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立璠：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纂的点滴回忆

陶立璠：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纂的点滴回忆

陶立璠（1938- ），甘肃兰州人。196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央民族大学资深民俗学教授，该校民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会委员兼《中国谚语集成》副主编。原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会长。

2014年8月，当笔者找到陶立璠教授位于北京昌平的家中时，他并没有马上跟笔者聊《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而是一边泡茶，一边饶有兴致地跟笔者介绍他养的几只猫咪和他家中摆放的字画。后来陶先生说：“集成工作已经过去很久了，我所做的工作也已经完成了。现在的我在享受退休后的悠闲生活。”

1．一代学人的责任感

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是文化部、国家民委和民研会三家发文立项的。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中，民间文学工作基本上停滞了，造成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首先是把民间文学队伍打散了，该下放的下放了，该劳改的劳改了，大家觉得民间文学研究没什么前景。“文化大革命”后，恢复民间文学工作和研究，首先是从高校开始的，毕竟还有一些人留在工作岗位上。打倒“四人帮”之后或者说“文化大革命”之后，民间文学工作终于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

从我们中央民族大学情况来看，它是一个多民族的师生院校，各个民族的老师比较多，这些老师手里积累的各民族民间文学资料非常多，历过“文化大革命”，毁掉一部分，但是大部分资料还是保留了下来。我记得当时中央民大大概有五六十位老师在做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方面的工作。1970年代，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曾经召开过全国的少数民族歌手的会议，主要是为各民族民间歌手平反。当时好多七十多岁、八十多岁的老歌手都参加了会议。但是没过几年，他们当中的好多人就去世了。1979年冬季，在甘肃兰州召开过一个少数民族文学教材编写会议，钟敬文先生参会。这次会议，集中了全国各个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的学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钟老一再强调要对这个会议大书特书。这个会议不仅是民族文学方面的盛会，当时，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工作正处于恢复阶段，杨亮才先生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是由西北民族学院（现西北民族大学）发起组织的。这次会议有两个成果，一是讨论少数民族文学教材的编写，二是建议成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当时大家的想法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民间文学受到非常大的冲击，现在该怎么样恢复呢？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无论政治运动怎么变化和干扰，我们的民间文学工作者还是做了很多工作。这表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和出版；一个是少数民族神话、长篇叙事诗和英雄史诗的发掘和出版，这些不仅对民间文学贡献很大，而且对整个中国文学史都有非常大的贡献，这在以前是没有意识到的。而且还搜集和发掘了大量的故事、歌谣，资料是非常丰富。所以当时迫切需要进行民间文学的普查、搜集，这个工作体现了这一代学人的责任感。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看到，民间文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时候我们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包括神话学术会议、故事传说学术会议、歌谣研究学术会议等，造成民间文学需要迫切抢救的氛围。

正是这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提出要搞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故事、歌谣、民间谚语）课题，由民研会来协调，具体实施。当时学术界一直认为对民间文学必须进行抢救。因为改革开放以后思想解放，西方文化大量涌入，对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碰撞还是很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怎么去认识国内外两种文化，怎样在这种情况下去呼吁、保护我国的传统文化？从政府领导的角度来看，当是还顾不上完成保护问题，他们首要考虑的是经济问题，是要解决大家的吃饭问题。但是保护民间文化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非常迫切，三套集成工作就是填补这一空缺，做了“保护文化”这个事情。

三套集成编写前的普查工作，从1984年到1988年，是全国性的普查阶段。这样的普查在以后再也没有过了，而且也不可能再有了。民间文艺家协会抓这个工作抓得很紧。我还记得1987年，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召开过一次关于保护民间文化的会议。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钱昌照参加了这次会议。这个会议是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口头传统的精神，联合国号召各国政府通过立法的形式来保护口头传统文化。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用政府立法的形式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政府的立法，很多工作很难展开。但是，这个会议并没有形成什么可以执行和操作的东西，会开完了保护工作不了了之。

回过头来看，上世纪80年代三套集成的普查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有意义的，甚至可以说，这一普查工作的意义大于后来见到的三套集成省卷本。因为没有普查就没有后来的故事、歌谣、谚语文本。现在保存的县卷本有几千册，这是非常了不得的。当时还谈不上是“地毯式”的普查，但是这个普查却是非常深入，不仅有专家参与，各个地方的学者的工作也的确是非常出色的，特别是各地民协的相关领导和专家，起了很好的组织和指导作用，各个地方的文化馆员也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从全国来看，县卷本有些省份做得非常好，有些省份做得不太理想，做的不好的地方，不是说当地不愿意好好做，可能是条件的限制，比如经费的不足，没有经济条件，编好资料也不能出版、印刷。好的典型，比如说上海，虽然是大城市地区，但你别看它是城市地区，民间文学普查深入到了街道。每个街道都有自己的资料本。我们当时去看了，非常感动。还有像辽宁，普查做得很深入、细致，出版了县卷本。可以说，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起点是很高的。1988年，普查告一段落，进入到案头工作。我参与了这个工作，从筹划阶段就参与了，从头到尾都参与了。

2．有幸参与了三套集成的编辑工作

我是从三套集成筹划阶段，从组织班子时就参与了集成工作。《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钟敬文主编，许钰、张紫晨、刘魁立副主编；《中国歌谣集成》贾芝主编，张文、陶建基副主编；《中国谚语集成》马学良主编，陶阳、陶立璠、李耀宗副主编。从北京高校学术力量来看，当时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是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阵地。

因为我在中央民族大任教，“文革”以后，教学和研究的方向很快就转到民间文学领域了。在全国做三套集成普查工作的时候，我们在做《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编纂。其中《中国文学卷》的分支少数民族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