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记忆与精神——天津杂感

文化、记忆与精神

——天津杂感

离开天津之前，有幸与尚洁女士同席午宴。尚女士是天津人，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一直从事天津历史民俗整理抢救工作，成绩斐然，现为天津老城博物馆馆长，民俗博物馆副馆长，天后宫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是民俗学界一名年轻又富于锐气的学者，用功很勤，学识扎实，文字清新，追求深度与品味”（冯骥才语）。这次中国民俗学会年会能在天津成功举行，她出力不少。席间她向大家问起对参观三个博物馆的感受，大家都说好。说实话，做为一个地方文物工作者，她已做得很出色了，有些事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正如前文中说过的，偌大一个直辖市，竟然只能在博物馆中寻找失去的历史记忆，幸甚乎？可悲乎？！

当然，这是中国特色，是“经济建设为中心”带来的种种体制弊端所致。不只是天津，全国这样类似的城市悲剧太多太多。我的家乡丽江荣膺世界文化、自然、记忆遗产三项桂冠，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也同样上演着重复的悲剧。丽江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重要一个因素是它是一个活着的边地民族古城，以纳西族为主体的古城居民世代生于斯，长于斯，他们的生老病死，五味烟火，酸甜苦辣全在这方水土活生生地演绎着，传承着，这也是丽江古城的魅力所在。遗憾的是古城一列入遗产名录，慢慢地变味、异化成一个旅游大超市、一个喧哗浮燥的名利场，大量的原住居民外迁，外地商户蜂涌而至，人口的置换也带来了文化的置换，古城命运堪忧。官员说这是世界性的难题，不可能指望一个地方政府能够解决得了。说的也不能说没有理由。但也有推脱责任之嫌。民间老百姓话粗理直：“老大难，老大难，老大说了就不难！”遗憾的是老大往往关注于大干快上，容易拉动GDP的宏大工程，对这些“唱唱跳跳”的花边不大放在心上。世界性难题也不是解决不了的，国外的文化遗产保护皆有可取之处，政府官员也频频出国考察取经，但真正落实下来的寥寥无几，托辞不外乎是国情不同，实力不济，民众素质亟待提高云云……物质的增长毕竟有个极限，等增长极限过了，再来抓这些，可能已经一切都迟了。到时这笔帐又算到头上去？无言。

有时，做个有良知的知道分子（借用当下一句时髦语）是痛苦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罢了。当然这也是中国文化人的操守所在。正如狄更斯说的，这是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难道一个民族、国家的进步一定要付出代价？甚至抹掉历史文化记忆也在所不惜！文化是持久强大的，尤其在精神与心理层面上，但文化又是极其脆弱的，这在物质层面更为突出，甚至可以说是触目惊心，惨不忍睹。

尚女士给参会代表赠送了三本书，都是她主持下编订而成，《皇会》一书是其倾力之作。封面上有段冯骥才先生的评语：一份遗产的后面应该有几个学者。如果没有学者，这份遗产会徒有虚名，遭人乱用，甚至庸俗化地挥霍，可是我们许多遗产一边正在消亡，一边连一个研究者也没有。

这样来说，天津是有幸的，毕竟有一大批学者在专注于自己所在城市文化的研究。正如冯骥才先生，一个天津的符号代表。他的成功得益于天津之方水土。我们从《神鞭》、《三寸金莲》中领略到天津的民俗文化。在以他名字命名的文学艺术馆中瞥见先生所著的百多部天津民俗事象研究著作，这就不难理解冯先生何以成功的秘密所在了。

当然，有些文化精神是不会消逝的，这在天津人身上也可领会得到。譬如语言，天津方言与京腔是相异的，与京腔的字正腔圆相比，天津方言杂有河北、甚至山东的腔调杂糅基间，在“1923饭店”的走廊里也有不少当地方言集锦：吃瓜酪（1ao）——受连累，受牵连。嘎巴——不愿离开；捩咕——走形；捏咕——编造事实；抠唆——吝啬；摞摞缸——牵扯出一系列的麻烦事；肆横——1）指蛮横无理，胡作非为。如：那地痞在这块倍儿肆横；踢蹬罐儿——就是被人在屁股上踢了一脚，带有一种玩笑性质，大有自讨没趣的意思。只能这么解释了。很复杂的一个词。其他的饮食住行也如此。有些礼俗也在变迁，但其精神内核是不会变的。

另外，会议期间，两个博物馆的协助人员，自始至终，尽职尽责，也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的手机离走前忘在宾馆里，自己也没意识到，是她们找到后亲自交到我手里；会议期间不少会员的录音笔、手提电脑、文件袋等东西都忘在会议室里，都被会务工作人员保管好，送还了失主本人……这些琐事中不正体现了天津人精神？

一个地方的文化体系是历史累积而成，可能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因政治、经济影响而呈消长态势，但毕竟它植根于广袤丰富的民众生活世界中，一岁一枯荣之后，还是会春风吹又生的。尚洁女士的《皇会》中提到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恢复的皇会盛况就是明证。在本次年会小组讨论会上邢莉老师说到“生生不息”是民俗文化的的精神所在时，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大家的掌声既是对这种文化精神的认同，也是对为民俗学发展做出贡献的同仁们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