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立璠]民俗学──一门鲜活的学问

    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中国民俗文化热，持续了很久，跨越了世纪，目前还在不断升温。这除了大的人文背景外，与出版、旅游和新闻媒体的关注密不可分，特别是出版物的畅销尤为突出。

    回顾中国现代社会学科发展的历史，民俗学受到过很不公正的待遇，它曾经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学问”、“殖民主义的学问”大张挞伐，以致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对民俗及其研究它的学问“民俗学”讳莫如深，忘记了民俗文化是民族整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庆幸的是从二十世纪80年代开始，民俗学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绝学”变为“显学”，引起人们特别的关照和关爱。民俗的田野考察方兴未艾、民俗资料更注重微观的和科学的采录，理论著作兼及中西，大量出版，摆在我面前的董晓萍博士的《说话的文化——民俗传统与现代生活》便是其中之一。这虽是一本随笔式的文风活泼的文集，但却隐含着民俗学的重大命题。首先，该书将民俗界定为“说话的文化”便出新意。其次，将民俗传统与现代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探讨其中的传承与播布关系，既普及了民俗知识理论，又沟通了中外学术信息，娓娓道来，通俗易懂，使传统的民俗学走进人们的现实生活，变得生动鲜活起来。切近民众的思想和情趣，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关于民俗和民俗学概念的界定，向来存在着争议，其定义不下几十种，莫衷一是。现在将它界定为“说话的文化”一下变得具体和而亲切。这是作者对民俗文化的本质和理论思考的结果。不错，民俗是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文化，如果将“行为”的肢体动作理解为语言（副语言）的话，用“说话文化”来界定民俗不失为理论上的创新。这种界定也可能使民俗学更切近民俗的本质，体现说话文化传承的特点。另外，民俗学从研究的范围来讲，有历史文献的领域和现实生活的领域之分。以往的民俗学研究太多书斋气。中国是一个文献大国，文献记录了民俗文化（或说话文化）的源流史料，为研究提供了方便，但那是文献民俗学研究的范畴。现代民俗学如果只是做书斋式的学问，不免有变得生硬和僵死的危险。但如果将民俗的研究与现实生活密切结合，会使民俗学变得既新鲜活泼，又具有生命力。这就是民俗学的“现在性”。“俗随时变”是民俗发展的规律，在世界进入信息社会之后，民俗文化已经突破国界，外来文化和中国民俗文化发生碰撞，产生相互的交流和影响，这已是不言的事实。西方文化是随着市场经济步入中国社会的，它的直接效果是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这种影响是全方位的，包括居住、服饰、饮食、人生仪礼、岁时节日和信仰等等。忽视民俗的这种变化，不去对它进行关注和研究，将是不可思议的。《说话的文化》站在中国民俗文化变化的前沿，面对扑面而来的新时尚和新变化，与历史和现实对话，表现了作者敏锐的观察力。全书在处理文献与现实，国内与国外民俗文化的关系上尤有独到之处，它打破了“一国民俗学”的界限，使理论命题关照了历史与现实的方方面面，将说话文化的艺术表演、经济生活、社会基础、节日内涵借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地表达出来，引导人们走近民俗学，认识身边的生活及其含义。民俗学不是束之高阁的学问，而是切近生活的知识系统，如果讲民俗学的方法论，《说话的文化》同样给我们以很多的启示。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说话的文化》作为中华书局“文史知识文库”丛书出版，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华书局从它的出版物到杂志一向是重视大文化、雅文化的，就以该社的品牌杂志《文史知识》而言，它的话题的丰富、文风的严谨亲切，对历史文化的发微阐释，一向为读者所称道。几年前我们又发现杂志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开辟了“走近民俗学”栏目，对一向被轻视的民俗文化产生兴趣，增加了带有国际性、交叉性和前沿信息性的新栏目，以崭新的视角介绍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学术界引起不小的反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一种尝试，现在看来它是成功的，因为〈〈说话文化〉〉的出版，表明中华书局在发掘中国文化的另一面——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及其理论方面又走出坚实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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