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杨绛《百岁感言》

我的民俗学之路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8-09-18 06:49:42 / 个人分类:生活历程

我的民俗之路
——怀念尊敬的钟敬文


  
时光荏苒,尊敬的钟老仙逝已经周年了。一年来,学人相见、朋友聚会,关于老人生前事迹的回忆几乎成了重要话题。万千思绪中,也曾想写一些纪念的文字,但多次动笔,都迟滞不堪,常有万语千言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
  我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遗憾没能成为钟老的直接受业弟子。因为当年我们求学时,正是钟老遭受劫难之时。那时中文系已经取消了民间文学课程,学生们自然不知道民俗学、民间文学为何物,和钟老更是无缘相识。但在八十年代自认识钟老以来,近水楼台,常常聆听钟老的教诲,其间我所受的教益绝不亚于攻读学位课程,是钟老将我带上民俗学之路,并立志为民俗学事业不懈努力,我所获得的教诲和最终走上民俗学之路,能不能算是钟老的门内之徒呢。
  回想和钟老的第一次相见、相识,是1979年冬季在我的家乡兰州召开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术讨论会上。这次会议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民间文学界的一次誓师大会,具有重整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旗鼓的意义。钟老经常讲,兰州会议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那时钟老虽已年迈古稀,但精神矍铄。无论是大会发言和在兰州大学作学术报告,所讲的内容都是振聋发聩,令人深思。那是拨乱反正的年月,学人们激情满怀。我决定改变自己的学术方向,迈步起越,从事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教学与研究。那时老一辈的民俗学家们在为挽救“绝学”——民俗学而不懈努力,我自然也被带入其中。1983年5月中国民俗学会在京成立,终于树立起“显学”的里程碑,这是多么鼓舞人心的事情。我想我在民族学院(后改为民族大学)工作多年,多少了解一些少数民族文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志趣所驱,不妨一搏。整个八九十年代,我几乎成了钟老身边的常客,有很多机会向钟老当面请教。当《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编纂工作启动时,我协助马学良先生组织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分支的条目。钟老让我参加民间文学分支的编写工作,记得在讨论民间文学分支条目释文时,我们被关在大栅栏煤市街的一家旅馆里,有家不让回,逐条审读,仔细推敲。按钟老的话说,就是家里的葡萄架倒了,也不能回去。钟老身先士卒,我们只好就范,苦苦地熬了十多天,完成初稿的审定。这次审稿获益匪浅,看到钟老治学的严谨。在少数民族文学分支条目框架拟定、组稿、撰写过程中,我时时想起钟老的教诲,来不得半点懈怠。以后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纂上马,我作为副主编协助马学良先生审定《中国谚语集成》的书稿,历时将近20年,钟老的精神也一直在鼓舞着自己。
  八十年代,钟老对中国民俗学学科的恢复和建设付出了许多心血,为重建中国民俗学队伍奔走呼号。他总觉得仅仅有中国民俗学会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大力发展地方民俗学会,将有志之士凝聚起来。那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中国民俗学会每年都有许多的学术会议,学术气氛十分喜人。每次会议将要结束时,钟老必然要做的功课是召集各地的学者座谈民俗学进展的情况,促进和鼓励地方民俗学会的成立,果然喜人的消息不断传来,各地的民俗学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各高等院校纷纷成立了民俗学社一类的组织,钟老的题词祝贺是必不可少的。1994年中央民族大学民俗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时,钟老亲临大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鼓励少数民族民俗研究。还表达了要在北京师范大学招收少数民族出身的硕士和博士生,为少数民族培养研究人才的愿望,这些钟老都是付诸实践的。有一阶段,许多不顺心的事使我想跳槽离开民族大学。在八大处钟老的修养地,借陪护钟老的机会,我谈了自己的想法。钟老听了,半晌不语。中午我们一老一少到附近一家餐馆吃饺子,饭间钟老语重心长地建议我:“你还是不要轻易离开民族大学这块阵地,应该为培养少数民族民俗学人才多作努力。”我不敢说钟老的话有战略意义,至少他不愿失去一块阵地,希望这块阵地上有战士坚守。好,我听老人言,就这样坚持下来。我们的一切活动钟老都给予大力支持,那时我发起组织民俗学的三校联谊活动,师大、北大、民大轮流坐庄,学者定期聚会,探讨民俗学的问题。钟老很乐意参加这样的活动,几乎是逢会必到,谈笑间进行学术上的沟通。每次会上我都一再强调,联谊的目的是增强学术交流,加强队伍团结,不应另立山头。钟老赞成我的看法,主张大家应该做实事,少空谈。1996年东亚民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钟老莅临大会,做主体讲演。他给大会的祝贺写道:“这是东亚民俗文化研究者的一次大会师,我衷心祝愿大会得到预期的成功,为今后这方面的会议开个好头。”这次会议上成立了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钟老担任顾问。之后在韩国日本召开的会议,钟老都十分关心,并有贺信相赠。拳拳之心,溢于言表。他像爱护眼睛一样,细心呵护着民俗学的每一项活动。在我的民俗学道路上,钟老更是一路扶持,如今失去良师,怎能不感到怅然。
  钟老的一生是民俗学的一生,他心目中时刻思考的是中国民俗学学科的发展,他也有很多的惆怅,很多困扰。中国民俗学会要开展工作,要创办理论阵地,常受到经费的困扰。每当谈起此事,我们总是怅然四顾,默默无言。最后以“惨谈经营”自嘲。为了筹集资金,学会曾做过许多努力,想成立“中国民俗文化基金”,启功老为基金会题了词,这个题词至今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架上。我们还起草了筹集民俗文化资金《告社会贤达书》,那上面有钟老郑重其事的签字。钟老还兴致勃勃地南下广州筹款,在那里受到热情的接待,但提到募捐基金的事,老人却耻于开口,结果是无功而返。一代大师为基金难以折腰,也算学界美谈。
  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多年,一直没有自己的理论刊物,学者们的呼声很高,钟老更是常常牵挂在心。没有办法,钟老将此事交给我办,一再嘱咐要用中国民俗学会的名义编辑出版,我理解钟老的用心。于是联系了一家出版社,出版《中国民俗研究》。那时出书要出版补贴,出版补贴4000元。第一集顺利出版。到了第二集,学会经费拮据,与出版社商议,补贴降到3000元。我将此事告诉钟老,钟老打电话要我到他那里,他要自己出钱出版《中国民俗研究》。一个寒冷的冬日的早晨,我骑车赶到钟老家。老人从书架里抽出许多信封,信封中装着现金,但都是些零钱,100元、200元、400元……,直至凑够3000元给我。钟老说这都是他的讲演费、润笔费和外国友人的礼金。当时我是含着热泪,用颤抖的双手恭敬地接过这些钱的。这是血汗钱吗,不是,是老人对民俗学的赤诚的心。我是捧着这颗心回家的。每当想起这些往事,我的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3000元在今天也许不是很大的数目,但在当时,钟老的生活也只是温饱而已。
  钟老是一代大师,大师总是虚怀若谷的。平易近人,幽默风趣使钟老永远保持年青人的心态,也是我经常去钟老府上的原因。在那里,听钟老谈话,常有如沐春风的感受。有时还讲讲笑话,开开玩笑。已故的张紫晨教授对此很有妒意,他说,学生中也只有你敢和钟老开玩笑。我这个人很顾家,家有病妻,是很自然的事。钟老以为我“惧内”,讲怕老婆的故事,把“葡萄架倒了”常挂在嘴上,奚落我。一次他向王宁教授推荐一篇文章《训诂学与文献民俗学》,作者署名是宋薇笳。王宁教授看了说,这位作者我认识,她不是陶立璠的爱人吗。这个信息传到我这里。有一次见到钟老,我问钟老,您认识一个叫宋薇笳的吗?老人想了半天说,不认识。我说,就是写《训诂学与文献民俗学》的那位,钟老哈哈大笑。因为他早就认识我爱人,只是名字对不上号而已。
  对名人谢客钟老从来都表现出不屑神情,他愿意和各种人物交往,简直是有求必应。外地有些学者来京,相见见钟老,让我联系。我总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给钟老打电话,没有一次被谢绝过。每次去钟老家中,那里总是宾客满堂,一拨退出去,再来一拨,狭小的客厅里充满欢声笑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钟老不尊重名人。有一次钟老到民族大学参加我们民俗文化中心的会议,顺便想看看谢冰心老人。冰心就住在民族大学家属院内。谢老是“尊医谢客”的,对此钟老显得很慎重,让我事先联系,得到同意后,也不敢贸然前往。中午先到我家休息睡午觉。下午三点才让我带他去拜访。两位老人是故交,同是散文大家,自然谈兴很浓。那天钟老显得很高兴,一种满足的样子,临别时还和冰心合影留念,至今那张合影照片还珍藏在我的相册里。中间是两位老人,两旁是我和董晓萍,那时晓萍还是在读博士生。自尊与尊重,是做人的美德。钟老经常讲,做学问首先要学会做人,自尊尊重、淡泊名利。名利是一种拖累。
  钟老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安息在天国里,但我总觉得他还和我们在一起。念起往事,他留给我们的太多太多,来不及回忆。钟老的诗中有“故事歌谣绕梦思”的句子,我早就将我的书斋取名为“绕梦斋”,没想到成了我民俗学道路上永久的纪念。
                                     2002年12月于 绕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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