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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语境下的“乡愁”安放与民俗文化保护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6-12-19 22:42:49 / 个人分类:邯郸学文

城镇化语境下的“乡愁”安放与民俗文化保护

刘爱华

 要:在城镇化快速发展中,乡愁文化进一步被激活,推动着以人为本的“人的城镇化”的发展。当下乡愁文化的凸显,不是偶然现象,折射出物质文明高度发展背景下现代人的心灵迷失和精神失落。这就要求回归“人”本身,关注普通大众,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民俗文化的旨趣是一致的。因此,加强民俗文化保护,积极融入人性维度,观照现代人的生活世界,是安放“乡愁”、推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乡愁;城镇化;民俗文化;生活世界;路径

 

2013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采用文学色彩浓郁的“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强调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以来,乡愁文化研究逐步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学者们积极参与理论建构,哲学、文学、地理学、社会学、建筑学等学科都从各自学科理论出发,对这既具传统性又具时代感的文化思潮进行了深入剖析和探讨。民俗学也积极参与了这一场文化思潮,山东大学在会议结束后很快就举行了“乡愁中国与新型城镇化建设论坛”,邀请民俗学者积极探讨民俗学如何锲入、利用“乡愁”文化,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安德明研究员也在《民间文化论坛》杂志开设了“乡愁的民俗学解读”的前沿话题栏目,刊发了安德明的《对象化的乡愁:中国传统民俗志中的“家乡”观念与表达策略》、岳永逸的《城镇化的乡愁》和张勃的《传统村落与乡愁的缓释——关于当前保护传统村落正当性和方法的思考》等论文。以上虽然都从民俗学角度对乡愁话题做了各自阐释,但笔者认为,这些探讨还有待深入,尤其需要深入探析民俗文化与乡愁文化之间的关联,我们知道,民俗学是最具主体关怀、情感交流和反思的学科之一,关于乡愁文化话题,民俗学的学理阐释仍没有摆脱主流学科的“挟持”或阴影,对乡愁文化的探讨没有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也没有真正展现民俗学学科的特色。因此,本文基于乡愁的理念,从城镇化发展问题锲入,深入探讨民俗文化与乡愁文化的内在契合点,并思考如何安放“乡愁”,留住“乡愁”记忆,加强民俗文化保护,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一、城镇化发展与乡愁中国

 

城镇化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也是历年来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的速度惊人,剧统计,经过近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城镇化率也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25%提升到2013年的53.73%[1]快速的城镇化,必然导致传统村落的迅速消亡。“2000年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而到2010年时,自然村数量就锐减到270万。10年间有90万个村庄消失,几乎是以每天250个的速度消亡,而自然村中就包含众多古村落。[2]大量村落的消亡,不仅仅意味着其中承载的大量物质遗产(古建、巷陌、戏台、广场等)的消失,也导致依存其中的大量物质文化遗产(曲艺戏剧、游艺竞技、歌谣传说、俚谚俗语、工艺美术等)的破坏。传统村落空间及其依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文明存续的根基,是中国五千多年灿烂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基础。客观地说,以往城镇化的成绩是十分突出的,但受西方工业文明的影响,在地方城镇化发展实践中,二元对立思维也很明显,传统村落文明和现代都市文明有时甚至被视为水火不容的对立物,过于追求城镇化的速度,赶农民进城,破旧立新,这种浮躁的发展观,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来说,是十分可怕和危险的,并已经付出了沉重代价。要知道,传统和现代并不是截然的对立物,而是可以相互补充、融合发展的,传统是现代的根基和起点,在线性的链条上,也是指向未来的。“唯有传统文明做基石,现代文明才得以累积、发展,没有传统文明就没有现代文明,两者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对立关系,不是替代关系,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中华文明的源头正是农耕文化,中华文明的摇篮正是古老的乡村,乡村是传统文明的载体和源头,乡村也是现代文明的根基和依托。”[3]

相对而言,以往城镇化把城镇化率作为一个重要衡量指标,二元对立发展理念突出。这种理念在地方城镇化实践中进一步“发酵”,使传统社会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的温馨画面渐行渐远,城市和农村发展都陷入一种无序状态。直接受到冲击的,自然是农村,传统村落邻里关系变得复杂,自由、和睦、温情一去不复返,而代之的是猜忌、嫉妒、缺乏安全感。农村也染上了“城市病”,农闲时节晚上人们很少相互串门、聊天,而是早早关门,坐在电视机旁,消磨时间。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背景下,农村自身发展受到重大挑战,传统文化生态土壤严重恶化,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儿童组成的993861部队[4],农村破败不堪,正如一首打油诗所描述,“外面像个村,进村不见人,老屋少人住,地荒杂草生”,农村空心化严重。“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形成农村人口的空心化,而且还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农业产业人才流失、留守群体社会救助缺失、农村整体布局严重破坏以及乡村文化发展后继乏人等。”[5]农村空心化带来了连锁反应,不仅仅是导致了人口的空心化,还导致了服务的空心化、土地的空心化及文化的空心化,使得那种存留记忆中的小桥流水般恬静的秀美乡村成为黯淡破败、萧条寥落的空间场所。

农村空心化不仅仅导致了农村的诸多问题,其实也间接影响了城镇化的发展。因为农村问题是中国的基本问题,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大量转移、农村的空心化必然影响到城市发展,影响到城镇化的质量和进程。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很多并没有迅速融入城市,亲邻的远离,乡音的消失,习俗的变迁,导致他们内心的孤独封闭,在经济上无法承担城市的高消费,在社会地位上无法获得平等与尊重,在文化上难以建立共鸣和认同,他们像候鸟一样在城乡之间流动,这种“候鸟式”的城镇化具有很多后遗症,给城市也带了一系列问题,诸如: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交通状况进一步恶化。资源能源供应紧张,经济发展成本进一步增加。生态环境破坏加剧,生活质量进一步降低。社会问题愈来愈多,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社区管理难度加大,文化认同进一步弱化。[6]尤其是文化认同,难度很大,来自不同地区的农民工,携带的是各自家乡的习俗惯制,突然聚合在一起,因文化的不同容易产生排斥、猜忌、漠视等心绪,从而导致彼此之间的各种纠纷、矛盾,人与人之间缺少友情、信任、亲密。邻里之间淡漠,“家家包铁栏,户户装猫眼。电话聊千户,不与邻家言”。这种社会状态就容易导致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孤岛化”,即便生活在繁华的都市,但依然感觉是都市的过客,没有归宿感,对故乡亲人的依恋愈加强烈。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生态下,“乡愁”油然而生,这种乡愁其实也是“城愁”,是城市物质层面的单极化快速发展所导致的居民精神文化层面的失落感、无助感、迷惘感及怀念感,正如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所说:“在以经济指标增长为核心目标的发展模式中,城市物质建设上的高度成就掩盖不了精神实质的消失。”[7]城市发展的单极化愈烈,城市居民对故土乡音、亲人朋友的回忆与怀念愈甚,当然,乡愁的主体不仅仅局限于农民工,身居城市的各行各业从业者都会有不同程度不同内涵的乡愁。“‘乡愁’文化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不断创造、积累下来的源自于故乡的、令人难以忘怀的、以有形和无形为载体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8]这种乡愁也是和距离紧密相关的,具有空间尺度效应,距离越远乡愁会越强,乡愁可以是具体的,诸如对村落、乡镇、县城、省区及国家的怀念与回忆,也可以抽象的,诸如对友情、亲情、乡情及温馨、快乐一去不复返的感叹与幽思。在很大程度上,乡愁体现为一种心理情感状态,对城市刚性快速发展状态在心理上产生的不适感、无助感、疏离感及排斥感,对远逝的难以回归的故土、乡音、亲情等的怀念、惋惜及追忆。乡愁在本质上是无法触摸的,也是无法回去的,即“回不去的乡愁”,它是对城市非良性发展状态所产生的心理“抵制”感经过长期积淀而产生的一种心理状态,也是一种被压抑心境的良性宣泄或排解。

城镇化快速发展,物质生活不断提升,高楼大厦成为城市的地标和脸谱,但“千城一面”的现象愈亦明显,各地都追求城市建筑的高度、宽度及亮度,城市缺少特色,城市规划雷同现象严重,以至于被讽刺为“恶俗与空虚齐飞,江南共江北一色”。这种城镇化,也降低了精神文化的高度、厚度及淳度,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淡漠及猜忌,使居民失去归宿感,在心灵深处产生乡愁之思。“‘乡愁’其实是‘城愁’,是从乡间走到城市里的那个群体在‘愁乡’,他们不光‘愁乡’,且因找不到融入感也‘愁城’。‘乡愁’因‘城愁’而生,‘愁城’因‘愁乡’而起,‘乡愁’的完整意义应当是‘城乡之愁’。”[9]“乡愁”也好,“城愁”也罢,但其主体[10]不仅仅是农民工,从乡村进入城市的那个无法融入的群体,其实还应该延伸到所有的城市居民,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所有城市居民、农民工都存在无助感、失落感和排斥感,“城乡之愁”也就蔓延至全国,对城镇化发展失落与期待并存,“乡愁中国”成为乡愁主体对当代中国城镇化发展忧喜交织心绪及对“乡村中国”美好温馨一面镜像化放大等混杂心态的一种直观写照。

“乡愁既然作为一种情感记忆,便是一种通过时间和历史所沉淀下来的东西,因此也暗含着消亡或消逝的意思,从而形成某种与当下(或眼前目标和短期利益)的对立。”[11]乡愁文化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在传递一种信息,即当前城镇化发展的过急过快、物质化突出及精神文化建设滞后等问题,为纠正、改善城镇化发展提供了一种启迪、反思,由此必然要求用一种新的发展方式来矫正或纠偏以往城镇化的弊端,新型城镇化就成为当代中国城镇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文化生态持续发展、中华文明传承赓续的基础,是时代的呼唤,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12]。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全面考虑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基础上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的一种城镇化,不仅关注人的物质生活,更关注人的精神生活,关注人的心灵安放或栖居。新型城镇化是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良性发展,尊重自然规律,崇尚自然,效法天地,“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不仅仅追求优美的自然环境,舒适的生活条件,更是站在人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性的高度,追求人性的解放,关注人的心灵栖居。可以说,“记得住乡愁”是以往城镇化发展观的一个重大超越,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最高要求,也是最能展示文化维度、人性关怀和生命尊严的一种温暖的话语表述。

 

二、乡愁文化与民俗文化的共同基因

 

乡愁文化由来已久,基于人类情感的共鸣性和共通性,国内外对乡愁体验都有不少记载或研究。国外对乡愁的关注可以上溯到17世纪,乡愁被用来表达征战时士兵远离故国,身居他乡而对祖国产生的一种思念,可以用英文单词homesickness表达,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其乡愁意义增加了怀念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前的生活的寓意。[13]从国内来看,乡愁体验可以上溯至西周初期的《诗经》,《诗经》不少篇什如《豳风·东山》、《小雅·采薇》等,表达了兵士戍边时对家乡、亲人的想念,后来乡愁主体拓展至游子流客、边塞将士、贬谪士人,乡愁体验主要有怀念故园、想念亲人、客居心境、节日感怀等,在唐人诗歌中,此类题材最为广泛而丰富,“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14],如“何处积乡愁,天涯聚乱流”、“海畔尖山似剑芒,秋来处处割愁肠”、“游人一听头堪白,苏武争禁十九年”、“旅次经寒食,思乡泪湿巾”等等,乡愁诗也成为诗界的一种重要题材。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镇化急剧发展,城乡一体化加速,农村“空心化”加剧,作为最后一块精神原野的乡村也逐步消失或变异,对工业化、城镇化的疏离感和对记忆里乡土乡音乡情的怀念成为乡愁文化的重要内涵。从乡愁主体来看,乡愁已经不限于异地求学、经商、谋生的游子,也包括绝大部分在本地讨生活的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他们都有不同层次不同诉求的乡愁体验。

乡愁不是外显的,而是一种埋藏内心深处偶尔被突发事件激发而产生一种心理状态,是一种诉诸于直观情感体验的内敛式的心灵体悟。推衍至文化层次,乡愁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内涵由精神文化层面、制度文化层面和物质文化层面三个部分构成[15],乡土乡音乡情等乡愁对象内在地涵括故乡的民居建筑、古井戏台、街道巷口、生活方式、风土人情、风尚习俗、人生仪礼、俚谚俗语等,而这些物质、非物质载体本身又是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或依存基础,因此,乡愁文化和民俗文化有交叉重叠的部分,两者有很多共通性和关联性,具有一些共同的文化基因。

(一)依系于时空距离感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乡愁具有明显的地理距离感,乡愁的产生一般源自远离家乡。即便是在今天,这种空间尺度也是乡愁产生的重要条件。乡愁也往往与时间有关,往往是一种回溯式的顾恋,是今天对昨天的回忆、留恋和怀念。因此,乡愁文化具有突出的时空距离感,“乡愁文化诱发于时间的流逝与空间的错位,没有这一因素,乡愁文化无法生成或产生”[16]。民俗文化,在时间上也是一种回溯式的顾恋,对过去充满美好回忆的民俗生活的回顾和怀念,形成一定的时间距离。空间上的距离感,体现为城市与农村的隔阂导致的民俗依恋,或者即便就在城市,因城市变迁导致的环境变化,也造成了空间的距离感。因此,乡愁文化和民俗文化依系于时空距离感,其情绪体验都在与此时此地的比较中产生。

(二)呈现“怀旧”的心态

乡愁文化和民俗文化在外在表现上都呈现出“往后看”形态,都有回归性的指向意义。乡愁文化在文化层面上体现出对以往的人与事具有一种亲近感、安全感和归宿感,通过回归的姿态指向人的内心需求,是一种基于文化寻根意义上的心灵回归。当然,这种“怀旧”有消极的一面,但也有更为积极的一面,“实质是对现代性为自然和传统‘祛魅’过程的对抗和逆转,即生态主义所倡导的‘复魅’,以恢复大自然的神奇性、神圣性和潜在的审美性……怀旧能够产生一种必要的反思作用,有助于人类总结经验,及时地调节前进的方向和坐标”[17]。民俗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被人们认为是一种过去时,即便今天,在强调其现代性的同时,也不能不客观承认其与“怀旧”心态的扯不断理还乱的“纠葛”。“民俗是一种民间传承文化,它的主体部分形成于过去,属于民族的传统文化。”[18]民俗文化虽然是发展的,可以服务于今天的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但它的渊源必然追溯到过去,即便是今天依然备受关注和认同的民俗文化,其民俗形式及文化内涵依然归咎于民俗传统的代际传承与创造,进而重构民众群体心理认同。诸多民俗事象的传承、发展及演变,自然融合了时代发展因素,但也离不开民俗心理的认同,尤其是“怀旧”基础上集体无意识的推动。

(三)蕴含排斥式的期待

乡愁是一种心理状态,凝结为心中的失落感、孤独感、无根感,但并非是和经济社会发展完全对立的文化心理。乡愁的凝结,外在上表现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排斥、抵制,但仅仅停留于这种认识是很局限和短视的,乡愁的产生更多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没有实现预期梦想的一种反应,蕴含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内敛式的纠偏,一种排斥式的期待,从而通过这种集体心理认同,推动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给普通大众更多自我空间和尊重。乡愁更多反映民众的共同心理语言和情感体验,它某种意义上是浪漫的,诸如对逝去故土乡音人情的讴歌、顾恋,但它又是现实的,通过时空距离产生疏离感、孤独感、抵制感等情绪,内化为“否定”今天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心理暗示,“乡愁文化则表现在时空流逝错位中对过去颂扬而对现实批判,从而实现对现存时空的价值重构”[19]。当然,这种排斥式的心理暗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完全否定,其实蕴含寄予政府、社会关注既有问题并努力解决的寓意,向过去更加和谐的具有情感、记忆的社会发展模式学习的期待,这与民俗文化内在肌理及发展诉求也是极为接近的。尽管这种期待、追求过于完美,但在某种含义上,它仍然具有反思现状、推动社会发展的意义。

(四)凸显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在全球化语境下,随着高科技的迅速发展,人类物质生活的迅速提升,隐藏于内心的人的原始本能、物质欲望进一步膨胀,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工具理性主义盛行,技术主宰一切,金钱拜物教猖獗,人类精神文化需求逐步趋向扁平化、单一化和同质化,缺少文化厚度、思想深度和情感维度,人际关系变得逐步疏离、淡漠,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乡愁文化逐步弥漫,它更多凸显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失去精神归宿的孤独、无助和忧伤,“今天的乡愁,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改变了其性质与面貌,原有的形态仍然存在,但同时新的形态已经出现。这已是一种涉及人的生存的乡愁,是人的精神飘零无依、栖居艰辛的乡愁了”[20]。乡愁文化的内涵衍变及需求指向,为社会良性运行提供了一个自我评价、自我反思和自我修复的参考标的,有助于重构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和谐关系,促进科技、文化与经济的动态平衡。乡愁文化凸显的现代人精神归宿问题,与民俗文化的发展追求是相一致的。民俗文化是一种基于大众日常生活需求的富有人性关怀的生活文化,它追求人—社会—自然的和谐统一,观照大众的生活世界和情感诉求。民俗文化是群体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约定俗成的规范准则,它遵循社会、自然发展规律,投射出人类的整体思维、集体观念及意识,经历了岁月的淘洗和沉淀,具有和谐的文化因子,“民俗文化之所以给社会带来和谐,就在于民俗文化本身是和谐的。不和谐的民俗既便是产生了,在时代的演进中也自然会被淘汰”[21]。在传统文化迅速消逝的当下,我国经济社会及现代科技得以迅猛发展,但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的不协调性也逐步加剧,这种落差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传统民俗生活的向往,民俗文化不断以新的形式复活、再现、重构,更是放大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心灵迷惘,这和乡愁文化所涂抹的生命底色十分契合。

(五)指向深层的人的发展

乡愁文化和民俗文化都是一种内敛式的诉诸于人的情感和内心的文化形态,都寄予人性关怀和情感体验,在排斥式的“消极”抵抗中促使社会关注、反思人类生存境遇,回归内心纯净世界,推动深层的人的发展。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认为,人的需要可以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及自我实现的需要。乡愁文化和民俗文化指向精神文化的层面,更多是后三者的体现。社会发展如何与人的发展协调,满足个体的精神文化需求,即得到社会承认,尊重他人和被他人尊重,对自己充满信心,对社会充满热情,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感受自身的价值和生活的美好。当然,在一定生产力条件下,社会发展无法真正满足人的发展的需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出现对立,“人的生产能力的发展总是同生产力之间产生某种程度的对立,这种对立在任何历史阶段都存在,并有扩大和加深的可能。同时,人作为社会生产力系统中的要素之一,与该系统中的其他要素——生产工具和自然界——时刻发生摩擦和冲突”[22]。当然,这种对立在社会主义社会是非对抗性的,随着生产力发展,它的对抗性会逐步弱化,从而推动人的发展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又是统一的,乡愁文化和民俗文化指向深层的人的发展,通过排斥式的一种情感诉求,促使社会反思发展中的问题,从而推动社会良性运行。

 

三、“乡愁”安放与民俗文化保护

 

我国以往城镇化发展迅速,成就巨大,在世界城镇化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但其弊端也是十分明显的,造城运动导致的农村空心化,导致传统建筑、民俗文化的大量消亡,城市文脉难以为继,等等。这些破坏都是难以弥补的,因为一个城市不仅仅需要拥有今天和未来,也需要记忆,依靠记忆而存在的,冯骥才认为,“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关于过去和成长的记忆,城市也一样,也有从出生、童年、青年到成熟的完整的生命历程,这些丰富而独特的过程全都默默保存在它巨大的肌体里。城市对于我们,不仅是可供居住和使用的场所,而且是有个性价值与文化意义的……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史脉与传承,横向地展示着城市宽广深厚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有的个性”[23]。城市的这些民居建筑、广场街道、风土人情、俚谚俗语、习俗规约等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其历史记忆,承载着其传统文脉。打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试想,如果一个人失忆了,今天和未来再美好对其来说又有何意义,因为他失去了参考标准、情感体验和溯源指向。只有依托那些沉淀了岁月痕迹的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城市才具有衔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记忆,城市才能在悠远的时光隧道中寻找到未来,显示生命活力和存在意义,正如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rnford)所说:“依靠经久性的建筑物和制度化的结构,以及更为经久性的文学艺术的象征形式,城市将过去的时代、当今的时代,以及未来的时代联系在一起。”[24]因此,必须避免大拆大建的外延式的城镇化,必须吸取拉美国家经济发展教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真正走出一条内涵式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坚持以人为本,着眼于城镇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关注活在城市中的人,储存城市记忆,“记得住乡愁”。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而‘人的城镇化’的基础是人的社区化,包括岁时节日、人生礼仪、游艺、信仰、家族等在内的民俗传统,理应成为当代城镇化建设‘社区落地’的重要构建因素”[25],因此,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关注人本身,关注人、城市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保护和传承民俗文化,营造和谐的社区环境,使乡愁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内驱力,提升城镇居民的生活幸福感、成就感和归属感。乡愁虽然呈现出“往后看”的文化形态,对现实社会有抵制、排斥,但它在抗拒中蕴含一种社会自我修复的期待。“乡愁的本质暗含理想形态之乡与真实之乡的对比、愁与乐的情感冲突或矛盾记忆、空间流动与稳定栖居的张力、主体性的变动与多重,以及家国尺度的转换等各种复杂特征;虽然乡愁是回不去的,是幻想,是理想,是目标,是出发点,但是,乡愁作为行动目标和理想,反而能够为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提供理论和操作层面的启示”。[26]乡愁是萦绕于心头的理想,是一种基于现实并超越于现实的美好想象,乡愁指向必然与社会发展相抵牾,但它作为一种反思、修复的目标,对于当代社会良性发展依然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乡愁文化和民俗文化具有共同基因,乡愁文化依托村落广场、民居建筑、弄堂巷道、老井古桥等记忆场所及俚谚俗语、歌谣传说、礼仪规约、习俗风尚、游戏方技等民俗文化,即便是物质性的记忆场所也渗透了村落邻里日常生活等民俗因素,离开了这些民俗因素,记忆场所也不复存在。民俗文化及所依存的记忆场所,是乡愁文化生发、弥漫的载体和基础,要安放“乡愁”,需要立足传统文化赓续、记忆保存,做好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民俗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民族的根性文化,建构和决定着一个民族文明发展的程度、广度和高度。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必须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工作方针,从整体上着眼,寻找民俗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合理方式,诸如整体性保护、活态性保护、生产性保护,等等,激活其内在活力和生命力,积极有效融入当代元素,使民俗文化在活态传承中得到保护,保护实践一定要遵循民俗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同时,要在保护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合理利用。当前,民俗文化保护出现了不少问题,商业化、产业化现象严重,民俗文化沦为某些个人或企业进行商业开发的招牌和幌子,“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怪圈依然没有改变,伪民俗泛滥,民俗文化被掏空了,成为一个包装精美的空壳,因此,学界、社会和政府应该联合起来,自觉抵制伪民俗泛滥现象,提倡真民俗、活民俗、大民俗,共同传承民俗文化,有效发挥其教育教化、行为规范、情感维系、人心凝聚、游戏娱乐、社会和谐等方面的正能量,从而积极推动我国文化建设。当然,保护和传承民俗文化,并不是保护其“原汁原味”,把民俗文化作为标本进行保护,而是要保护其文化内涵、文化基因、核心工艺,遵循其内在规律,变“死保”为“活保”,因为民俗文化不是过去时,它虽然与社会发展有点脱节,但它是生活文化,依然是发展变化的,是活在我们身边的一种活态文化,“民俗是一种动态的文化模式,是处于不断‘运动’之中的客观社会存在。这种‘动势’是民俗本性的一部分,它在民俗形成时,就被组建进去了”[27],遵循其活态特征,在活态中保护,在保护中传承,积极融入时代元素,激活其内在活力和生命力,才是民俗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唯一可靠途径

保护民俗文化,保护其活态性和多样性,赓续传统文脉,延续城市记忆,符合新型城镇化内涵式发展要求,“保护多样的民俗文化和对民俗文化多样化的传承开发利用,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会伴随和影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成为凝聚人民追求梦想、鼓舞斗志的强大动力、成为我们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永不衰竭的力量源泉”[28]。在当今时代,科技、文化竞争日趋加剧,文化经济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重要一极,中华民族具有丰富而独特的民俗文化资源,它是人民群众长期以来文化智慧的凝聚和积淀,因此,积极保护、传承民俗文化,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有效利用,合理融入时代元素、生活基因、人性维度和创意理念,重构民族文化发展的根基,更好承载、触摸、安放“乡愁”,关注、关心民众文化需求和精神归宿,观照现代人的生活世界,让“记得住乡愁”的美好畅想落在实处,让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厚实的文化支撑,有效提升我国文化的软实力,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将早日实现。

 

 

HomesicknessPlaced and Folk-Culture Protection in the Context of Urbanization

Liu Ai-hua

 

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thehomesickness culture is activated,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oriented "urbanization for people". It is not an accidental phenomenon to highlight the homesickness culture for today, which reflects the loss in the heart and soul to modern peopl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ighly developed material civilization. This requires to return to "person" itselfandpay attention to the general public, which is consistent for the purportoffolk-culture in a large extent. Therefore,it is an important pathforhealthy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new-type urbanizationto strengthen Folk-Culture protection, and integrate actively into the human dimension, perceivethelife-world of modern people.

Key wordshomesickness; urbanization; Folk-Culture; life-world;path

 

 

 

 

 

 



作者简介:刘爱华,南京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博士后江苏南京210093);江西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研究员(江西南昌330022)。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江西文化产业品牌培育与发展研究”(批准号:JC1404)和江西师范大学博士启动基金“创意产业视域下的民俗文化保护与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1]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14》,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第16页。

[2] 张孝德:《“记得住乡愁”的城镇化与有根的中国梦》,《绿叶》2014年第12期。

[3] 刘奇:《中国三农“危”与“机”》,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年,第164页。

[4] 形象说法,是指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只留下“99老人,“38妇女和“61儿童的现象,农村空心化导致了农村一些列严重的后续问题,正视并解决这个问题也是破解今天“三农”问题的重要一环。

[5] 范东君:《农村空心化挑战及其化解之道》,《光明日报》201563日。

[6] 关于城镇化快速发展带来的“城市病”,参见拙文:《新型城镇化语境下民俗文化反哺的效能与维度》,《民俗研究》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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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倾城

月光倾城

刘爱华,汉族,江西南昌人,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博士,南京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博士后,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西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江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民俗学会理事,中国民俗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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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 2019-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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