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三晋都市报》近日的一篇报道。报道说，元宵节糊灯笼需要动手动脑，太原某小学校把这样的活儿以社会实践作业课布置下去后，难住了不少学生和家长。按说同学们领到了学校糊灯笼的寒假作业，既可以培养孩子动手动脑能力，又让孩子们了解了元宵节传统文化习俗，是很好的社会实践活动，但孩子们糊不了，回家便转手把活儿安排给家长，可大人也都不会糊灯笼，接到“任务”后，无奈之下就上街买个现成的灯笼给老师交差。报道最后问，难道这样的传统文化活动真的就要渐渐丢失了吗？
看了这篇报道，不由得心里一乐，这事儿并非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报纸上登了又能怎么样？不会糊照样还是不会糊，小孩书照念，学照升，大人班照上，钱照赚，什么也影响不了。只有我们这些人，要不由得忆起小时候家里糊灯笼、挂灯笼的往事。
我们家解放前是赤贫，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祖辈皆为地主做长工。解放后，分了房子分了地，住得是大地主过去住过的四合院雕花门窗砖瓦房——对这些，作为小孩子的我比较淡漠，但有一对灯笼我很在意，这对灯笼是旧物，应该也是分地主家的。这对灯笼一年到头只是在过年时才点一回，我们家一直把它用到“文革”前的1966年春节。
这是一对由细铁丝编成龙骨的宫灯样式的灯笼，灯笼胸围直径约一尺二、三，高约两尺，中间直筒形大肚子，上下两头收为小口，上端是精致的铁制挂钩，底座是一块厚实的圆形木座，木座向上一面的中心倒置一个铁锥，用来插放蜡烛。由于年代久远，铁丝龙骨做的灯体虽很结实，但已变得锈迹斑斑，它平时就扔在堆有杂物的南屋，黑乎乎的毫不打眼。
过年了，时任县手工业联社（二轻局）主任的父亲就会吩咐我哥，把这对灯笼龙骨架子用自行车驮着送到县城裱糊社，裱糊社师傅在院里墙根儿点一堆火，将它扔在火里烧（木头底座不怕小火烧），灯笼铁丝编的龙骨架子上那些残存的纸屑就会被烧个精光，那些拇指大小的铁丝窟窿眼儿都被烧得利利索索，纤毫毕现。然后裱糊师傅打好糨糊，仔细涂抹在灯笼铁丝龙骨的里侧，再裱糊上雪白的麻纸（薄一波老家蒋村生产的老麻纸），最后在两只灯笼的腰际，分别剪贴上“欢度”“春节”两个红色的词组，这对灯笼便一下子如贵妇一般神气起来。除夕夜，这对灯笼会被挂在我家正房屋檐的两侧，“安神”放炮的时候点亮，夜深歇息是暂时会熄灭。大年初一一大早“接神”时再次点亮，满院生辉。
我那时还小，常常站在院子的各个方位，从不同角度仔细端详它雍容华贵的身姿。小时候大家都看过《白毛女》之类的电影，黄世仁等地主老财和大户人家的屋檐下才会挂有这样的灯笼呢。看着它，我心中也充满了光明、温暖和富足的感觉，记忆中我们村再无一户有我家这样气派的灯笼。
这对灯笼要一直挂到元宵节之后，但点亮它的日子只有除夕和大年初一、初二和初三，以及元宵节的十三至十五，然后它就会被卸下来，重新被堆置在放杂物的南屋，静静地等待下一个年。
小时候就觉得元宵节是个很美好的节日，最让小孩子一天到晚满街疯跑不着家边的，当是大街小巷不夜的花灯和红火。红火就是各种秧歌社火了，这里暂且不说它，只说灯火。
我们那里乡下，过元宵一般是按街道来组织，红火玩意儿、花灯、旺火、炮仗等一切筹备杂务，会有轮流担任的“纠首”来负责张罗。所谓灯火，“公共”的主要有灯山安置，旺火垒造，和满街莲花灯的糊制、拴挂，各家各户则负责各自院门门垛两侧灯盏窑窑里的灯盏或灯碗儿的制作摆放。这里别的暂且不表，只讲各式花灯。
所谓“灯山”，是用木板割制的一个山形（三角形或梯形）木架，尺寸大小没有一定之规，视空间、财力而定。这个木架，有空庙房的可放置庙房正中，没庙房的（不可能每条街都有庙）可选一开阔的中心地势，依墙而置。这个山形木架上下有多达十几层的隔板，隔板上排满了密密麻麻的麻油灯盏，这种灯盏为粗瓷烧制，寸余直径，半寸深浅，里面倒满蓖麻油或其它植物油，放了用新棉花搓好的捻子，捻子一头搁在灯盏边上，“满山”灯盏捻子都点着了，摇曳生辉，一片通明，长久不熄灭，喜庆满乾坤。
至于莲花灯，是由各家各户来分别完成，糊制莲花灯的材料主要是彩色纸张，大致是粉、绿、黄、蓝。各家各户从纠首手里把彩纸领回来，镂剪成各式各样的花边，中心底部不仅不镂空，还需垫一块稍硬一些的纸板，或加几层彩纸以增加承重力，因为这里是放置灯盏的地方。然后再用彩纸剪制糊好四条灯系，粘贴在花灯四周，往起一提，四边卷起，便成一盏方形镂花莲花灯，交到纠首那里，统一安排在街道上拴挂。
一般是正月十三下午，最迟正月十四上午，街上就要开始拴挂莲花灯了，莲花灯是横跨街道拴挂，街道两旁土墙上要先钉好木橛，然后拴上细麻绳，每条绳子上挂两盏莲花灯，再用牛皮纸搓成的纸绳栓牢了。另外，每两道挂莲花灯的绳子之间，还要拴挂一条“吊挂”——四幅写了类似“恭喜发财”、“春回大地”等吉祥词语的彩纸，下端粘有用染成彩色图案的麻纸镂刻成两条香炉腿样式的挂签。这样，一道莲花灯一道彩色吊挂，满条大街顿时变得五彩缤纷，喜气洋洋。
元宵节是全民的节日，当然也是整条街道的节日，大家都以参加劳作为荣，拴吊莲花灯和彩纸吊挂时，搬梯子的、钉木橛的、递绳子的、提花灯的、抱吊挂的、给灯盏添油的、跑腿儿取东送西的，以及前前后后瞎张罗看热闹的，站在边儿上袖起手对各家所糊莲花灯评头论足的，全街道的乡邻没有人能在家里坐得住，都跑出来了。要说和谐，那是村里最和谐的时刻。
一些家境较好或喜欢热闹的人家，不仅在院子里自己糊了彩灯，还会在院门外挂起各种各样自糊的彩灯。最不济的也要糊几个灯碗，分别搁在院里天地爷画像前，和各间屋子的窗台外、照壁前、石磨、柴房、门洞等处，图个满院生辉，喜庆亮堂。
所谓灯碗，其实极简单，就是将木椽锯齐整，切个头，形成一个不及一寸厚的圆木片，用彩纸转周围糊起来，里面点一麻油灯盏，便是一个灯碗。还有更省事的，拣半块较为齐整的砖头，转周围糊上彩纸，放上灯盏点着了，远远看去，照样是一盏迷人的灯盏。
记忆中，我们家没有糊制摆放过各色灯盏，因为那一对村里少有的灯笼，已把一座砖瓦院子映照得亮亮堂堂的了。再说在我家，从来就没有各路神仙的位置，包括我们晋北过年家家户户都要供奉的灶王爷、天地爷、财神爷之类。
腊月里几乎每天都有上门兜售灶王爷画像的，我母亲总是客气地予以婉拒。所以我家虽家居农村，但过年过节从来没有这些祭祀习俗，鄙人1953年生人，从小对此毫无印象。我小的时候对此也甚感疑惑，人家过年，家家户户要在锅灶后面的窗台墙上贴上一幅灶王爷的画像，并供上枣山、花糕、插有核桃的捞饭之类，我们家为啥不贴不供呢？母亲说，你爹让咱家除过信共产党，什么都不要信。
后来“文革”了，一切封建迷信牛鬼蛇神均在扫除之列，村里过元宵节没了灯山和红火，街道上的莲花灯也从此绝迹，至今再未出现过。我家的那对灯笼被我母亲做了小鸡笼，年年初春买了小鸡就关里面，分别挂在院子里初爆叶芽的两棵枣树上，成天唧唧咋咋的，成了另外一道风景。
时过境迁，如今不仅孩子不会糊灯笼，大人也早已弃忘；不仅城市弃忘，农村也已弃忘。现在，彩灯制作已成产业，临近年关，城乡彩灯市场一片兴旺。强势单位，肥佬富户，大红的灯笼挂得遮天蔽日；工薪阶层，平民百姓，也会买一对小红宫灯挂在窗前，寄托着一丝希冀和光明。但和过去相比，均已了无情趣，只成了一种模糊的随众行为。
（草于辛卯年元宵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