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从文革到现在中国人一直在“生病”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2-07-05 13:4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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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这部作品是原著及编剧梁晓声最完整记录十年“上山下乡”岁月的故事。身为著名作家的他对自己经历过的六年知青生涯独具情怀,早期的创作大多以此为题材。“理想主义”是曾经的梁晓声最为显著的标签,如今的他也许少了一分冲动感性,多了一分宽厚从容,但一直没有改变的,或许是他对于自我、人性、社会历史那份热度与责任感不减的关注与反思。

如果说《知青》这部电视剧的热播带来的是有关青春与理想的集体回忆,那么梁晓声围绕“知青”展开的话题,则是针对当下“中国病”的诊断和开“药方”。


 

梁晓声心里的《知·青》

许戈辉:通过电视剧的形式呈现出的《知青》,是否符合您写作这部原著的初衷?

梁晓声:最初我是不完全赞同使用《知青》这个片名的,因为它太大。全国十几个兵团,一千几百万人插队,东南西北全都要体现是不可能的,一部电视剧撑不起这个大题。但他们恰恰比较喜欢它的大气。当时我想了一个办法,在“知青”之间,顿上一个圆点,“知”是知道,指这一代青年从城市到乡村,知道了国情民生、如何做人处事;“青”是青春、青涩。或者还可以用《青岁月》,以对应这个火红年代。

许戈辉:如今把这样一个题材呈现给大家,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

梁晓声:我看到社会上一种对于文革的回潮之意。这段历史最先是被规避、屏蔽,然后逐渐成为空白;再通过另外一些歌曲、戏剧、影视作品,使它开始逐渐泛红,而现在的年轻人因为没经历过,所以不了解,我觉得把它讲出来是我的责任,有些泛红的东西是假的,我们不能回去。我前年在“两会”上就谈到文化的自觉性,它对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提升和灵魂铸造是有使命感的,你不能剥夺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尽量客观还原历史真相、公允评论历史人物、深刻剖析自己国家历史错误的责任和义务。

许戈辉:在推出这部电视剧的过程中,你们是否遭遇过困难和阻力?

梁晓声:我给导演曾经写过三封信,互相鼓励,有一封我是这样写的:“此剧不同于以前,相当文学。情节是重要的,情愫、情绪和情怀也是重要的,这是此剧的气质。以我的把控感觉,这个剧中“左”的部分,绝在分寸内,一点也没出格,故大可放心,不必自行删之。”我的意思就是,我写了,你要拍出来,不要预先自己就胆怯了,总要给人一种对历史的较诚实态度为好,毕竟我们是有些思想的人,要对所谓禁区有一点突破的勇气。

许戈辉:你们预先想到的可能的禁区是什么?

梁晓声:文革不能这样呈现,这剧里呈现得太多。把八十年代以来所有电影电视剧中关于文革的部分都放在一起,也比不上这一部剧呈现得多。我们做的确实让后来的许多同志既震惊又为难,但同时,他们也感动了,他们觉得这真诚,而且他们也意识到这是需要的。

许戈辉:现在我们看到的内容和最初的版本有多大的区别?

梁晓声:当然剪啊剪啊剪啊,剪掉很多内容,都是呈现文革极左特征的那一部分。但是即使剪掉这一部分,也依然保留下了现在的这些。最初我们就意识到,我们在做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导演包括这个团队,其实在整个的拍摄过程中所承受的压力是很大的,可能随时被叫停,或者拍完之后成了瞎忙活,导演能够坚持下来纯粹是他和我对于那段历史的共识。

有关那段岁月的回忆

许戈辉:听说您当年到兵团去的时候算是“根正苗红”对吧?而且和那些只凭一腔热忱去的知青们不同,您是经过理性的思考才决定去的。

梁晓声:我是工人家庭出身,父亲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从我出生之后他就开始经常离家。那时候我哥哥患有精神病,家里生活非常困难。我当时就是为了挣钱,那种愿望非常强烈,做梦都是一角一角地捡钱。那时学徒工毕业之后才挣18元,已经非常了不起,因此当有人说去那个地方基本工资是32元,人就根本不在乎是什么地方,兵团还是农村,做什么工作,立刻的表态就是我去。能使母亲脸上的愁云少一些,使弟弟妹妹在春节的时候能穿上新衣新鞋,这就是自己最大的成就感。

许戈辉:去之前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吗?

梁晓声:不知道。动员会一结束,我马上就找老师报了名。只带了5元钱、一床被子、一个旧饭盒,里面有一斤粗粮做的点心,然后就上火车。不会哭也不会感到骄傲,非常镇定,就是去劳动挣钱。

许戈辉:在您走之前,母亲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是为儿子骄傲,还是更多不舍或凄凉?

梁晓声:都没有。母亲那时被生活重压得接近麻木,我分明感觉到母亲几乎就要撑不住。因为你想在城市里,男人不在家的生活本身已经很难,在有限的18平米的空间内,她要带着四个儿子一个女儿,还有一个患精神病的曾是她最大骄傲的长子,压力非常大。所以她几乎没有特别的反应,只是问哪天走,妈给你做褥子。走之前一个星期我把家里能做的硬活都做好,抹墙,重新砌炉灶,劈柴火。

许戈辉:和其他的知青年龄相仿,那时您也还不到19岁,却要尽量把家庭的重担给承担下来了。

梁晓声:可能跟其他的青年不一样的是,在我决定下乡的时候,我们班主任老师就嘱咐,让同学们不要送我笔记本。她让我不要记日记,不要写东西,跟同学通信不要谈政治,开会的时候少发言,不得不发言的时候,别人怎么说,就跟着怎么说。因为我们几个同学之前就会在老师家里谈国家的命运,讨论到很晚,她担心我政治上出问题。事实上我在下乡之前已经跟老师讨论过,文革是对的吗?

许戈辉:很多人被文革大潮裹挟,完全丧失独立思考地狂热投入,可您在下乡以前就已经开始怀疑了?

梁晓声:是,运动刚一开始我们就已经讨论这些问题。我们都是普通劳动人民家庭的孩子,虽然文革发生了,但是那种鼓吹暴力的喧嚣不可能吹到每一个家庭,完全摧毁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对于最底层家庭的那种影响。那些父母可能是文盲,但是在孩子出门的时候他们会嘱咐,不要落井下石,不要伤害别人,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因为那个年代你想做,有时不需要理由,只一条,我是红五类,就够了。在这个名义下,你几乎可以伤害很多人,你所见到的伤害现象也比比皆是。但那些底层的文盲父母,他们至少知道向善,知道这些行为是不对的。

许戈辉:据我所知,您本名是“梁绍生”,为什么在插队之前改为“梁晓声”?

梁晓声:插队之前在班里我是勤务员,相当于班干部的作用,当了一个时期之后,我在墙后边贴了一份辞职声明,落款就是梁晓声。我当时非常地厌倦,可能是由于我对于无政府状态完全不能接受。思想专制状态是我不能接受的,但无政府状态同样会造成我心里的痛苦,我不能每天看到发生那些暴力的事情,因此希望有一天又恢复到民间之声,这社会恢复到正常的声音,而不是口号声,不是大喇叭的喧嚣,不是革命歌曲,所以就起了一个“梁晓声”。

许戈辉:像您这样思想的年轻人,到了农场以后,一定会和大部分知青格格不入吧?

梁晓声:会的。思想很孤独,没有交流者,但我是班长,可以讲故事给大家听。我把我读过的故事都讲给同学们,他们没有听过,最多只看革命小说,而这些故事和革命小说所传达的人性元素是不一样的。当时农场有一名老职工被列为“特嫌”,在受班里的青年会突击审讯挨打后心脏病死亡。我知道后立刻跑过去,要求连里严肃处理,从此和那几个战士不太说话,不给他们讲故事,只当班里没有他们。

许戈辉:那个时候想回城吗?根据您自己的观察和体会,大概有多少知青是想要回去的,又有多少是一心一意想扎根在那的?

梁晓声:最初没有想回去,后来就有点慌乱,不知道以后怎么办。四五年之后基本就是认命的坚持。有的人被树立成标兵,这不是一件好事,全团全师乃至全兵团都要学习你,这就等于被道德绑架,被荣誉感绑架,有的时候会失去自我、失去选择的权利,可能这样的一些青年会横下心,为了给我的荣誉我坚持到底。但是除了他们和家里问题实在严峻的,大多数都想回去。我没有那么强烈的回去的愿望,但是比较怕和我关系亲密的战友走,我会觉得孤独。

许戈辉:您是否记得与他们离别时候的情景?

梁晓声:事实上,我们那个连队走的很少很少,六年里能走的连1%也不到。只有几个途径,参军、升学、父母官复原职、才艺青年直接调到沈阳军区文工团去,甚至可以直接调回北京。但是这样的人相对很少,为什么1979年叫大返城呢,就是说之前大多数人都没走成。

中国缺少“好人文化”

许戈辉:后来您通过升学回到城市,是否觉得自己特别幸运?而回想起那六年的经历,有深刻的苦难或伤害的烙印吗?

梁晓声:对别人来说我上大学这件事是个谜,他们觉得好奇怪,我家里没背景,又不是女知青,怎么就上了大学啊?其实是因为有太多帮助我的好人。我不愿意听知青动辄说我们的苦难怎样怎样,因为除了已经死去的、伤残的同代人,他们有资格说,其他的人为什么要那样说?他们经历过的我同样经历了,老战士也是那样劳动过来的,第一批到北大荒的人比我们更苦啊。过分夸大是我最不喜欢的一件事情。

对我来说,那个年代最不能容忍的在于,它使我们变傻,或者至少是想要使我们变傻,而且几乎也确实把我们变傻了。我们在那插队、劳动,不知道中国的命运在不断变化着,城市里发生那么多的事,那么多的知识分子在受着伤害。北京变得那么远,中国发生什么事没人说,报上也不报,报上报的都是革命形势大好,因此我们有时会忘记这个国家,就只是干活、吃饭、领工资邮钱回家、睡觉。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的同代人,相当一部分丧失掉思想的能力,这是让我最痛心的,而不仅仅是我们挨过饿,干过累的活。

许戈辉:如果说曾经有一代人为那段岁月付出过青春和生命的代价,那它留下的有价值的东西应该就是对未来的警示吧!您认为我们回望的时候应该得到怎样的启迪和反思?

梁晓声:那个时候,就像剧中的赵曙光说的一样,他眼中有形形色色的中国病人,他们都是不同程度的文革病人,不根据事实,只要有一个人喊,谁谁是反革命,那跟着别人去打倒他就是了,互相伤害,冷酷无情。而当我们回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也会发现,当下的中国人也患着另一种中国病。

许戈辉:现在的“中国病”,病症是什么,病根在哪里?

梁晓声:那个年代完全限制了人的物质欲望,因为全部分配嘛,整个社会不能发展,人非常奇怪地成了似乎是精神的动物。但是今天,第一是泛物质化,第二是泛达尔文主义,就是把丛林法则拿到社会现实中来,强者通吃,适者生存,弱者忐忑,我们的公平出了问题。但更可怕的是目前人们的心态严重失衡,像有些人的网络语言暴力,几乎是不可理喻的,无论对任何现象、任何事,都要骂,先不管骂谁,或者因为什么事情骂,总之先骂了再说,这是比较严重的中国当代病人。

许戈辉:那段岁月是在思想的高度统一之下的集体暴力;今天是思想越来越自由,但同时也衍生出以自由的名义侵碍他人自由的伤害。

梁晓声: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一样,老子终于也有话筒了,谁不服骂谁。这样一种状态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缺少好人文化。我很多次问过大家,遇到过小人坏人吗?大多数人都举手,二十多岁的学子也纷纷举手。然后问,遇到过好人吗?这时举起的手会少。你对谁一直有气吗?举起的手很多。你想宽恕谁吗?举起的手很少。你有过被感动的时候吗?我在大学里听到的最让我诧异的一句话就是,我刚刚活了二十几岁,你就认为我会被感动吗?这话其实对我来说,是接近恐怖的一句话,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二十几年,居然没被感动过吗?怎么可能呢?

   人性没那么好,但人性也没那么坏。如果我们仔细回忆,确实有应该感动的、应该感恩的、应该牢记不忘的那些使我们心灵温暖的事情,而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忘记的。我只不过是希望人们,能记住这一部分,记住这一部分有多好,不但自己记住,还要告诉我们的下一代。文化的影响不只在精神方面,它可以变成我们基因的一部分,带着这种向善的因素,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来源:凤凰网

TAG: 故事 梁晓声 中国人 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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