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江木氏土司与滇川藏交角区域历史文化研讨会”综述

“丽江木氏土司与滇川藏交角区域历史文化研讨会”综述

英古阿格

丽江木氏土司与滇川藏交角区城历史文化研讨会”在丽江古城木府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丽江古城博物院共同主办，是今年5月在丽江召开的“方国瑜故居开馆暨地方文化学术研究会”之后的又一全国学术研讨会。参加本次会议的代表有来自社会科学院民族与人类学研究所、吉林大学、四川省甘孜自治州、云南大学、云南社会科学院、省文联、四川木里县政府、兰州大学、印第安娜大学（美国）、云南日报社、云南出版集团及丽江本土学者，共70余名学者。会议期间以主会场与分会场的形式分别举行了主旨学术演讲、历史政治、文学艺术、民俗、文物文献、民族关系、纳藏关系、土司文化、木氏土司等九个专题的研讨会， 此次会议从多角度、多层次探讨了丽江木氏土司与滇川藏交角区城历史文化关系，是建国以来研究木氏土司规模最大，成果最为丰富的一次学术会议。这次学术研讨会的成功召开，对深入研究木氏土司及丽江历史文化，整合大香格里拉区域民族文化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现将会议主要发言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开幕式后由著名藏族学者噶玛降村、得荣·泽仁邓珠、资深木氏土司研究专家余嘉华教授、木氏土司后代嫡长木光先生等四位学者作了主旨学术演讲。噶玛降村作了“初论木氏土司与噶玛噶举派之间的关系”的发言，以翔实的资料论述了木氏土司与噶玛噶举派的历史渊源关系，并高度评价了木氏土司扶持藏传佛教及为民族关系的发展所做出的历史功绩。得荣·泽仁邓以“藏族与纳西族的渊源关系”为题论述纳藏之间深厚的民族关系。他认为纳西族的远祖源于藏族冬氏种姓，同源分流的渊源关系。泽仁邓珠教授认为在中国西南及中南二十多个民族中，能够比较完整地保留先祖民族语言文字，宗教文化、生活习俗的就是纳西族，主要原因是：一是曾建立了政治统一的国家关系；二是依靠宗教传承本民族文化，以此维系民族凝聚力；三是历史上因与中央王朝政治中心相隔较远，汉文化及外族文化难以深入此地；四是吐蕃王朝统治西南长达二百多年，藏族宗教文化、科学技术、政治经济、风俗习惯对西南民族影响极深。余嘉华教授认为，土司制度是重要的民族政策。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政策始终是历代王朝的基本国策之一。土司制度，形成于元，盛于明，延续于清乃至民国。它是元代中央王朝的决策者为稳定边疆民族地区，施行有效管理，吸取了汉唐以来的中央王朝对周边民族的羁縻政策，加以发展完善而提出来的，其主要精神是在少数民族较多的省份等十来个省，委派有一定影响和能力的土著领袖管理当地。分军政的两个系统，后来，一般合称土司。这些土司，在政治上，由中央王朝任命、考核。在经济上，要向中央王朝交纳春粮、秋粮及矿产税；在军事上，要服从中央王朝及中省都指挥司总兵官的调遣。因此，土司是中央王朝委任的中下级官员，他们是中央王朝军政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什么“土皇帝”，土司辖地属中央王朝，而不是“独立王国”。由于土司基本上是世袭制，有的土司家庭承袭数十代，长达数百年，影响一方土地和人民。因而土司家族执政的历史，往往与当地的民族历史息息相关。土司文化的主要内容有：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世袭与剥削为土官制度的两大弊端。因此，改土归流，也是历史的必然。土司文化是广大劳动人民智慧积晶，不要高为糟迫。建议纳西学研究要密切关注藏学研究和滇川藏交角地区；全国应发行各民族土司研究的著作。

木光先生作了“木氏土司的文治武功事迹述略”的发言。评述了丽江木氏土司四百余年的间的历史业绩，并逐一回顾了木氏土司时期纳西族与周边民族之间亦战亦和的历史关系。认为文治与武功是辩证的统一体，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文治与武功的协力发展促成了木氏土司时期纳西族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兴盛，也为后世丽江纳西族地区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木氏能兴盛起来的原因有：1、位于战略要地；2、历代木氏土司重汉学，研读兵书，消除占领区的策略，处理好当地民族关系；3、重视军队建设，注重训练；4、藏区派系林立，内耗严重而给木氏提供了机会；5、积极与藏传佛教首领处理好关系。

最后，杨福泉博士作了精彩的点评。他认为纳西学的拓展需要多元学科的有机结合，尤其是与藏学的合作借鉴甚为关键。两位藏族学者的发言，很有启发性。现在对苯教研究有一个思路，就是研究纳西族东巴经书，以此窥视苯经教行迹。噶玛降村教授发言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作了微观研究，成文后会有许多宝贵的价值。得荣·泽仁邓珠的论文，有许多新的关系，如纳西族发源问题，源于藏族冬氏，给人一新感受。希望从微观角度出发，微观实证来研究，提供充分的资料。余嘉华教授的发言入理，不能脱离历史情境评价土司。土司对民族的发展，中华民族的统一与团结是有贡献的，动辄把土司称为落后与残暴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余教授发言很有说服力，为研究土司提供新思路。木氏第48代嫡长木光先生的论文宏大，论述深刻。纳、藏在历史上虽然冲突不断，但没有成为世仇，因此，纳、藏关系更多的是交流和相互借鉴。

文学艺术、民俗、纳藏关系专场共有十五个学者发言。陈烈副编审的论文“长篇历史小说《木天王》的价值”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木氏土司的历史功绩及评价：第一，木氏土司是本民族中产生的民族精英，民族领袖，他的文治武功与纳西族的发展密切相联系，不可分割。可以说，木氏土司一直扮演着纳西族“牧羊人”的角色。其次，历代木氏土司为辑宁边境，不断开疆拓土，他们征战沙场，英勇奋战，为中华民族的统一与团结作出了很大贡献。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从未断绝。同时，他们的武功文治，他们为政治理想所努力的一切，为本民族的社会发展，民族文化的丰富及弘扬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三，王丕震先生创作的历史长篇小说《木天王》的故事情节大体上与历史事实是吻合的，尤其是与《木氏宦谱》所记载的史实是相一致的。小说借文学手法再现了以主人公木增为代表的木氏土司阶层形成发展的历史。另外，他们的文治武功不是一味地强夺豪取，是建立在以安抚周边民族的政治策略上。尤其在藏区大力扶持藏传佛教势力，获得了藏族人民的敬畏。“木天王”是藏族人民对木氏土司的尊称，与五世达赖也有很深的关系。同时在所辖领域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及人才，开垦荒地，兴修水利，营造仿汉民居建筑群等等。第四，从历史的整体观来看木氏土司是进步的，对纳西族的发展，木氏土司功不可没。他们为了民族的成长，兴旺发达惨淡经营，励精图治。但长期以来受到不公正的评价，改土归流以后，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由于阶级论的盛行和民间故事的风靡，使木老爷变成了一个丑陋、可笑、愚不可及的、阿Q式的形象反面角色，这与历史真相不符，有损于纳西族自身的形象。王丕震小说第一次把木氏正本清源，拨乱反正，重塑了木氏土司的历史形象， 也为纳西族挽回了一个历史面子。

丁立平教授的论文“木氏‘怡神’、‘逸趣’于自然的文艺观”认为：纳西族古代文艺有两个高峰：第一个是东巴文学及艺术；二为木公木增为代表的文人文学艺术。早期的东巴艺术以朴素的摹拟自然为主，木氏土司为代表的文人艺术，源于自然又超越了自然，产生了一种“怡神”、“怡趣”于自然的美学文艺观。木氏诗词大量是描摹自然景物，对云、水、雪、鹤、花、都有生动形象的描写，有田园诗倾向。在当时的一些文人的评论中可以看到这些特性。他们对自己的这些倾向是有所认识的从木氏土司的文学主张也可从里面看得出来。《山中逸趣》，他在表述阐述他自己的文艺观点：趣于山者得山者，逸人逸山……入于山而又能脱于山，而不离乎山。这种“出于自然又超脱于自然”的审美主张，一方面是受到中原“形神”美论、文论等文艺思想的影响，但更根本的是与其特殊的生活行事分不开，与纳西族的传统审美情趣的潜移默化是分不开的。这种自然的美学文艺观对其后的纳西族文人文学艺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和金光的论文“纳西文学发展史中的木氏土司”认为木氏土司为纳西族文学史上作家文学与文人文学的兴起、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丰富了纳西族文学门类和文学表达形式。但是，木氏土司在推行汉文化的同时，蕴含民族文化特质的东巴文化与民间文学也同时衰落。论文的重点是在思考当代纳西族文学的发展有何借鉴。从贡献上来看：木氏土司时期，纳西族所处的社会政治和复杂的民族关系中，形成了较稳定的政治文化。明代木氏作家群的出现，是接受汉文化的结果，改土归流后，民间才逐渐出现了作家文学。从此，纳西族文学也有了华美的篇章。

东巴文学相对来说是简单，重复的，修辞、语言、审美、结构、情节、内容都有局限性。木氏以诗词为代表的文学作品造诣很高，开创了民族文学新的篇章，丰富了纳西族民族文学。还有一些词赋，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其次热情讴歌了故乡的田园乡情，激发民族意识和精神，特别是木公作品更为突出。但木氏诗词过于沉溺于田园风光，逃避了现实，这对以后文学创作也留下负面影响，现实主义不甚突出，使表现民族传统文化被冷落。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东巴文学、民间文学的发展中，缺乏佳作和巨著。当今多元文化背景下，如何使纳西文学得到发展创新？如何写出表现纳西文化特质，具有浓郁纳西味道和世界性的作品，如何逐步地形成纳西族特色的作家群体及作品，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和以后纳西族文学发展所面临的课题。

蔡晓龄副教授的论文对木氏作家群现象作了回顾与分析。认为木氏土司作家群是丽江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作家群，木公、木增尤为突出，令汉族文人刮目相看，标立了纳西族文学史上的一个辉煌的里程碑。木氏作家群的共同特点是以汉文写作。这种刻意的追求一开始可能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但很快变成了发自内心的需要。首先是政治的归宿感，归宿于中华民族文化。

木氏作家群的创作历程及成果对当下有五个方面的启示 ：一、物质与精神的互动构架了生命世界并使之运行平稳，开创了汉诗词的先河；二、开创纳西族文人生活的先范；三、改土归流后的文化说为仿汉文化，不妥。应是平等的，汉文化也有纳西化的情况。纳西文化不只吸收了汉文化，也有藏族、白族的文化，尤其是近代以来还有外国的文化。纳西族这种兼容并包的文化精神，并没有使民族文化萎缩，反面扩大的影响。东巴文化、纳西文化是治疗现代文明病的良方。四、木氏土司的这种与时俱进，努力学习先进文化的先范，在纳西族的历史与现实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任何先进文化可以在大、小民族也可产生，关键是有无生命力。五、文化符号可以借用，文化手段可以交流，互动，共享。文化中无法分清征服与被征服，甚至说不清楚成果是谁的。这是文化的魅力。

李例芬的论文“明皇赐姓及木氏姓氏渊源考”对明太祖朱元璋赐阿得姓“木”作了探索。以前纳西族姓氏基本上是四个字，如阿甲阿得。但有个关键特征，即凡是有地位的人名前冠以以“蒙若”二字，蒙是天之意，若是儿子和后裔之意。四个字前面加上“蒙濡”二字，是突出其神圣地位。说明纳西族对天的崇拜。木氏也是祭天的，我们也考察过。祭天时柏树代表皇帝，可能是后期政治化的因素在内。天的观念在纳西人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皇帝问姓氏的时候？如果说是天的儿子，龙颜会大怒。就说“蒙若阿得”，因“蒙”与“木”音相近，朱元璋就赐以木姓。从宦谱来看，阿甲阿得，这个阿也有深义，与纳西族的发展变化有关系。为何是“木”，可能是自报姓名，顺给其姓。

和湛教授的论文论述了木氏土司与茶马古道的关系。纵观中国历代土司史，木氏是杰出的。木氏统治期间，丽江进入封建领主制，有了商品交换。谁拒绝了商品交换，谁就会被历史所淘汰。木氏开辟疆土，既有政治上的考虑，也有有维护茶马古道，促进商品交换的经济目的。政治与经济是相辅相成的。丽江没有地利，口袋底。但只要是有心人，可以把不利变为有利。无心人，地利也会变得无利，重要交通要道经常发生战争。木氏土司有句有名言，纳西族商人只要朝下走就亏本，朝上走就赚钱。但赚这个钱不容易，茶马古道是山地之舟——马开辟的，是世界上最险恶的一条路。纳西人只能走这条路。靠什么来走通？藏传佛教，只有宗教上的认同才能达成情感交流的认同。木氏选择了白教。三、五、七世都来过丽江，七世高玛巴在丽江在了二十多年。白教被赶来赶去，但在丽江视为宝贝。藏区教教派之争是激烈的，但在丽江各教派也是和睦的。木氏扶持藏佛，东巴教就受委屈了。木氏把茶马古道视为生命线，生存线，与纳西族在民族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还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历史背景有着深刻的关系。他能够把这样一个地理死角变成商品中转站，是有政治策略的。西藏宗教林立，葛玛葛举派的前身是本教。宗教和谐，有利于生意往来，商品交换。

藏族学者葛玛坚村在补充发言中认为：苯教与葛玛巴没有直接的关系。另只有第七世葛玛巴才来过丽江。西藏的教派并不是争斗的，因为都是佛教。第五世与第四教之间时期，与葛玛巴有所冲突。其它时期是和平共处的，是相互尊重，并行不悖的，宗教之争只是义理上辩论之争，这是一直到现在还在争论的。

杨世光论文“木氏土司与中甸”认为木氏土司经营中甸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从洪武到成化前是协管阶段：第二阶段从成化十九年至嘉靖三十三年是木氏军事进据阶段；第三阶段是从成化三十三至清初，系木氏全面经营中甸时期。中甸原写为“忠甸”，原意为“忠于明朝之地”。木氏土司从白地、虎跳峡两条线路进军中甸。1503年，木定于嘉靖六年，进小中甸，建造了木天五宫，至木增时完成对中甸的统治。《木氏宦谱》没有记录“得胜忠甸”的情况。木增在中甸称为纳西王。木氏土司在中甸建立了日月双城。同时，在沿途建了不少寨子，融入了丽江的建筑风格。木天王建立了“本逊”等行政措施。同时推行庄园制，鼓励垦荒，每架（三亩）只收田赋一斗。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目的是以农耕代替畜牧，加快财富的新增长，动机是好的。高原种植水稻，是敢为天下先精神的体现。另，在中甸境内开矿，主要用于奉贡及修建寺庙。尖底蓝沿传到现在，设计有科学性。木氏与黑帽系的大宝法王及红帽系的二宝法王有密切来往。大力扶持噶玛教派，使中甸寺庙兴盛一时。活佛琼杰万秋被邀到中甸主持佛事，客观上为中甸佛教的弘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来新修的佛寺都是从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木氏后期因受固始汗攻击下逐渐退出藏区。木氏在中甸所建的宫殿遗址一直到建国初期仍存在。木氏在中甸也留下很多诗作，如白水台、虎跳峡的摩崖。

杨福泉博士的论文“木氏对藏族区域的管理”认为木氏土司对所辖藏区的政治关系与明王朝对藏区的政治策略有关。明朝对藏区实行分封西藏地方政教首领，推行“多封众建，尚用僧徒”的政策。仿效历代中央五朝历来实行的“以藩治藩，以夷治夷”的统治政策。明代王朝对纳西族土司很为信任。在这政治背景下，一面极力效力明王朝，一面扩大势力范围。对当地原有的行政机构没有作更多的更改，实行“双轨制”。如“木瓜”制、“本逊”制。木氏土司在留守军队管理藏族地区的同时，也任用藏族人任“木瓜”，充分体现了木氏审时度势的政治眼光。“姜宗”的涵义也值得探讨，“宗”藏语意为“县”，宗本轮流担任，后成为世袭。明朝也敕封了一些宗本。姜宗就是“纳西族的堡垒”的意思。藏语的宗意为堡垒，山寨之意。“宗”与纳西语“紫”、“坞”村之意也有关系。中甸东旺地理险要，建立了姜宗，管理全境，同时引入了先进生产技术。纳西人大多融入藏族。巴塘也建立了很多宗。杨教授认为纳西学的研究只有与更多的藏族学者相结合，才能取得更为广泛的成果。

余嘉华教授就著名藏学家王恒杰的著作《迪庆藏族社会史》一书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此书在史料的鉴别及使用上有不少问题。《述怀》一诗的作者混淆，前后不一致，木公、木增混为一谈。说明没有看过《雪山诗选》、《丽郡诗选》，把二书认为是同一本书，这是不注意鉴别的后果。石鼓碑的作者认为是木增所作，真实情况是木高所作。“告袭”不同于“世袭”，告袭是请求世袭。对木氏的统治也竭尽挖苦、污蔑之能事，远离了一个学者应秉持的学术道德。有些是常识性错误，有些是夸大其词，有些是引用错误，作为一个学者是无法理解的。

纳西族作家戈阿干谈到自己与王恒杰于1959年来中甸，作过很扎实的田野考察，但还是出了不少问题，说明搞学问是很不容易的。自己也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现在走了滇川藏这一区域很多年，这一区域历史文化变迁很大。本逊在丽江已经很少了，但在德钦、盐井、昌都这一带还是有的，从德钦----盐井------昌都这一带还有七个村庄保留着本逊制度，另一条康巴线路有八个本逊村。在藏族区域本逊的保留历史比纳西族村还要长久。纳西族也有残余，如大家选举一个本逊，他是监工的，分派任务，拿要把鞭子，谁人偷懒就抽谁。藏族是世袭的。作者认为考察纳西族历史文化，怒江的察洼龙一带，独龙江上游值得注意一下。独龙人至今叫纳西人为“龙”，“龙当”意为“纳西人的地方”，“龙拇”意为“木老爷统治过的地方”。王恒杰也去了。戈老师用藏语诵读了一份藏文资料。译为汉语是：“一层层，一村村筑下堡垒；象兽王狮子一样高居临下；在西藏拉萨的大佛前献上金柱；所堆积的金银象山一样。”

藏族学者泽仁邓珠认为这是很难得的资料，很押韵，把几千年的历史说出来了。泽仁邓珠认为此次研讨会开得很成功，很受启发。丽江的民族文化得到了很好的弘扬。王恒杰的《迪庆藏族社会史》自己也看过，也发现了不少问题，所以没有引用多少。杨福泉先生这篇论文是这次会议的一个亮点，从几个方面论述了纳藏族关系史，政治、宗教、政教合一等几个方面作了综合研究，富有启发意义。从民族术语上说，“宗”意为高地，一说是宗是制高点上了建立的雕堡。后演变为县，即宗本。藏族历史上记载曾建立过十三个宗（县），宗本与细（县）本，与西方庄园制度是一样的。本逊，藏语为“弥西”，是有特殊权利的主管人，不负担差役，不需要上税，体现在这两个方面。“本逊”从50到七十年代后逐渐减少。如我们村有七个“弥西”（本逊）已经不多了。这是纳西族历史及纳藏关系寻根追源的一部力作。泽仁邓珠认为中甸之名应源于吐蕃时期，吐蕃攻打南诏时在此建立过根据地，意为“胜利地”。赕甸（丽江），意为快乐的地方。民间传说与记载并未有木天王的仇恨，藏族对木天王是敬畏的。这与木天王的扶持藏传佛教有一定关系。我们对于把藏族佛教分成红教、黄教、白教是很有看法的，不妥的。大藏经有25个版本，丽江这本是很有权威的，有的说是理塘版，很可惜的是已经不全了，印刷很精美。葛玛葛举的黑帽系与红帽系的帮助下建了很多佛寺。我的家乡得荣有两个派系：纳西系与藏族系，分别称为“居”、“蕃”。1958年划分阶级成分时，纳西族的大多成了地主，藏族大多成了贫下中农。所以这一带在历史上纳西族大多是贵族、地主，这些纳西族后来融合于藏族中。关于王恒杰此书牟启示，我们应秉持实事求是的学风，有根有据的研究方法及学术态度。

关于纳西文化研究有五点建议：第一，我们应该接触一些藏文的文献资料，敦煌吐蕃文书，王尧也做过研究，有关纳西族的也涉及很多；《五世达赖传》中也有涉及，《第四达赖传》两本书结合起来看更好些。木土司邀请五世达赖到丽江。因受木氏邀请而未去成北京。《第四世班禅传》 ，汉文的《华国传》、《清史录。康藏大事记》，出得比较早，有很多研究我们纳西族的，《新、旧唐书》中的南蛮传，江应樑先生专著中也有一些。纳西象形文与藏文应做比较研究，这方面是很有学术价值的。第三，在大力借鉴吸收外来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同时，我们的立足点是扎根于纳西文化肥沃的土壤上。第四，要注重结合考古学与文献学及文化现象。藏学界出现了翻译过程中的望文生义。如我的这个名字是有意义的，但汉文就是音而已。民间调查研究应加强。第五，应加强藏学研究与纳西研究的联系。藏学是朝阳学科，发达国家都在研究。

第二阶段纳藏关系专场分别由杨杰宏博士、周智生博士、杨树高主任、胡文明副教授等人作了“纳藏宗教关系的语言学考察”、“我在僧商之间---茶马古道的‘藏客起源考’”、“拉萨行记”、“木氏土司与普米族关系”的主题报告，最后由戈阿干作了评议。

戈阿干评议认为杨杰宏的“纳藏宗教关系的语言学考察”是很有学术研究价值，纳西族与藏族的历史关系中，宗教关系是重要部分，而从语言学角度来考察是很有必要的，这是很好的一个方向。但要搞清纳藏宗教、语言关系，除了二者的语言外，应把梵语这一块应加进去。语言是工具，东巴经中有很多藏语，这些宗教中的藏语及文字又是从梵语引入而来的。如果能够从源头考察，可能会更深入全面些。周智生的“我在僧商之间——茶马古道的‘藏客起源考’”是作者田野实证的感受与理性思考的结果，有历史与现实意义。为什么以前纳西人藏客这么多，现今却失落了。现今鹤庆人在这条茶马古道上成为主力军，值得我们深思。杨树高的“拉萨行记”中提到的诸多感受。戈老师五十年代去茨中时，五、六十岁的基本上还在说纳西话，到九十年代就基本上没有人会说了，现在已全改为藏族了。盐井也存在纳西话失落情况，但仍在坚持自己的民族成份，很难得，说明他们这里的民族意识很强。。胡文明的“木氏土司与普米族关系”是以一个普米族学者的角度来解读木氏土司，这是在木氏土司研究领域不多的，有优势，应有很多大成果。（杨杰宏）

土司文化、木氏土司专场有六个学者发言。木基元教授的论文探讨了从联姻政治看木氏土司的经营发展，指出政治联姻，文化和亲是纳西族千百年来不断自信、自立、自强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建议重视木氏文物的保护与研究，建议将木府从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升为市级之物保护单位，同时应关注纳西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申报与推荐。

木基元认为三江流域调查是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由费孝通，马曜等著名学者倡议，各省区学者合力玉成的一次重要学术活动。傅于尧、郭大烈等教授是这次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傅于尧先生从历史文献入手，结合自身调查资料，介绍了五所（即左、右、前、后、中五所），四司（指木里安抚司、瓜别安抚司、马喇副长官司以及古柏树土千户），三马头（禄马六槽、阿撒、荜苴芦）的历史和文化，强调除西部方言区的研究外，还应更多地点注东部方三区及更宽的范围。傅先生还强调，七河、八河、九河、束河、非江河之“河”，也非姓民之“和”，而是村寨“坞”之意，研究历史文化，应弄清其纳西语言及其意蕴。

夫巴先生对川西南搞过田野调查，以往学术界一直认为，贡嘎岭这一纳西文化的圣山是洛克丁1928年首次发现的，夫巴通过查引文献和亲自游历，认为明朝万历年间木增就已慕名探访，并命影画人员画图携回，此事属实，映证了纳西族木氏土司对稻城地区的经营历史，对构建大香格里拉旅游圈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丽江博物院和继全副研究员就白地宗教、历史、文化为个案，通过对木氏土司与白地历史文化关系的研究，以白水台摩崖，木氏在白地开矿、移民等史迹和史实，推进了白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确立了东巴文化的权威地位。同时指出木氏衰落后，政治格局被打破，文化也随之变成松散的地域性群体。

和钟华研究员作为一个长期关注女性和社会性别研究的学者，和钟华老师从联姻对女性发展的影响，拥有了社会参与的空间，扩大了参与度，加强了与各民族女性的交流，促进了纳西文化的危害性。和钟华老师指出，外民族学者的参与，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视角冲击，建议从学科研究上要拓展科技、经济等领域。

杨俊生副编审介绍了云南省图书馆有历史文献有48万册，明朝木氏土司35次朝贡是《明实录》中一个有关纳西族历史的精彩记录。杨俊生查阅文献、条分缕析，认为纳西族诚心报国，对维护明王朝和权威和滇西北的发展作了贡献。

结合以上专家的发言，与会代表作了热烈的讨论，大家认为应关注纳西族群的研究，研究东部方言区的历史文化，把着眼点放到滇、川、藏交角区域，构建大香格里拉文化圈。有的学者还提出应对联姻政治应作 更深入的研究，有的提出要加强纳西文化性格的研究，出版高质量的纳西文化研究丛书。大家对昨晚观看的甘肃学者制作的洛克文化片表示广泛的认同，认为给了与会者极大的震撼。作为云南学者，更应聚集各种资源，对洛克在滇、川、藏交角地区的历史遗迹作积极性的梳理和记录。

最后，参加本组讨论的20余位专家衷心感谢会议的主办方和组织者为我们搭建了这样一个交流互动的平台，感谢从甘肃等省区远道而来的学者给我们带来了他者崭新的学术声音。（木基元）

文献文物专场有7位专家学者发言，内容丰富，既有宏观的视角，又有微观的研究。会议主要研讨成果有：

一、对木氏家谱、族谱的研究。对《木氏宦谱》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对木氏家谱、族谱作了更加细致研究。如，木宽先生提出了木氏土司第23代不是木晖，而是木荫，木晖7岁就出家，是著名的第十五世东宝活佛。他会对木琼的《亲供》作了校订。和力民先生则对《木氏家谱碑》作了深入研究，从地望到碑文内容的研究，提出该碑应在今天漾西行政村米汝村。碑文中有关人类起源内容与东巴文化有着密切联系。认为来自东巴经祭神经“母空”。木春燕用田野手段对七河瓦窑村木氏的源流作了详细考说。以最新发现的碑文为资料。

二、文献资料的研究。江桥女士通过查阅清史档案，对木氏土司改土归流时奏折作了介绍，并提供查阅此文献方法。余嘉华教授点评时说，期待江女士利用工作优势，对丽江木氏土司的奏折作更深入整治和研究。郑卫东则从文献资料角度概况“土司”古文献，及近现代文献资料，为深入研究提供了资料目标。张玉琴则概述了对木氏土司对纳西族社会贡献。

三、文物收集和保护。李锡研究员从20余年来专事丽江文物收集、保护来谈得失。认为丽江所有文物均跟木氏土司有关，更多是木氏土司的珍品，部分已列入国家、省、市等级保护范围。但由于地处边地，很有价值文物无法进入国家级别。

木基元教授提出丽江文物要从动态和静态角度来保护。和钟华认为，丽江文物保护比较缺乏的是遗址地的保护，如拉伯和老君山一带。木氏土司经营下的银矿遗址，要展示出来增加历史厚度。杨福泉博士也提出丽江考古方面文物少，有标识的少，如丽江地震遗址也见不到了，金沙江岩画已没有测定出具体年代。希望加强这方面工作。

四、木府及木府相关问题的深入讨论。余嘉华教授提出在木府相应地方提上《明史土司传》中对徐霞客所说的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云。“宫室之丽，拟于王者”提出一些学术观点。黄乃镇院长则从木府重建时思考来解释。徐霞客一语成了重修木府的依据，因此重修木府里历史上的木府，而不是新建，更不是无中生有。有的学者还提出，木府收集，相关资料，充实万卷楼，藏书做到名符其实。本会场紧扣会议主题，从多角度对木氏土司与滇川藏交角区域文化作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并对以后研究方面作了伏笔，我们相信，此会议的成果如同春雨，将孕育出更丰硕的研究成果。（杨林军）

民族关系专场有三个学者发言。杨文顺博士的论文题目是“丽江白族历史文化研究”，主要论唐代至清代丽江白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以及与当地主体民族纳西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以探寻其发展演变规律。丽江有着数量不少的白族，对丽江白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丰富对丽江多元民族文化及其和谐民族关系的研究。她认为，丽江白族由于居住地区的地理和人文环境的特殊性，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下列三个比较显著的特点：1、丽江白族的文化呈现出多元性，包容性强；2、丽江白族与当地纳西族和其它民族之间关系和睦；3、丽江白族文化的发展对当地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杨海潮先生论文题目为“从君王之称看汉、藏、缅、印等文化在西南地区的边缘”，从藏语、纳西语、蒙古语、白语、缅语等语言对君王的不同称呼及其间的关系，反映了几个民族之间的交往历史，以及文化传播所造成的汉、藏、缅、印等文化在西南地区的边缘及其变迁。

王璞博士论文题目为：“行走在政治与文学之间——略论木氏土司的历史角色”。笔者想进一步考察的是历代木氏土司在成长过程中是如何想象、习得并承担相关角色的。同时在辉煌的业绩背后，在忠实的行动和奇瑰的文才之外，木氏土司和不同角色的人物间是否有过积极的社会互动，其自身是否有过角色混淆、角色紧张、角色冲突等社会不适感。木氏的地位是世袭的、先赋的，但他们的家族性格却与一些同等品第的士官差异甚大，而原因也是本文想探讨的。（和继全）

土司文化专场有四个学者发言。方铁教授论文题目为“论羁縻治策到土司制度的演变”。认为过去对土司制度的研究存在简单化，概念化的问题，对土司制度的丰富性研究不够。同意杨福泉的观点，一定要研究本土化问题，各地的文化有哪些差异性。羁縻治策到土司制度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先秦至唐代，羁縻制度松散，给一个虚衔，无实际权力。二是宋元时期，较为开明和信任的政策。三是明清时期，羁縻之制完备且发生变异走向消亡。影响分为两部分，积极和消极；积极方面：土司制度，对于南方培养对祖国文化的认同方面起了相当的作用。消极方面：例如下一级官吏怕上一级官史，上一级官史怕朝廷。建议：研究深远影响和社会心理的影响，把土司研究放在一个深和大的范围来研究，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

郭大烈研究员认为方铁教授论文针对性强，建议我们可以深入研究。对土司制度的来龙去脉论述非常清晰。对土司制度的正面和负面历史影响有全面的概括。

陈琳娜题目为“元代土司制度渊源与形成之考察”。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其一，元朝继承了汉唐以来汉族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羁縻统辖制度的传统，“因俗而治”形成于元代。具有历史渊源，土司发展制度与东北这边一样。其二，元朝继承了辽金北方王朝的地方政治制度，将民族地区的羁摩建置纳入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划之内；起源于北方，辽朝就有属国属部制度，金在辽的基础上，实行“行省”制度。其三，元朝蒙古统治集团在治理边疆和统治少数民族地区的理念上与汉族统治集团有明显不同。总之，应该从制度、统治者的政治理念，统治者的统治思想几方面去考虑。

郭大烈研究员认为陈博士对于北方的民族制度有系统研究。2对宋代的民族制度有系统研究，采用了生、熟民族的概念。

卢梅博士论文题目为“土司研究方法刍议”主要讲讲土司制度政治权力的分配方式。

1、土司制度在国家制度形成的意义：与有限自治有一定关系，管官不管民，低劣的成本，实现形成对边疆的控制，一定程度上，文化多样性得以保存，说明统治者高超的统治手腕。

2、土司与流官的关系问题：土流并制，土司处理本民族事务，流官对土官进行监督。这是必须改土归流的一个重要原因，土司与流官各自为阵，统治者介入土司之间的纠纷对民族地区进行控制，存在个体差异。

3、土司在地方事务中的权力结构：土方土司之间的姻亲关系；政权的内部结构；将来的研究中将受到关注。

4、改土归流：边建立边改流，逐步将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改革，真正的控制应是20世纪50年代的土改完成。

通过区域性的研究，了解中央集权与地方的关系有深远影响。

郭大烈研究员认为此文从宏观角度，从政治学角度对土司研究方法作了深入探讨。1、土司制度的特点：管官不管民。2、低廉的成本实现对边疆的控制。3、完整的制度。4、重要问题是政治和自治的条件下，很好地保留了文化多样性。5、土司制度是国家政治让步的结果。6、土官与流官进行二元统治，例如木土司在丽江，流官在昆明。7、土司有很多利益集团，例如姻亲关系。8、土司内部的政治结构。9、改土归流从明开始，边改边流。

提问讨论中和力民研究员对“东巴文化不进木府”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木氏土司是举行祭天的；《木氏宦谱》中也有祖先沿续东巴经《崇班图》的记载。戈阿干先生也对“东巴文化不进木府”的言论提出了疑义。有学者提出香格里拉在哪里的问题？在座的各个学者都提出了很多见解。讨论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木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