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生福:《湟源“求雨”骚乱始末》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9-12-04 15:45:02 / 个人分类:青海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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湟源求雨”骚乱始末

林生福

  http://www.qh.xinhuanet.com/2009-11/26/content_18342185.htm

  1953年,湟源大旱。旱象持续时间之长,农田、草山的干旱程度,是几十年来所未有的。

  “求雨”的起因

  自1952年9月至次年6月15日,近10个月时间里,秋季少雨,冬春季节几无雪。入夏后,又未降雨,特别是浅山地区的一些向阳地方出现牧草不生,禾苗不长,几近草干水枯的严峻局面。牲畜死亡急剧增加。仅第四区统计,死亡各类牲畜384头只。农民面对严重旱象,心情焦急,盼雨如渴。由于历史传统影响,结伙“求雨”之事,相继发生。加之,从1952年11月起,因口蹄疫蔓延,湟源地区实行封锁,外县特别是牧区牛羊不准进入湟源,封锁时间长达5个月,直至1953年3月才开放。由此波及湟源与牧区的贸易来往亦陷于停顿状态。这对整个群众生活影响很大。蒙藏牧民的商品牲畜牛羊等不能来湟源出售,生活用品也不能来湟源购买,流通领域严重受阻,这就影响到商人、城镇手工业者及小摊贩等人民的生活,他们无法做买卖,只得坐吃老本。小市民生活也受牵连,生活的威胁日感加重。据6月份统计,农村及城镇快要绝粮的有613户,2915人。

  1953年3月底,县委、县政府虽然抽调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大力开展生产抗旱工作,省委亦派康建西为团长的抗旱工作团来县指导工作。副县长董涵荣亲自带领人员串乡串村,寻找水源,动员群众挖泉开渠,引水浇地。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小水救不了大旱。特别在严重缺水,受旱最烈的浅山地区,抗旱工作缺乏具体措施。同时在解决贫雇农民生产和生活困难方面,如农村贷款、义仓粮和救济款的发放上存在弊病,给真正困难的农民解放问题不够。正如有的群众说:“人民政府领导群众挖渠、掏泉、生产抗旱的好处我们也知道,但在浅山干旱地区这些办法用不上,贷款只贷给典型互助组,想要点义仓粮、救济款还评不上,没办法,只得求神。”

  “求雨”骚乱经过

  4月上旬开始,部分浅山群众以村为单位,自发地搞起“求雨”活动,吹吡咧(海螺)、打锣、背大经,上山祭俄博,下滩拜泉眼,求神祈雨,以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时至小满已过芒种将临,禾苗极需雨水时,仍是万里无云,烈阳暴晒。广大农民心急如焚,四乡“求雨”活动此起彼伏,参加人数越来越多。鉴于此,政府亦有意安排一些驻村干部参加群众“求雨”活动,意在掌握情况,适时疏导,不因求雨而影响生产。但有的干部刁难求雨群众,藏掉吡咧、锣等“求雨”用具,妨碍“求雨”活动;有的不正面引导,而采取干涉的行动,限制“姑儿典”耍神,甚至个别干部在群众会上公开指责群众,“谁参加求雨,谁就是二流子”,“谁参加求雨,谁就是反革命”等,这些做法,引起了群众的不满,也产生了对政府的对抗情绪。

  5月10日,海晏群众70多人来湟源联合群众500多人,到二区庙沟村娘娘庙抬神求雨。下旬,湟中县西拉乡群众数10人,抬“黑龙王”神轿来湟源进行“求雨”活动。6月11日,本县三区塔湾乡群众70多人,到庙沟村将“神轿”抬出。13日将“神轿”抬往一区池汗村,途经窑洞乡窑洞庄村时,“求雨”群众中有人有意寻事生非,殴打了干部曾昭兴。14日将“神轿”抬至池汗村。当天“神轿”又被城关群众迎进县城。“神轿”一进城,竟直冲进县政府,旋即退出,当晚将“神轿”放在北极山法幢寺。及此,县上才意识到事态有扩大之势,为了使群众求雨活动不致影响社会治安,当晚县上即召集“求雨”群众代表8人,说明政府正在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生产抗旱,对群众“求雨”活动不予干涉,希望群众不要因“求雨”而耽误生产。与会代表表示接受政府意见。15日“求雨”群众数百人拥到龙王庙(时为第二完全小学校)将“神轿”供入大殿,请巫神三四名“扣风”后即抬出“神轿”离开城关,前往申中乡李达村。当“求雨”群众离校后,因“耍神扣风”时在校院里放置了水缸,插有杨柳,并有几处火桑堆,火长风势,火明烟冒,几个小学生为了不致造成火灾,遂将水缸里的水舀上泼灭了火桑火。正当学生舀水泼火之机,恰巧被“求雨”大队走后留守的人看见,即在校外大喊大叫:“不得了,娘娘求得的雨,被学生泼掉了!”因而激起群众不满,有人立即赶赴李达村报信,复于下午7时许又将“神轿”抬回县城,巫神沿街耍神弄鬼,横冲直撞,“神轿”亦多次冲击县政府大门,当晚遂将“神轿”仍供于龙王庙大殿。“求雨”群众数百人(大部分是强迫来的),集聚于龙王庙和街头巷尾,有的议论“求雨”功亏一篑,大部分人是看热闹,个别坏分子则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乘机兴风作浪,制造事端。先是万安街吊轿沙沟一伙人去找“肇事”学生的校长陈国壁,并将其拖倒在地,又拉又打,直至万安街街政府。幸遇在场的城关区拜福堂区长拉进房内,给予保护。街政府被围,当时势态严重。城关区武装部长高得禄欲制止混乱,举枪威吓。因方式不当,进而激怒了群众,亦遭毒打,手枪亦被抢走,接着又毒打了公安干部柳复权、樊秉珍及县税务局副局长王瑞玺。至晚12时,围守街政府的群众始散,由拜区长护送陈国壁、高得禄二人去医院治疗。16日,“求雨”群众又聚集县城,有些人又抬“神轿”、“神桌子”,耍神“求雨”。县上为了安定人心,维护秩序,主动召集“求雨”群众代表50人协商,代表回去传达县上意见时,遭到个别反坏分子的反对,他们有意要扩大事态,制造事端。遂于当晚7时许,纠集“求雨”群众数百人,集中在县政府门前,人声鼓噪,事态急剧恶化,出面闹事者,大都为城市的二流子、刁郎子等。个别反、坏分子公然呼喊反动口号,极力鼓动督促群众围攻县政府,叫嚷“你们(指政府)只知道吃‘刀把’(馒头),不让我们求雨,庄稼不成,你们吃什么?‘刀把’吃的不让我们活了。”并提出撤销贸易公司、免征公粮等涉及政治、经济等无理要求,要求政府领导立即回答。当时省上派来湟源领导生产抗旱工作的省政府秘书长张国声和县长屈保生、副县长董涵荣从县政府大门房顶上(因鉴于情况紧急,大门已关闭)面对“求雨”群众,分别多方解答,均未奏效。门外呼喊声声嚣尘上,秩序极为混乱。至此,本来正常的“求雨”活动,突然变为敌对人民政府的骚乱。延至10时左右,“求雨”群众在坏分子的鼓动下,撞开大门,拥进县政府,迫使大部分政府干部撤到公安局,未及撤离的16名干部均遭殴打。“求雨”群众拥进县政府后,呼叫要“民选县长”,因而李大头(生寿)竟当了几分钟的“县长”。大部分人提出不得捣毁县政府,因而除有人从哨兵手中抢去手枪、步枪各2支外,其余公共财产、办公设备均未损失。

  县委、县政府领导撤到公安局后,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一面通知各区立即派出干部收回配备给民兵的武器弹药,统一由区上保管,同时布置区、乡及下乡工作组干部立即集中到区上待命。一面组织撤退到公安局的部分干部登上城头(当时土城尚在)喊话:“好老百姓回家,求雨的去龙王庙”,“自觉维护社会秩序,不要上坏人之当”,动员“求雨”群众离开县城。至晚12时许,阴云密布,天降大雨,缓解了旱情,也稳定了群众盼雨的烦燥情绪,有些群众陆续离散。凌晨2时左右,省委派公安厅薛克明厅长冒雨带领部队进驻湟源,维持地方秩序,城关地区立即实行戒严。17日,县政府领导对仍聚集在龙王庙的求雨群众讲话,重申政府不干涉正常的求雨活动的态度,动员群众,抓紧大雨后旱情得到缓解的大好时机,继续抓好生产抗旱工作。当天,被抢去的枪支全部送还,同时,求雨群众也离开了县城。18日,县上派出一批干部参加“求雨”活动,广泛深入地贯彻省委张仲良书记对湟源群众“求雨”活动问题的三条指示精神,即:

  一、对群众的“求雨”习惯行动,要寄以同情,绝不能正面阻挡。

  二、当群众有“求雨”的要求,且要见之于事实时,应主动出面找群众中正派的农民、老农等商讨进行之。但不要发动群众组织“求雨”,亦不要正面出来由政府领导。要通过老农进行,勿为坏分子、反革命所利用,使“求雨”掌握在正派的农民领导之下。

  三、作老农工作,作“姑儿典”工作,作宗教界工作,使“求雨”化大为小,时间短、范围小、人数少,使群众的“求雨”仅仅是在“求雨”的性质之内,也就是群众所提的“善感善求”。

  通过贯彻这一精神,安定了群众情绪,社会秩序得到恢复,戒严随之取消。26日,求雨群众主动将“神轿”抬送回庙,一场求雨骚乱始告结束。

  “求雨”骚动结束后,县委、县政府继续发动群众开展生产抗旱工作,并采取有效措施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同时,以城关地区为重点,深入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制造“求雨”骚乱的反坏分子的破坏活动,法网恢恢,疏而不漏,7月6日以李生寿、周廷彦、刘振伟为首的制造骚乱的7名反、坏分子受到了法律的惩处。(原载《湟源文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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