命案的。儿媳妇也是天文村的。有人过来喊我了,不是他家人喊的,是村里另外人说,老奶奶不在了,天文那边来了好多人。我心里也闹闷,怎么才两个月就不在了。赶紧过去,先在老奶奶遗体前磕了个头,死者儿女说:阿叔,谢谢了!我站起来说:不是给你们磕的!老奶奶家亲属全坐在东面前厅那边,我接着说:我这头是磕给你们的亲生母亲的,人死了身体是冷的,你家母亲的死是最冰凉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她一直想着:老房子搬过来以后,在那个四面通风的房子里,她的小孙子怎么过着,晚上也睡不着地在想啊!念啊!急啊!我这一句一说完,那边的亲属也流下了眼泪,他们也无话可说了,找不到责备的缘由了。不然是要出人命的,那边也是五六个兄弟姐妹。人死了,总得入土为安,该做的事还得做完。
    村里有人对我出主意说:老村长,应该对那两个忤逆打个耳光,他家母亲是他俩害死的。我问他们:你们也给打?他们说,你先打,我们后面打。这不是乱套了,全村五百多号人,每人一个耳光,可不是把人打死了?又加两个人命案,这不是我的责任了?一直到出殡前,不断有人出这个主意。我坚决予以制止,不能打!打死了责任我来担?出殡前,全村人集中在他家院子里,底下不少人世间嘀咕:这个追悼会老村长怎么开?我们这个村有个新规矩,村里人不在了,就开个追悼会。追悼会有个规定,村里有百多户,每户要去一个,因为要抬棺材到山上,如果遇着下雨天,路烂泥滑,需要人手。每家出一人,至少有百多人,八个人抬,有八十个,可以换十个轮次。主人家要每家每户请抬灵的人,在上午十一点左右先待饭,第二轮待饭的是随死者上山的近亲,然后是举行追悼会,追悼会开完才待其他客人。吃完饭后要搞个追悼会。
    那一天,满满的一院子人,都想看着这个追悼会怎么开。我也是反来复去地想了,怎么讲呢?说儿子与媳妇不对,是他们杀死了母亲?媳妇家的人也来了不少,这种话也说不得的;老母亲不对?死者为大,这更说不得!所有人都看着我,我先鞠了个躬,说:“感谢乡亲父老一起来这儿给阿奶送别,阿奶这个人,家里有四五个兄弟姐妹,也嫁到一个有四五个兄弟姐妹的人家。”
    说完这句,全院的人还是静悄悄的,这里有一种不正常的气氛,我也明显地觉察到了,说实在,主持过几十个追悼会,没有这一次是像那一次样的与众不同。
    “阿奶这个人肩上没少带绳子,手上没少带铁的(指农具)”。意思是一辈子没闲着,一直在操持家里的里里外外,一辈子什么苦都吃遍了。下边听不懂的人瞪着眼看着我说,他到底在说什么呢?
    我又接着说,“阿奶这个人,背上没少背孩子。养了三个子女,都是在阿奶背上长大的,养了孙子孙女三个,也都是在阿奶背上长大的,现在阿奶可以把肩上的绳子放下来了,可以把手中的工具放下来了,可以把背上的孩子也可以放下来了。因得了这个病,我们的阿奶已经离开我们了,我们的心情也是说不出的沉痛。请阿奶走好!”
    说完这句话,朝阿奶灵柩深深鞠了一躬。全院的人哭成一片。事后和兴典[16]问我这些话是从哪儿学过来的?我说到哪儿可以学?是自己想的嘛!满院落都是各方亲戚,我能说这家长,这家短?这样不是搞乱?死者怎么能安息?后面想到了这么几句,因前面两句话(肩上没少带绳子,手上没少带铁的)有些人听不懂,直愣愣地看着我,等我说到第三句,阿奶背上没少背孩子时,那看着我的几个人也听懂了,就把头低下去了。事后阿罗也对我表示感激,说说到点子上了。如果要讲,也不止是这件事,讲不完了。
    说到追悼会,还有一事,就前几天的事。和鉴元,在云南大学当教授,一直在昆明,前不久不在了,按他遗愿,遗体运回村里。虽然教授死前留下话,说回去也不要麻烦乡亲,但按常理村里要搞个追悼会。村里有人说应由我来说,主要是我会说话。我说村干部还在的嘛,该由他们说的。村干部又找到我,问怎么说才好。我说,和老师是四月一号回到村里,在这之前,村里发大旱,因没有水喝,已经到了挨家挨户地找水喝的地步,麦叶有五片,有三片是枯萎了。但不能说成全部都枯萎了。就这样教给他了。
    事实也如此,和教授是四月一日回到家里,四月二号晚上,我是看好了时间,三点二十五分就下起了雨,下了好大一阵后,响了一声炸雷,天又放晴了。三号早上,门口原来干涸的水沟也流着水了,原来下垂的麦叶也直起来了,原来挨家挨户找水喝的人家也不需要这般辛苦了。和鉴元阿罗这个人,身为教授,全世界都有学生,他一号回家来,二号就下雨。就这样说得了。我是这样很具体地交待给他了。他连声答应。最后还交待他了几句话,阿奶,就是和鉴元家母亲,九十八才去世的,以闰年计,是百岁老人了。我说,阿奶是九十八才去世的,和鉴元阿罗才八十几,按理,还可以活好多年的,现在这样走了,让人悲伤不尽啊。如果这几句话也说了,我相信整个院子的人都会哭起来的。我交待说,这样说得了,他也嗯嗯地答应了。到头来说了些什么?尽写了些哪一年参军,哪一年在哪儿读书,狗拉羊肠十八篇,啰里啰嗦地说了些一大堆,不聪明的人不知道,聪明的人也记不住。安乐村的一个老相识后来对我说,原来就知道你会讲,本来是冲着你来,想听听你讲话,却听着这么一通。后来才知道,村干部原来这样商量过,追悼会上部分由我来主持。但我已经不当村干部几年了,名不正言不顺,我坚决拒绝了。他们也没得法,就凑了这么几句。
    9、两进法院
    我去过两次法院,当了干部还去过两次法院呢!一次是队里建粮场时,欠了白沙玉湖的十六块钱,他们就把我告到法庭。为什么会欠他们十六块钱呢?事情原委是队里向玉湖买木料时,已经买了大挂梁,柱子,但没给二过梁。当时木匠已经在动工了。到了法院,和丽先已经到了,他是玉湖木材厂的厂长,主持法庭的是一个白沙人,高中毕业。我一进去就说,在法庭里面,不能一个包庇一个,必须以事实为根据。和丽先说,包庇什么了?我说,当时,队里考虑到你们在雪山上砍树那些人的艰难,先后派那些拉木料的人给你们送去大米、猪肉。有没有这回事?法官问,和丽先,你是怎么搞的。他的头就低下去了。我也当场表示,欠起的十六块钱可以马上给。法官说因法院这边有个执行程序,只能在十五天后才能给。
    当时建的这栋房子,解散生产队时,以4500块价格由我买了,当时队里商量决定,如果外面人来买就卖5000块,队内4500块。
    另一件官司是人命案,我们村一个妇女参加修路工程,在民主路坡上,就是解放纪念碑那段拉土时,山体滑波时被压死,死时才四十九,他爸年事已高,没有劳动能力,儿子在杨佩玉的建筑公司里打工,是在昆明,有个女儿也是以前在大新厂那边发生车祸而死掉了。
    人命关天,只能由法院来解决。他家拿不出钱来,我就让会计到乡基社(农村信用社)贷了五百块钱,需要村里出面解决的费用由此来安排,当时,五百块钱也就够了。当时死者出去时是有担保人的,我是担保了的,还有三个担保人,一保是茨满人,二保是祥云人,三保是我村山脚下的一个人,是个妇女。怎么压死的呢?原来他们在挖土时,在一个坡上,上面有棵柳树,他们想把它挖了作柴火。一个在上边,一个在下边挖,山坡塌了就把人压死了,当场送到县医院,没救过来。当时我说,能不能这样先解决?先给在昆明的他儿子打个电话,他儿子在电话里哭哭啼啼,说他这边也没啥钱,没想到会发生这等惨祸。
    后来,他家舅舅这边的人也过来了。他们说把担保人喊过来,我就把那三个担保人喊过来了,一起去指挥部。指挥部设在现在的七星街对面的昌隆旅社。死者这边的李家妇女也来了一伙,她们说,事情到了这一步,该怎样办。我劝她们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出来,写在纸上。只能这么解决。三个老板是转手承包指挥部的工程,他们意思是赔款由指挥部来承担。但那几个老板还是有点狡猾,第一个老板是黄山人,没有出面;第二个老板是祥云人,还当着村长,我认识他,打过交道。后面二老板派了个人,带了五百块钱到死者家里面。三老板问他有没有带着钱过来,他说带着了,三老板却说,不能一下拿给他们。他们在村里吃了饭后就走了。死者阿舅问我他们带什么东西没有?我说没见着,阿舅生气了,说以前到死者家里坐客,最起码也要带块毛巾,我们只能跟他们干了!村里一伙人就去追他们,一直到祥云老板家里,他家父亲也出来了,说是他们不对了。
    然后一同到指挥部里。死者家属在申请书(赔偿书)上只要求七百块钱,包括丧葬费在内。那个七百是写成这样的:700,00,一共四个零,后面两个零划了一横,前面一点。因为老板不需要出钱,他们也是想向指挥部多要点钱,他们是不肯出的,所以那天那个妇女三老板说,就这么点钱,怎么够呢,多写点。当时我口袋里插了一支水笔,没有墨水,就用口水舔了一下。怎么写?在七前面加个二就成了二千七,加个三就成了三千七。当时就只写了个一,变成一千七了。到了指挥部,里面人说,今天没有时间办理此事,你们先去吃饭吧。当时他们这边可以吃饭。吃饭时,三老板那个婆娘用塑料桶装了两斤酒走过去,我问她,拿着酒干什么去?她说带回家去喝嘛。她是想把酒送给指挥部的人。吃完饭后,我们就把申请书拿给了指挥部。指挥部也同意了我们提出了一千七百块钱的赔偿款。但不是指挥部来赔,而是分摊到下面三个老板那里。后面才知道,指挥部与老板签过一个合同,意思是如果实施工程期间,出了工伤、死人情况,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法院也支持指挥部的意见。
    三个老板不服气,把我告到法院里。在新大街的法院栏里已经贴起了通知布告:被告和则福,公开审理,某天某日到法院参加开庭,必须出庭。当时,第一眼看到时吓了一大跳。我只是个村干部,只是告我不成理由,把死者的丈夫也告上了,把我家叔伯的兄弟,村会计也告了,说他把钱借给我们。说老实话,当时,我也是有点担忧,因为村里贷的五百块钱。原来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向村里借钱,一天内还清则不算利息,超出一天要算利息。当时,因为明天可以从信用社贷款可以还,所以没办什么手续。因为是我支使的,我也脱不了干系,而且是三个被告中列在第一位。
    我们到法庭上时,原告却没有露面。上去被告席前,他们俩个有些害怕,我骂他们,怕个球!大白天到处贴起通知,想赖也赖不掉了,上吧!等原告来了,法庭宣布开庭。庭长是个白沙人,叫和承先。他说,你们三个不是被告,坐到观众席里去。被告变成了三个老板。在法庭上辩论了一上午,和承先宣布休庭,并对我们说,下午没我们的事了,不愿意来就不需来了。我们三个也奇怪了,没我们的事?那就让他们去吵闹去得了。我们就慢慢走回来了。吃过午饭后,我约他俩上法院,他们说不去了,免得再提心吊胆的。我说,怕个球!我还想讨个说法呢。如果我不是被告,那说明是你们搞错了,我是冤枉的,那就应该平反,补偿。当时最低也是三十块。他俩连连摇头说,作为被告还想要钱,算了算了。我就一个人骑了辆小单车,赶到法院里头,从后门进去了。和承先一眼就看到我了,问:有何意见?我说,有意见才来的。如果我们三个都不是被告,那么被告就成了冤案,应该给点补偿。法律里面不是规定起平反、还是受冤补偿什么费,应该补偿最低三十块。和承先一听,就站起来了,说,如果只说这件事,我在法庭里劝你一下,你这种做法就是想在骨头里面熬出油来,那是不可能的。(俗语)还有什么意见?我说,法庭来劝我,还有什么意见。就这样我也溜回来了,他俩过来问我法庭怎么说,我就把情况说了。他俩也嗤嗤地笑了。
    10、讲理的事
    上法院的就是这两件事。都是村里面的事,你说事小也的确很小,说大也大,如果这些事情解决不了,不好,就会有好多后遗症,积少成多,会酿出大祸。有些村里的杀人案、自杀案等事情就是从这里发展而来的。如果村干部不去管,那他们的作用等于零。我虽然没有做村干部了,但一有事,如果来得及去,还是出面的。村里事嘛。尽管这样,有些群众还是过来反映。比如前面那件事(母子闹矛盾)有个老奶奶过来喊我,那天我不在家,他对我儿子说,如果不是你爹,谁解决不了此事,如果不给解决,我宁愿把房子也烧了。后面我就过去对她说,我不当村干部了,不是所有事都由我出面。只是个别事情上,该说的说一下而已。她说,我受这个苦也不只是一天了,那就把这事当作个别事情解决一下。后来的事就是前面说的了,房子也没烧,人也没死,这事就这样和和气气地解决了。
    还有一事,大致是现在这个季节,是收包谷的时候,当时我也在家。三更半夜了,村里有人通知我,安乐村那边的人直接过来村里惹事,说有个女的死掉了,要告我们。我说,那个女方家就住在军分区下去的那个村里,还是我们一家族的。他们冲到我家说,那女的死掉了。当时,我的大脑也嗡地大了好多,怎么说呢?需要决策。想了一会儿就说,“抓起来,拴到粮架上!”正处在初冬季节,故意刺激的。后来说他们村里有个女的死掉了,你们怎么办。旁边一个合着亲戚的一个妇女也这样说。“是我的社员嘛,死了怎么不喊我?是你们杀死的?”不知从哪能里冒出这番话。那个父亲感觉自己谎话要露馅了,不吱声了。“是怎么死的?说,尸体在哪儿?拉回来!要喊人也先去喊干部!”我这样说话也是有缘由的,因为当时我已不当村干部了,如果他们说,你是什么人。我就无话可答了。事情原委是家里两口子争吵,他们认为女方家理亏,就过来寻衅。这也没什么嘛,有理就说理,怎么能说谎呢!现在说要建设和谐社会,如果一个乱起来了,干部解决不了,任由发展,就出大事了。如果这件事有起端时,能在干部这儿解决掉了,就消除了事态扩大的根源。我即使没有当干部了,但如果我的话合情合理,他也会想想,事情也就大事化小了。
    还有一事是我自己的,不当村干部后,一所中学的校长请我当校保安,后面有几个社会青年过来滋事,把我打伤后住到医院里,校长带着一百块过来看望。出院后,我对校长说:校长,谢谢你过来看望我。岂料校长竟然说:我不是来看望你的,我是以你儿子朋友的身份来的。我说,我是在学校执班时受伤的,应属于公伤,为什么学校没有一个人是代表学校来看望我的?一听这话,校长感觉来头不对,又想不出反驳的理由,眼皮都合上了。本来他只消说代表学校来看望我就行了,偏偏不认道。这样一来,我觉得在这所学校里呆下去没意思了,就想走了。你想想,堂堂一个中学校长,竟然说出这种没水平的话,伤不伤人。为了维持学校治安,我一个老人负了伤而住院,他却一点人性都没有,甚至连打人者也不如,打我那个是村里社会青年,事后当地派出所罚了三百款钱,他还过来道歉,说他错了,只是希望阿罗告到上边去。我觉得就这样算了,都是村里人,计较得完吗?这样无情无义的地方,没心肠呆下去了。我就写了辞职书,说不想干了。在村里当村干部时,除了每个月的津贴外,每年都给一点补助的。在这里干了三年,该给点补助吧?总务长说学校没钱。我说,既然没钱,那说继续延续合同。我还干得动的。他在哪儿也说不出个道理来,只是说学校没钱。我说,那不是我辞职了,只能说是你们辞退我。当初你们是请我过去的,当时校长开车来到我家,说,阿罗身体还这么好,请您过去帮我们看看学校大门。除了关门开门外,有空闲就帮忙浇浇花水。当场我就说,关门开门可以,但不能浇花水,我不懂养花之道,浇不合,花死了怎么办。他也同意了。现在又要赶我走,他是站不住理的。最后只能按我要求结帐。一年给三百工资,加上各种补贴,包括住院治疗费用,总共合着四千多。结完帐下来时,在球场上见到校长。他问,办完了。我说,办完了,和校,其实本来也花不了这么多钱的。我是故意说的。
    笔者:主要是您办事公道,一碗水端平,没有私心。复员回来后先到畜牧局,还是在队里?
    村长:先在队里,从部队加到村里,当过指导员、队长、站长、村长、社长,党小组长就当了二十多年。回屋拿党费证,从党费证上看,已经当了二十二年的党小组长。以前还整过我呢,刚才也讲着了,因我二叔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我也受牵连。
    笔者:当了队长后,到畜牧局是什么时候了?是不是在畜牧局里退休?
    村长:没有。现在一样也没靠着。我是保家提留[17]时回来的。包家提留至今已经有二十二年了。因原来的集体分成单家独干,队里说我不回来就搞不成,强烈要求情况下就回到村里。时间在85年。复员回来,先当了个指导员,后来当了三个月的队长,就说是当权派,后选派到拉市参加整党工作队,搞了两年多,回来后组织分配到畜牧局种马站。从畜牧局回来,说是属于民办,一样补助也没有。后面听说与我一样有些同伴落实着政策,待遇上有些补助,我是一样都没有。当兵以前是公交局的工人,木敬仁带着去的,他是县长。57年去的,是招工去的。58年搞大炼钢铁铜。全家人都上阵了,一家三代都参加了,我奶都去了,派到玉龙铜矿厂那里(树顶),就是炼铜铁的那阵子了,我是招工去的,给点补助,正式工那些还给被子、衣服等,后面部队来招兵就参军去了。59年年底11月份。这么多年,就种马站期间享着一下福,就是前面讲的去了趟黑龙江、北京、上海。正如村里人说的,毛主席统治中国只是四十年,我在村里就统治了四十八年。其实也就是为村民做了些力所能及的实事。能为老百姓做事,靠的就是讲理二字。我就讲了一辈子的理,有些理是国家的大道理,现在看来,都不一定对,但没有办法,不得不讲;更多的是做人的道理。好多人世间的事,是说不完的,但没有一件是不能不讲理的,只是有个过程。以前有人被我批评后,曾经发下话,说永远不与我说话,但后来还不是说话了。[18]
    
    注  释
    [1] 中甸录属于云南省迪庆州,现改名为香格里拉县,丽江人仍依旧习惯来称呼。三坝是香格里拉县三坝纳西族乡的简称,是纳西族东巴文化的发祥地,主体居民以纳西族为主。
    [2] 和志坚(1893-1951年),字万松,笔名劲峰。丽江著名教育家,书画家。丽江县白沙乡龙泉行政村中和村人。自幼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1907、1912、1920年,与其二兄志钧同时考入丽江县立高等小学堂、省立大理中学、国立北平政法大学。他攻读法律科。1924年毕业回滇,先后任昆华中学、省立政法专门学校、成德中学、丽江中学的教员,省立三中(丽江)、省立二中(大理)、省立一中(昆华)的校长,丽江县教育局长。1944年后任邓州、洱源、剑川县等粮政督导员和彝良、姚安二县县长。1948年回乡定居,接近和支持革命,在党的统战工作中颇有贡献。对丽江现代教育贡献尤大,至今仍为桑梓传诵。丽江解放后,任丽江县政务委员会秘书主任、县人民政府秘书主任、政法科长和丽江地区法院院长等职。1951年因种种不实之罪名被判极刑。1984年9月15日,丽江中级人民法院撤消原判,给予平反,恢复其政治名誉。
    [3] “只忙得赢”是本地方言,意为“只够忙”或“忙于”。
    [4]  滇军是指中民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央陆军第六十军,1937年8月组建,由云南省籍官兵组成,约为4万人,卢汉为军长,在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中立下赫赫战功。1948年10月16日,曾泽生、陇耀等人率领60军起义。
    [5] 上述的吉余、美泉、海南都是原丽江县拉市乡的村庄名称,后面的“南口”是现玉龙县县城东郊。
    [6]  1955年12月先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申果庄、侯不列拖地区发生反对民改的大规模叛乱,随后蔓延到滇川藏交角区域,至1957年10月底,基本平息叛乱。“中国人民解放军小凉山平息叛乱部队烈士陵园”安葬着小凉山平叛战斗中牺牲的312名革命烈士。小凉山是指云南省境内的宁蒗彝族自治县。
    [7] 群英会:是指当时国家层面组织的群众劳动英雄、模范的表彰大会。
    [8] 五月红:人名,因同村相互熟悉而称小名。
    [9]这话是引自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一文中的原句:“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10]纳西族学者,政治学教授,以前担任过丽江县良副书记,后从云南省委党校退休后回乡传承民族文化,并多次组织举办了民间文艺比赛。
    [11]指后当到省级干部的一位地方行政领导。
    [12] 方言,意为不必了。
    [13] 纳西语,意为“老爷爷。”
    [14] 指老村长的大孙女,村里人往往以大儿子、女儿或大孙子、孙女的名字放在前来称呼。
    [15] 丽江方言,意为无济于事。
    [16] 当时为村长所在乡的书记,后当了副县长。
    [17] 指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丽江落实此项改革政策大致在1980—1985年期间。因实行包产到户政策,其实质是保住上交国家集体的任务,提留家庭所需粮食,所以老百姓称为包家提留。
    [18]访谈时间是2008年9月2日;10月7日;2009年5月19日。访谈地点都是在报告人家中,第一次是通过乡干部介绍而认识;后面两次均是笔者主动联系访谈。第一次与我同去的是我的一个同事,后两次均为我一人。本文尊重报告人的意见,对文本中的地点、人物均作了化名处理。本文所讲述的内容源自田野调查时的录音,笔者未予以任何形式的加工修饰。
    
    注:本文辑选自《从阐释到建构:纳西族传统转型民族志》,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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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戈金博客 引用 删除 朝戈金   /   2010-02-08 23:10:52
好像没完嘛。
玉麓俗谭——英古阿格的博客 引用 删除 英古阿格   /   2009-12-02 10:06:43
谢谢双霞!
生在丽江,长在丽江,老在丽江。
这方水土滋养了我,也制约我。固守与突围,何其难也。
深入民间,感受博大,收获不少,同时也愈感个人的心有余而力不足。
只能拾点零零星星的东西聊以自慰罢了。
任双霞的野狐禅 引用 删除 任双霞   /   2009-12-01 22:38:02
啊,好長啊。
我最喜歡個人生活史。人所在的那個空間絕對位置沒變,而時光綿延,人事倥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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