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立璠]《中国民俗学概论·日译本序言》

《中国民俗学概论·日译本序言》

 陶立璠

中国和日本民俗文化的交流与影响源远流长。两国间一衣带水的自然生态环境，为这种文化的各自传承和相互间的扩布，提供了方便条件。无论从历史的或现实的角度讲，对民俗文化的研究，在两国学者之间，进行学术上的交流与切磋，是非常自然和必要的。1987年拙著《民俗学概论》一书出版后，得到许多海外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和朋友的关心，希望能有译本在日本出版，以便使更多的日本人了解中国民俗文化和民俗学研究现状。这种盛情使我非常感动。在此，允许我借日译本出版之机，聊叙本书写作的一些情况和我对中国民俗学的思考。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民俗学学科的创立，始于本世纪20年代在中国土地上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了中国民俗的蓬勃发展，曾形成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和传世的研究成果。今天再次检验这些成果时，我们看到，当时的中国民俗学研究，不仅出现过一个对民俗文化的考察和研究高峰，而且它的发展是和世界民俗学的发展同步进行的。但到了50年代之后，在将近30多年的时间里，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广大民众的民俗生活竟然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联系在一起。民俗学在中国，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学问而遭批判，待遇是极不公正的。作为民俗学的研究，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时间推进到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和思想的解放，强加于民俗文化和民俗学的禁锢被解除。于是，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股“民俗文化热”，民俗学研究随之得到空前的发展。应该说，摆在诸位先生面前的这部民俗学著作，正是80年代中国民俗学得以恢复和重建的产物。如果没有这一时期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恢复民俗传统文化的声誉，中国民俗学不仅不能起步，也很难和世界民俗学界产生如此广泛的对话。

80年代开始，为适应重新崛起的中民俗学研究热潮，中国民俗学面临的迫切任务是人才培养。1983年暑假，刚刚成立的中国民俗学会，在北京举办第一届民俗学讲习班，对来自全国的150多名民俗学爱好者进行短期培训，以解决当时民俗学研究人才匮乏的燃眉之急。后来这些人员回到各地之后，成了当地民俗学活动的中流砥柱。之后，民俗学这一研究民俗文化等学问，很快进入大学讲堂。教科书的写作也被提上日程。本书便是在我多年深入中国汉族和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俗考察和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完成的。1987年本书出版之后，引起很大反响，很快在中国的30多所文科高等院校，被选做教材和教学参考书。这并非本书立论高明，实际是它阐述了民俗学的知识、理论和方法，其体例和内容又适合教学的需要。目前在中国，除部分文科大学在本科教学中，设立民俗学课程外，有些大学还招收民俗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民俗学人才的培养已被纳入正常的轨道。本书在新时期中国民俗学发展中，发挥了它应发挥的作用，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这是深感欣慰的事。

80年代，在中国得以恢复和重建的不止是民俗学学科。同时还有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等。不过，中国的民族学从某种意义上讲，除带有明显的政治民族学特点外，主要以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历史和社会为主，而作为民俗学的研究。以往都是以中国的主体民族的汉族民俗为主，而忽视了众多的具体有特色的少数民族民俗，这同样地令人遗憾。现在学者逐渐认识到，无论民族学还是民俗学，都有必要将汉族和少数民族结合起来研究。就民俗学而言，中国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在中国民俗学研究占有十分特殊位置。因为中国55个少数民族，直至50年代初，社会形态的发展并不平衡。当时有的民族，社会形态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有的则已进入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这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使它所保存的民俗文化，带有明显的社会历史发展和时代烙印。本书的写作，在将汉族民俗与少数民族民俗结合来研究方面，作了一些探索和尝试。某种意义上讲，这部著作或多或少带有民族民俗学和比较民俗学的特点。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对中国民俗学的理论框架曾作过一些思考。这在全书章节的安排中可以见端倪，但未作详尽的叙述。我认为，作为中国民俗学完整的理论体系，似应包括：A、理论民俗学；B、记录民俗学或民俗志学；C、民俗发展史和民俗学史；D、民俗资料学（民俗资料的科学搜集和保存）。至于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最近几年来，学者们正逐渐走出文献和传统的领域，强调民俗学的“现在性”，并开始对民间传承的活生生的民俗事象，做田野考察、记录和研究。这一新的起点，和世界民俗学的研究又一次取得呼应。

中国民俗学近几年的研究表明，中国民俗学在诸多社会学科中，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但这并不否认它的多学科交叉研究特点。因此，作为一个合格的民俗学者，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和理论修养，只靠单一的民俗学知识和理论，要胜任民俗学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民俗文化就其实质而言，它是民众集体参与创造，集体传承享受的文化，也是民众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包含着多种社会学科成分，是社会学科的源头和母体。诸如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献学、艺术学、语言学、宗教学、法律学等社会学科的精细分工，都是从民俗文化中渐次分离出来的。所以从事民俗学研究，需要多种社会学科的帮助。需要不断借鉴国内外本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方法。在这一方面，日本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民俗学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80年代以后，中、日两国民俗学家的频繁交往与合作，日本民俗学著作的翻译出版，给了中国民俗学以很好地借鉴。本书在一些章节中，或多或少地体现着中国民俗学与世界民俗包括日本民俗学的对话成果。

最后，关于本书的出版，我要特别感谢日本筑波大学历史人类系的佐野贤治教授。佐野先生对中国民俗文化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几乎每年都要到中国作田野考察，足迹遍布汉族和少数民族地区，对中国的民俗文化和民俗学研究的进展是相当熟悉的。1989年他曾倡议翻译本书，但由于教学和研究任务的繁重，未克实现。1991年筑波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上野稔弘君作为高级进修生，来到我所执教的中央民族学院，我作为导师指导进修中民俗学课程。佐野先生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完成翻译工作的机会，便提议由上野君翻译，翻译中遇到难题，由我直接答疑。这样经过一年时间，翻译工作始告完成。本书是介绍到日本的第一部中国民俗学理论著作，它凝聚着两国学者的心血。在此，对佐野先生和上野君敬表我深深的感激之情。如果以本书的出版为契机，能使日本学人了解中国民俗学的研究现状，推动两国民俗学研究的新进展，对我必将是一种望外之喜。

1993年9月重阳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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