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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理性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困境探析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4-11-04 16:55:50 / 个人分类:邯郸学文

 

    [ ]工具理性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奠定了现代文明的物质基础,但是现代文明的快速发展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使其逐步跨越价值理性的“藩篱”,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我国非遗[1]保护实践中,工具理性思维的负面影响也比较明显,名利观念萦绕盘旋,开发、产业化“阔步前行”,保护工作困境重重,如文化生态变迁迅速、碎片化现象突出、保护机制不够完善、社会参与明显不足等。导致非遗保护诸多困境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工具理性主义的泛滥,具体来说又包括对国家非遗政策的误读、现代性的膨胀、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文化主体的“盆景化”、民间文化教育的缺位等。因而,追本溯源,深入反思非遗保护中的工具理性主义现象,重构本土现代性的民族文化,才能使非遗保护回到应遵循的正确轨道上来。

    [关键词]非遗;工具理性;保护困境;民族文化;路径

 

工具理性是西方社会发展的重要思维方式和思想驱动力,它为现代西方国家带来了灿烂的物质文明。但是,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工具理性逐步跨越价值理性的“藩篱”,极度膨胀,逐步渗透进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人类社会的变异。在我国非遗保护实践中,由于政府的大力倡导和支持,非遗保护工作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但是,工具理性主义思维的渗透及其负面影响也比较明显,产业开发或产业化的呼声甚嚣尘上,保护工作面临重大挑战。

一、工具理性的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异化

理性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重要尺度,从古希腊时起,西方哲学家们就一直探讨理性问题。这种理性主义成为西方思想界摧毁中世纪信仰、权威和迷信,对西方社会进行人性启蒙,唤醒广大民众思想觉悟的有力武器。在这种理性的塑造中,科学技术得到迅猛发展,经济社会得到有力推动,生命和人性得到尊重表达,自我价值、人生追求得到张扬肯定。

随着理性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启蒙理性、宗教理性释放出前所未有的能量,科学技术的大纛熠熠生辉,在推动人的解放、人类文明发展的同时,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2]Instrumental Reason)开始逐步膨胀,冲破了人类信仰、理想的“藩篱”,形成社会发展新的枷锁。工具理性概念源自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提出的“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用来解释人的行为。韦伯将合理性分为两种,即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工具理性(目的合乎理性的),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3]工具理性强调行为的目的及实现手段,用数学的方法、规范的标准、数量的统计来核算、提升效率,为实现限定的目标并设法预测可能的后果,重视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追求物的功效的最大价值。价值理性(价值合乎理性的),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4]价值理性强调行为的“绝对价值”,而不管它们是出于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美学的、文学的,或者出于荣誉感、责任感、集体感等方面的目的。它是行为者对自身提出的并服从于自身内在重要信念的一种“戒律”或“要求”,它注重行为本身的价值,而不关注其行为的目的及实施后果。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内在统一的。工具理性是基础,为价值理性的实现提供有效方式方法,价值理性是方向,为工具理性的实施进行正确指导规范。在人的实践活动中,没有工具理性行为,缺少预期目标及实施手段、方式、方法,社会发展必将止步不前,价值理性无所依托,人类的价值追求、理想实现就是一句空话。同样,只注重工具理性,关心功利性的目标及实施手段,关注科技的进步,而忽略价值理性的规范、引导,忽略人类实践的最终目的和人的本质,人类必将丧失努力方向,成为科技的手段、物化的奴隶。

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国家科技得到迅猛发展,工具理性极度膨胀,并通过社会经济组织渗透到人们的公私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逐步改变着社会生活的公共空间。科学技术理性[5]不仅被整合到社会结构的不同层次与方面,在历史发展中能够承担着多种社会功能,“而且使科学技术理性能够不断变换与调整其结构与功能,使它能通过一系列科学技术革命与演进而成为由现代‘生活世界’所塑造并用于设计该‘生活世界’的理性工具。”[6]工具理性的发扬,科技的发展,在推动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导致社会生活的物化倾向,不仅在生产领域,导致了唯科技是从的现象,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导致了严重的工具理性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泛滥和伦理道德的衰落,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成为社会发展风标,亦即理性化导致了非理性现象的恶性发展。工具理性的畸形发展,不仅改变着社会生活,也改变着技术的主体(技术所有者),正如韦伯所说,工具理性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7]工具理性的扩张与异化,造成与价值理性的紧张,使西方社会发展过度物化,在追求过度发展中迷失了自身的价值目标。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剧,工具理性的逐步膨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西方现代文明迅速扩布并席卷全球,它一方面推动了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物质产品的技术含量,另一方面它也制约着人类精神文化需求的丰富性,人类在共享高度发达的物质产品的同时也承受着标准化同一化大众化的精神文化生活,文化生态急剧变迁,具有地域特色的个性化的民族文化快速消亡,文化多样性遭受巨大挑战。“今天正在我们眼前发生的难以胜数的实例都说明,许多宝贵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事象正面临着令人担忧的命运。”[8]2003年10月1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会议通过《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则标志着人类对工具理性思维下文化发展理念的反思,对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意义,尤其是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基本得到认同和关注

二、工具理性思维影响下的我国非遗保护困境

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国情决定了我国在很长一段时期都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发展定位是契合中国国情的,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在经济发展中,工具理性思维也十分严重,不少地方政府片面理解国家经济发展政策,只注重经济发展,而忽略精神文化建设,导致社会生活中物化现象突出。

在非遗保护中,虽然经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现阶段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工具理性思维的存在依然如影随形,制约着非遗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消解了非遗保护工作的预期成果、应有成效和发展形势。不少地方领导把非遗项目看成是一个发展契机,一棵可以不断增殖的“摇钱树”,一个可以增加经济收入或提升地方影响力的重要平台,更多关注的是其经济利益而非社会效益,关注非遗申报而非非遗保护,关注非遗开发而非非遗传承,关注非遗招牌而非非遗本身,甚至违背非遗内在发展规律,有意制造或发明“伪民俗”,导致非遗在保护中遭到极大破坏。非遗保护困境重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文化生态变迁迅速。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及外来文化的冲击等等,加上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片面强调GDP,关注生产力,而忽略精神文化建设,忽略本土文化的传承与重构,加剧了传统文化依存的文化生态的变迁,非遗传承面临巨大危机。一些有历史、科学和文化价值的村落、村寨遭到破坏,依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各种技艺、习俗、礼仪等非遗正在不断消失。如江西吉安地区,中秋烧塔习俗不少程序被简化,不少地区开始用砖头、水泥砌成“宝塔”,过去老人和小孩在村子里搜寻、拾捡碎瓦片的老少相融的场景被删剪了,垒塔的精神互动、交流过程也被省略了。还有始于隋唐元夕灯会,盛于两宋庙会与节庆活动的烟花傀儡,是一种集烟花、火炮、剪纸、彩扎、木偶、戏曲于一体的“杂戏”艺术,在传承了一千多年,因为生活方式及外来文化的影响,最后一次“露脸”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从此烟消云散。

2、碎片化现象突出。非遗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很大一部分植根于农村社会。源于对城镇化的片面解读及追求高城镇化率的认识误区,近年来中国城镇化的推进速度举世瞩目,这种快节奏一方面迅速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城乡二元分割的发展格局,提升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城市人口、土地、资源、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矛盾,导致大量村落以惊人的速度消亡,非遗赖以存在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很大一部分非遗受到切割,导致非遗的碎片化。这种碎片化不仅体现在非遗本身,也导致非遗调查、研究的表面化、肤浅化,还导致保护、传承及管理工作的条块分割。如目前有关各种非遗的调研基本上都是按照规定的表格填写名称、流传地域、传承人谱系、濒危状况、保护设想等内容,使得普查人员难以有耐心和时间更深入地了解非遗与当地人的情感联系。不少研究也局限于知识的肤浅介绍,对其深层文化内蕴缺少挖掘。同时,城市化的发展,消费理念的膨胀,也使得许多非遗项目衍变为旅游产品,经过现代传媒的包装和改造,不断走上表演舞台。因而,大多数人所能接触的仅仅是这些非遗的皮毛和碎片,保护与传承也就只是停留于知识的传递,缺乏情感沟通和深层感受,不能触及非遗所蕴含的深层精神文化。如对安徽芜湖铁画锻制技艺的理解,更多的人只是欣赏其构图、技法、笔意及题材,而对铁画的文化内涵、历史变迁、人画关系,铁画艺人在铁画艺术演变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心态变动、审美价值及其群体互动等缺乏关心和了解。在普通观众眼中,它更多代表一种精致的艺术产品,而不是一种源自生活的艺术表达、文化体验。这种碎片化在“非遗”管理中也极为突出,对于不同地区共同的非遗,地方政府只会关注本地非遗项目,各自为阵,缺乏配合性、协同性,不会从整体上考虑其完整性,条块分割严重,如年画、板凳龙、傩舞等。

3、政府定位不清晰、认识不到位。我国非遗保护工作是一种政府主导式的保护模式,政府在非遗保护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政府的积极组织和规划,我国非遗保护工作不可能真正开展起来。政府的权威性和强大物质支撑,能够统筹全局,使“全国一盘棋”,调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及技术,使得非遗保护工作能够有计划有步骤分重点地进行系统保护,确保工作得到有效开展。但是,仍有不少地方政府对非遗的价值缺乏足够的认识,对保护工作重视程度还不够,从功利的视角来看待非遗,把非遗看成一种政绩工程。角色定位也不清晰,在非遗保护中去主体化现象、“一手包办”现象突出,认识错位。表现为政策高调、行动低调,重经济效应、轻文化效应,重政绩工程、轻内涵建设,重名录评审、轻实践保护,重开发利用、轻合理保护,等等。

政府认识不到位表现在过于看重非遗的经济价值,一些地区在非遗申报中表现十分积极,更多是关注经济价值或社会价值背后的经济利益,合理的经济利益和经济行为无可厚非,但应明白,非遗本质在于,它是广大民众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家园,不是“GDP家园”和“金钱乐园”,一旦被当作谋取利润的商品时,它的性质就完全改变了。

4、保护机制不够完善。我国在十多年的非遗保护实践中,虽然取得了不少经验和成就,但保护工作仍缺乏常态化的举措,停留于被动的任务应对,没有形成科学有效的保护机制,或者说由于工具理性思维的渗透,保护机制在执行过程中易流于形式,具体表现为:

⑴评审机制不完善。我国已基本确立了一套非遗评审机制,主要从非遗的申报范围、申报项目应具备的标准、申报程序、申报需提交的材料、评审方法等方面进行,但在少数地区非遗项目评审过程中,往往表现为重评审轻扶持,重人脉轻质量等想象。

⑵监督机制缺失。由于监督机制的缺失,一些地方政府受不良政绩观的驱使,只重申遗,不重保护,一旦申遗成功,对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则不闻不问,既无科学的保护标准、严格的管理措施,也无维护与推动传承的办法,甚至完全市场化,任其开发,致使非遗面目全非,造成新的破坏。

⑶退出机制缺乏。一直以来,我国非遗名录制度实行“终身制”,这样导致了不少负面影响,一是有些地方只看重入选名录的社会影响,保护措施不落实,甚至把入选名录当做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为入选名录不惜投入重金、不遗余力。而一旦入选,就以为功成名就,相应的保护付之阙如。二是把非遗项目视作市场开发的资本,忽视其内在发展规律。过度的商业考量弱化甚至异化了非遗不可替代的文化内涵,最终导致其走样,甚至失去传承,扭曲了更好地保护非遗的良好初衷。[9]当然,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这种弊端,并逐步进行纠偏。2011年,文化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国家级非遗项目将建立警告、退出机制。201210月,文化部公布了105个国家级非遗项目保护单位调整、撤销的名单,其中,两个项目保护单位被提出批评并限期整改、6个项目保护单位直接撤销的原因就是保护不力。

5、社会参与明显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是我国非遗保护的工作原则,因而,保护工作应以非遗项目和传承人为核心,积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同时要尽可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如果说政府在非遗保护中起主导作用的话,那么传承人及广大群众作为传承主体或文化持有者,则对非遗保护起关键性作用,直接决定非遗保护的成败。但在保护实践中,两者关系并没有处理好,广大民众往往成为非遗项目的被动参与者,不少地方甚至出现“只见主导,不见主体”的奇怪现象。同时,政府主导的非遗其服务对象、服务目标逐渐模糊,政府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权威性和组织性,但如何办大事,为谁办大事的理念在实践中并不清晰。一些地方政府在保护实践中,扮演了全能的角色,完全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看成政府行为,即便有传承主体的参与,也不过是一个摆设,这样使保护、传承主体游离于保护工作之外,“民俗”某种意义上也就逐渐褪化成了“官俗”。

此外,在保护方式与技术、地区保护的平衡性、人才队伍培育、保护成效的衡量等方面都仍存在不少问题,对我国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造成了不少负面影响,制约了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等进一步发挥。

三、工具理性批判与非遗保护困境分析

随着文化经济时代的到来,工具理性思维的进一步渗透,经济价值成为衡量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传统文化的非经济价值不被社会所珍视和认同,因而在商业大潮中快速消亡。虽然非遗保护运动兴起以来,我们在保护工作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工具理性主义依然盛行,功利主义思想泛滥。因而,全面深入分析非遗保护中工具理性主义负面影响,对非遗保护工作健康发展意义深远。

1、对国家非遗政策的误读。“对一个民族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该民族智慧的结晶和基本的识别标志,是维系该民族生存发展的动力和源泉。”[10]非遗作为广大民众所传承的一种生活文化,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蕴含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精神特质,也是一个民族进行创新、变革的文化根基。因此,非遗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激活民族文化基因,保护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和走向未来的文化根基,使优秀民族文化得以传承,继续滋养和哺育中华民族儿女,推动社会和谐和增进广大民众的幸福感。基于这样的一种战略构想,我国非遗保护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有效地推动了非遗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但是在非遗保护实践中,工具理性的影响愈亦明显,不少地方政府、企业及个人完全迷失了,对国家非遗保护政策进行了错误的解读,割裂了保护工作方针的完整性,忽略了以保护为主的方针,对合理利用进行了片面理解,甚至只关注产业开发或产业化,以GDP作为非遗项目保护成败的主要衡量标准。非遗成为助推地方经济发展的一张“金字招牌”,非遗开发、非遗产业化的呼声甚嚣尘上,淹没了那些开始觉醒的但比较微弱的批评之声。在利润的刺激下,非遗的保护变异为对非遗的破坏,“‘非遗’保护的宗旨是为了维护文化的多样性,防止文化的同质性,而产业化必然意味的是规模和效益。产业化是简单的重复而不是创造;产业化是机械的模仿而不是传承;产业化是新的同质化运动而不是文化多样性的维护。”[11]工具理性主义的渗透,商业化的操作,导致这种保护性破坏比其他因素的破坏在程度上更厉害,它加速了非遗基因的变异,助长了“伪民俗”的泛滥。“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被保护项目的繁荣,实际上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根本性伤害。”[12]

2、现代性的膨胀。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内在根源、精神气质和根本动力。现代性包括感性层面的消费主义、理性层面的自由民主观念和自反性现代性三个层面。中国近代以来,在感性和理性现代性上建树颇多,不论是工业化、城市化还是市场化、消费主义都逐渐与西方接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现代性超越层面上则少有建树,没有进行深入的现代性反思。这样就导致了现代性的畸形发展。工业化及机械复制技术,侵蚀着传统手工技艺和习俗发展的空间;城镇化的席卷,将物质文明及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播及各个角落,异化了传统生活的幸福感,窒息了人们对家族、宗族等集体的依恋感;市场化将市场价值作为衡量事物的核心标准,助长了拜金主义之风,埋没了传统儒家义利观;一体化传播了整体划一的西化思想,摒除了文化多样性,割断了传统与现代的天然脐带;消费主义以资本运作为前提,以满足欲望、炫耀身份、追逐时尚的奢侈文化为动力,把包括知识、文化在内的一切东西都纳入了消费网络。“工具理性是一种内在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是扩张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微观力量;它促成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也以自身的张力造成现代性的困境。”[13]现代性的膨胀,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精神信仰,科技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长驱直入,梁祝故里、董永故里、屈原故里,甚至孙悟空故里都引起了地方政府之间白热化的争夺战,这种表面重视文化资源的行为对非遗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巨大破坏,正如中南大学教授柏定国所批评,“近十年来我们对文化的这种破坏,文化资源的这种破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14]

3、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非遗是传统文化的精髓,依存于国人的民族文化认同感。一旦文化认同发生危机,非遗就失去其存在的根源,出现传承困难、经费紧张、知音日稀、地位日下等种种问题。自近代以来,源自西方的工业革命、现代化、全球化浪潮强势袭入,国内一些权威人士视科技主义、理性主义、消费主义为“救命稻草”,奉若圭臬,而“砸烂孔家店”、“全盘西化”的呼声日益高涨,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在“西洋无限好”的集体性迷失中一次次遭遇撞击,人们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中不断否定传统文化,不断接受西方价值观,认同西方普世价值,逐步抛弃延续民族历史文脉、文化基因的乡土文化。西方文化成为先进、高级的代名词,凌驾于传统文化之上,成为被膜拜、被追逐、被谄媚的对象。传统文化则被打上“落后”、“保守”的标签,成为被批判、被改造甚至被丑化的对象,年青人对非遗视而不见,对传统文化知之甚少,且缺乏探索的兴趣,痴迷于现代文化营造的消费主义游戏之中而不能自拔。对本民族文化丧失起码的敬畏和珍爱,文化认同危机频现。“非遗濒危背后是文化认同的危机,悲剧深层根源在于长期以来国人文化价值观的倾斜和误判迄今未尽矫正。”[15]长期的文化“逆贸易”和几乎单向度的文化输出,使得西方文化在中国成为主流文化,而传统文化则成为边缘文化,包括非遗在内的民族文化得不到彰显和弘扬,从而逐渐失去大众市场,并逐渐远离人们的视野。如南昌采茶戏,在南昌地区曾经十分盛行,遇到重大喜事甚至丧事,不少农村地区都要请戏。但是,近年来,很多年轻人宁肯玩游戏,也不愿意去听采茶戏,他们觉得“很土”。这种文化自卑导致文化认同的危机,这也是非遗保护出现困境的重要内因。

4、文化主体的“盆景化”。在西方,理性主义的发展,尤其是工具理性的发展,对于摧毁封建制度及推动现代民主、自由的传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这种用实证的知识和技术支配一切的主体理性,最终也将自己工具化了,“理性自身已经成为万能经济机器的辅助工具。理性成为用于制造一切其他工具的一般工具”[16],即理性变成了用来制造一切其他工具的工具理性。在我国非遗保护实践中,工具理性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在不少地方,“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成为政府“包办”非遗、“绑架”民意的法律基础,保护工作往往成为“政府的事情”,而作为非遗真正的传承主体或文化主体,即根植于民间社会的文化遗产传承人却被旁置。权威、资本主导着非遗保护及开发,政府取代文化主体的现象比较普遍,“正是资本-权力-知识共同体对文化资源的多方位操控和多层面的渗透,从根本上动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主体的传统地位,使之失去了保护和传承自身文化传统的真正话语权和执行能力”[17]。这种“盆景化”保护,导致民俗事象与社会现实的脱节,使“保护”成为“发明”,使遗产成为历史“标本”。

5、民间文化教育的缺位。长期以来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上存在重视“文化典籍”轻视“活态文化”或者说重视“精英文化”忽略“民间文化”的严重倾向,这导致了非遗内容在大众生活中的系统性缺失,这种系统性缺失不仅体现在教育系统中,也体现在宣传系统中。在教育系统,不仅在高等教育中很难看到民间文化的影子,甚至在中小学教育中,民间文化也难得一见“音容”,长期的教育歧视,对精英文化、文化典籍的重视,使民间文化逐渐失去了大众话语权,被看成是“下里巴人”的东西,落后的没有文化的东西,只能在官方文化、主流文化的夹缝中偶尔绽放一朵“涟漪”。在宣传系统,非遗很少见诸报刊、电视、网络等主流媒体,主流媒体被“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广告、影视、明星、权威及八卦新闻等占据。这种系统性缺失,其后遗症极为严重,使得广大青少年脱离了传统文化传承、传播、教育的文化空间,而疲于“享受”着快餐文化、娱乐文化、消费文化的“盛宴”。这种教育的缺位,造成非遗的本土性“水土不服”,逐步淡出人们的视线。

小结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具理性的极大膨胀,在追求效率和实施技术的控制中,理性由解放的工具退化为统治自然和人的工具。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引导和推动下,我国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建设迅猛发展,至今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随之泛滥,工具理性主义渗透进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解构着传统社会,传统伦理价值观衰微,消费主义的盛行,经济、效率成为日常生活的关键词。在非遗保护运动中,虽然非遗保护的最终目的为人们所认同和珍视,但工具理性主义的泛滥,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人们以功利的眼光来审视非遗的价值。不少地方政府积极关注非遗的申报,关注申报文本,挖掘、塑造甚至发明非遗的历史厚重性、传承谱系的完整性,制造或助长“伪民俗”,这种关注并不是自身认同其非遗本身,而是视其为一种游戏,关注游戏背后的盈利空间。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文化涉及人的心灵和信仰,把信仰降低为一种工具,这种文化的矮化是非遗保护工作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工具理性”的盛行使一些人失去了敬畏感,而民俗最美的地方恰恰就是这种虔敬的精神。[18]

当然,尽管非遗保护中出现不少问题,但仍是可以理解的。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急于想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群体社会心理容易导致对党的基本路线进行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从而在实践中只注重经济建设,注重科技发展,而忽略思想文化建设,忽略传统文化传承。“社会主义出现的这种理性化导致非理性的现象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并不是形式理性、技术理性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技术理性、形式理性过于拔高而成为社会生活的唯一标准,和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性没有得到应有的弘扬的结果。”[19]

如何解决非遗保护的困境?简而言之,就是要妥善处理好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让价值理性回归,让工具理性有所束缚,在价值理性的引导、规范、控制下更好发挥工具理性的积极作用。具体而言,就是要遵循非遗发展规律,注重非遗的精神文化价值,重视非遗对国民性的熏陶和塑造,珍视非遗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基因,尽可能避免商业化、产业化的运作,切实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重构本土现代性的民族文化,重塑民族文化自信,使非遗保护回到应遵循的正确轨道上来。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年度江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招标课题“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标号:11)阶段性成果

[1]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的简称,下同。

[2]工具理性,又可称为技术理性、形式理性。

[3][]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6页。

[4]同上。

[5]科学技术理性一开始并不是单纯的手段或工具,也凝结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价值追求,但由于科技的高扬及人为的割裂,工具理性逐渐凸显,科技的负面作用愈亦明显。

[6]王贵友:《关于“工具理性”问题的反思》,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7][]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页。

[8]刘魁立:《培育根基守护灵魂——中国各民族民间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中国民族》2003年第3期。

[9]钱夙伟:《非遗:退出也是一种保护》,中国国学网,http://www.confucianism.com.cn/Show.asp?id=1787382014-04-16

[10]普丽春:《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综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11]孙昊亮:《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困境与出路》,《法学杂志》2009年第8期。

[12]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修订版),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

[13]杨乐强:《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工具理性与现代性的关系探析》,《国外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14]柏定国:《文化热已经开始走向反文化》,社科网,http://www.sinoss.net/2011/0112/30295.html,2014-03-16

[15]周清印:《在文化认同下共栖中华精神家园》,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7/49165/9422174.html2014-03-16

[16][]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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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倾城

月光倾城

刘爱华,汉族,江西南昌人,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博士,南京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博士后,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西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江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民俗学会理事,中国民俗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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