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杨绛《百岁感言》

[陶立璠]《河西宝卷研究》序

上一篇 / 下一篇  2021-04-21 10:22:45 / 个人分类:闲客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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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立璠]《河西宝卷研究》序

    甘肃张掖河西学院李贵生、王明博两位教授的大著《河西宝卷研究》即将付梓,这一研究是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项目——“河西民间宝卷文献考订集成与研究暨数据库建设(19VJX093)”的阶段性成果,呈现给读者的。其中两个关键词“冷门绝学”“数据库建设”,引起我极大的兴趣。通读书稿,《河西宝卷研究》的确是近些年来,中国宝卷研究的新成果。这一成果是建立在文献考订与田野作业基础之上的,着意探讨河西宝卷传承的历史和现状,构建河西宝卷的内容和转换程式,有许多理论新意,可喜可贺。
    河西宝卷研究,是不是“冷门绝学”,学界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但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一,河西宝卷的传承,历史的沧桑已使它变得濒危可及,是不争的事实,何况它的研究。而宝卷研究(包括《河西宝卷》)虽有不少的学者倍加关注,目前尚未构成“热门显学”,也是事实。涉及“数据库建设”,这是大数据时代,对宝卷研究提出的新的要求。以前宝卷手工作坊式研究(指文本的蒐集、整理、研究等),无论是对历史和现状的梳理,还是对某一宝卷的微观研究,都显得比较薄弱。历史的,地域的,语言的鸿沟,使宝卷研究变得有点支离破碎,形不成宏观的判断。如今进入大数据时代,为宝卷文本和音像的储存,分类、研究带来极大的方便。数据从何而来,来自历史文献和田野考察。中国宝卷文献浩如烟海,国内及海外的图书馆、博物馆存量巨大,这些宝卷收藏,如果进入数据库,无疑对宝卷的研究提供极大的方便。当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宝卷,特别是民间的宝卷创作和传承至今生生不息,还在活态传承。文献和宝卷的文本及口头传承,无疑是宝卷数据库建设的两大资源,缺一不可。就宝卷的地域传承而言,数据库建设,对河西宝卷研究,也是非常有益的。尽管它的研究重点并不强调于此。
笔者从小生活在甘肃河西农村,和宝卷似乎有着不解之缘。幼年时期就曾聆听过村民的宝卷念唱。特别是歌颂孝行的《鹦哥宝卷》,那如泣如诉的念唱,曾留下深刻的印象。没想到离开故乡60多年之后,又一次邂逅河西宝卷,而且是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相遇。又一次零距离地接触了许多河西宝卷的国家级、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和研究河西宝卷的地方学者。其中,学者就有河西学院的李贵生教授和李明博教授。和两位年轻的教授相识,是在张掖多次召开的宝卷学术研讨会和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的河西宝卷田野考察中。两位教授都是土生土长的河西走廊人士,从小都受到过河西宝卷文化的熏陶。大学毕业回到故里,又都在位于张掖的河西学院任教。对宝卷文化的热爱,使他们在教学之余,全身心地投入河西宝卷的考察和研究,成绩颇丰。李明博教授的论文《近70年来中国宝卷研究回顾》被《新华文摘》2019年第11期全文转载;李贵生教授则有《凉州贤孝唱词整理与研究》《凉州方言词汇研究》两部专著问世。加之他们长期以来,深入民间,悉心考察河西民间宝卷传唱及其传承现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为《河西宝卷研究》打下深厚的基础。
宝卷的传承遍及全国各地,大概以江苏宝卷和河西宝卷的传承最具代表性。其中甘肃河西宝卷以活态传承著称。2006年,甘肃《河西宝卷》首批进入国家级非物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也许并没有引起许多人的关注。十多年过去了,没想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这一流传千年的文化,像祁连山的雪水一样,仍然滋润着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民众的心。在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广袤的土地上,凡绿洲掩映的村庄,宝卷的吟唱像涓涓溪流,静静流淌。值得一提的是在每个传承人家中,都可以发现大量的宝卷文本。如张掖甘州区花寨乡花寨村“宝卷传承世家”代兴位家中,就收藏有上百种宝卷文本。代兴位是国家级《河西宝卷》的代表性传承人,至今已传至四代。他的儿子代继生是省级宝卷代表性传承人。像他这样的传承人,在河西走廊星罗棋布,覆盖面很广。如武威凉州地区的中路乡、张义乡、上泉乡;古浪县的古丰乡、大靖镇、土门镇、干城乡、黄羊川乡;天祝县的朵什乡、西大滩乡;张掖甘州区的碱滩镇、三闸镇、安阳乡、花寨乡、大满镇、小满乡、龙渠乡;山丹县的霍城镇、老军乡、陈户乡、李桥乡以及民乐县、临泽县、高台县等地;酒泉市肃州区的红山乡、丰乐乡、银达乡、怀茂乡、西峰乡,瓜州县的踏实乡、布隆吉乡等,均有宝卷传承活动。这还仅限于河西走廊地区。据我所知,在甘肃的洮河流域,陇南地区也有宝卷传承。仅甘肃岷县地区,目前发现的宝卷文本就有几百部。该县从2012年开始宝卷调查,截止2017年,“总计登记6031286卷,全文拍摄保存483部,选取资料拍摄120部。其中明朝抄录的4部,(嘉靖五年、成化九年、天启六年、万历二年),清朝抄录和版印146部,民国抄录和版印的161部,文革前抄录的9部,文革中抄录的1部,文革后抄录的282部,不重名称的300左右种。”(见张润平主编《岷州宝卷集成》第一册第16页,甘肃文化出版社,2018年版)。如此看来,甘肃全境从南到北,宝卷传承不仅历史悠久,覆盖面广,而且活态传承,延续至今。由此认定甘肃是宝卷文化传承的宝地,并不为过。如此丰厚的宝卷传承沃土,为李贵生、王明博的《河西宝卷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滋养。成就了《河西宝卷研究》这一丰硕的成果。
《河西宝卷》创作并传承于民间,是以文本创作为依据,口头说唱为传承形式的民间文学,兼具文本与口述特点。所以对其研究来说,如何摆脱以往学院派研究的窠臼,关照历史和现实,是不能回避的问题。《河西宝卷研究》把握了这一特点,对其历史渊源与发展,内容分类,研究轨迹做了细致的梳理,确定了《河西宝卷》在中国宝卷传承中的历史坐标和价值。河西宝卷的传承历史悠久,特别值得珍惜的是,它至今仍在民间活态传承,这也是《河西宝卷研究》立论的基础。从其研究来看,作者始终没有脱离田野作业的足迹,理论需要田野,田野需要理论,二者的结合,是贯穿整个研究的思路。
在河西宝卷研究中,发现一种奇特的现象,既所有宝卷文本都是传唱者历时的创作。其中的许多卷本有没有文人的染指,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从河西宝卷的内容考察,无论宗教宝卷(神道故事宝卷、修行故事宝卷)或民间宝卷(家庭伦理道德故事宝卷、忠义故事宝卷),均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传统(儒释道的观念和伦理)。这种大传统是自上而下传承的。因此难免有文人的染指。如宗教宝卷,可能留下宗教职业者的说教;家庭和忠义故事宝卷,可能更多的留有文人的墨迹,这是不可避免的。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宝卷在民间流传时,语境发生了变化(比如由道士、僧人的讲唱变成普通民众的念唱等),加之地域文化,传承语言(方言)的渗入,念卷人情感的表露,必然会引起宝卷内容和形式的变异,使受众更容易接受和产生互动。在《河西宝卷研究》成果中,不乏这样的例证。
《河西宝卷研究》用力最勤的是关于宝卷的程式研究。包括语词程式及其转换;情感程式,动作程式的种种表现等。更为重要的是对河西宝卷的结构程式作了细致入微的解读。这对宝卷研究者从宏观和微观角度,把握河西宝卷内容和形式(曲牌、曲调的运用等),念唱情景与动作的变化等,都是很有帮助的。其实,宝卷传承是一种仪式文化。这种仪式感,不仅表现在念卷的全过程,同样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如抄卷、宝卷的珍藏,同样被认为是宝卷传承仪式的重要环节。《河西宝卷研究》是将这种仪式细化为程式构件,展现出河西宝卷从创作到传承的每一个节点或在传承过程中的作用,这对帮助传承者、研究者了解宝卷文化的真谛,是很有帮助的。
河西宝卷文化是一宗珍贵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自2006年首批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来,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和保护,也得到了众多宝卷研究者的关注。不过以往的研究多局限在宝卷的源流、分类和文本内容的解读上,《河西宝卷研究》突破了这一局限,对河西宝卷的传承,作了深刻的民俗学思考。既关注河西宝卷的人文历史,源流及其演变,又注重他的活态传承。作者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对河西宝卷的传承语境,特别是传承人,给予更多的关注。如何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为什么保护,保护什么,怎样保护,是政府、学者、传承群体和个人都在关心的问题,《河西宝卷研究》也在试图回答这一问题。为此特别开辟了河西宝卷的表演属性和保护传承两章,对河西宝卷活态传承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提出保护建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说到底是如何保护宝卷传承的生态环境,保护其传承主体(传承人和传承群体),弥补信仰的缺失。
感谢李贵生、王明博两位年轻教授的信任和厚爱,让一位年逾耄耋之年的宝卷文化研究的旁观者,为大著《河西宝卷研究》作序,盛情难却,写了如上的读后感,恳请方家指正。
 
 
                               陶立璠
                          2021年(辛丑)新春于五柳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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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润平 张润平 发布于2021-04-21 12:16:19
向陶先生致敬!的确“甘肃是宝卷文化传承的宝地”,一点都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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