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杨绛《百岁感言》

[陶立璠]序张润平《洮岷花儿》

上一篇 / 下一篇  2020-06-20 17:40:03 / 个人分类:闲客日志

  

张润平《洮岷花儿》

2009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甘肃花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笔者曾写过一篇文章《甘肃花儿,来自山野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刊登在《甘肃文艺》2011年第3期。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花儿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成功,是甘肃人民对世界文化宝库的重大贡献。一种以山野僻壤为背景的民间歌唱,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殊荣;曾被认为是下里巴人的歌唱,不仅登上大雅之堂,而且登上世界文化的殿堂,它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不言自明。”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无论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还是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都是对花儿遗产历史价值的肯定。申报并获得批准,是对这一文化遗产认同意识的体现。更为重要的是要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妥善的保护和传承。保护传承,才是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目的。

具体到甘肃花儿,保护什么已不是问题。但如何保护,却遇到了理论和实践问题。谈到保护,必然涉及到传承人和传承群体。甘肃花儿的传承历史十分悠久,至今还活态传承在民众生活中。它是一种活态文化,是甘肃民众,特别是农民生活的一部分。

“俗随时变”是风俗文化发展的规律,和传统相比,虽然甘肃花儿被列为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但今天的传承和历史的传承,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最明显地体现在传承时间和文化空间的变化。如传承者与受众的变化,传承内容和形式的变化等。从这种意义上,花儿的传承,实质是如何保护传承生态的问题。要保护花儿的传承生态,首先要保护的是传承人和传承群体以及花儿传承的空间(花儿会)。正是传承人和传承群体的代代相传和不懈地努力,才使花儿的演唱环境与传唱形式延续至今,这也使得花儿的传承,保持了无限的生命力。

甘肃花儿不仅传承历史悠久,而且流传和波及的地域极广。甘肃是花儿的发源地,这是毫无疑义的。它的影响远播青海、宁夏、新疆等地,形成不同的地域特色和歌唱流派。学者们曾根据“花儿”的传承地,将“花儿”分为“河州花儿”(今甘肃省临夏县,现遍及临洮、康乐、和政、广和、永靖、夏河等县),洮岷花儿”(今甘肃省临潭、岷县、卓尼一带),“河湟花儿”(今青海省的西宁、湟源、贵德、乐都、循化一带),宁夏花儿等。其中洮岷花儿是“莲花山花儿”和岷县花儿”的总称,它的流传地区很广,无疑是甘肃花儿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和联合国代表作名录“甘肃花儿”保护的核心地带。在洮岷地区如此恢宏的文化空间中传承的花儿,是甘肃各族民众智慧创造和精神宝库,对它的传承保护不仅是政府的义务,学者的责任。也是这一地区民众文化生活的需要。

既然洮岷花儿在花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那就必须下大力气梳理花儿在这一地区产生、传承和流变的历史和现状。如今的“花儿会”遍布甘肃、青海各地,而历史上这种文化空间,不叫“花儿会”,而叫赶“山场”或“浪山”。中国西南许多民族中流行的所谓“歌会”(如广西壮族、侗族的三月三歌会,大理白族的石宝山歌会等),原来也含有“玩山”的意味,和“浪山”同意。“浪”在甘肃方言土语中,有着特殊的含义。有毫无约束,随意,放纵的意思。“浪山”、赶“山场”最能体现花儿演唱空间、形式和内容的特色。而这些特色是通过“浪山”参与者的行为和演唱内容决定的。赶“山场”与“浪山”,是甘青地区每年一度的民间狂欢节日,爱情花儿无疑是山场和浪山活动的主打。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古老群婚习俗的遗留。无论是洮岷花儿还是河湟花儿,离开对爱情的倾诉,就会失去山场或浪山会存在的意义。张润平在他的著作中,大胆提出花儿是史前人类的性爱之歌,这也正是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研究各种各样“歌会”(包括花儿会)的永恒命题。

甘肃花儿不仅传承既久,对花儿的研究也有漫长的历史。追溯花儿研究的历史,不难发现以往的研究大多是宏观的,学理性的,很少有微观的研究。今天我们终于遇到了一位地方学者张润平,他土生土长在甘肃岷县,耳润目染,受花儿熏陶几十年。同时还孜孜不倦,用30多年的时间,深入洮岷花儿传承地,调查、整理、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试图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学术视野出发,整理出版了上中下三卷本的《岷县百名花儿歌手调查实录》(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该书置于我的案头,已经很久了,我特别欣赏书中采录的4000多首原生态花儿文本。这些歌词文本,是他从拜访过的数百名花儿歌手那里采集来,精选而成的。其中最为可贵的是在考察采录时,保留了当地的纯方言土语,保留了歌手的口述史小传。这不仅为花儿研究者提供了可信的宝贵资料,也为他的新著《洮岷花儿》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这种意义上讲,《洮岷花儿》研究是从田野作业起步的,面对众多的传承人和传承群体,使研究落地生根。这是一个突破,一种创新。为花儿研究者树立了一个标杆。特别是在甘肃花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体现出学术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可或缺的品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有学者的参与,这种参与不仅仅局限于学理上的追根溯源,而在于为保护工作提供学术的支撑。使保护理念和实践统一起来,贯彻始终。《岷县百名花儿歌手调查实录》和《洮岷花儿》研究,珠联璧合。读者在对读中,既了解洮岷花儿传承的历史和现状,又可以得到学理上的提升。

《洮岷花儿》的成书,是作者多年经营花儿研究的成果之一。在这部自成体系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窥见作者的用心、用情。如正文除“绪论”外,对洮岷花儿源流、传承分布、格律特征作了详细的阐述,其中对洮岷花儿的传承人给与特别的关注,附有40多位洮岷花儿传承人的小传和传承特点,这对帮助读者了解洮岷花儿的传承现状,是有益处的。在学术著作中,为传承人立传,也有益于政府对洮岷花儿传承的保护,一举两得。这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在文末附录了300首洮岷地区广为传唱的花儿文本。极具代表性和经典性,可以称得上是当代《诗经》。对于理论研究而言,立论的准确,往往借助于资料的可靠与详实,因此资料的附录,完全可以作为论著的有机部分而存在。附录是对理论最好的注脚。 

我和张润平先生相识多年,最初只是文字之交。作为地方学者,他的学术视野十分广阔。他的岷县史地研究文字曾引起我的兴趣,他曾寄《西天佛子源流录文献与初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给我。后来,他对岷县地区传统宝卷传承的考察,更引起我的关注。2014年决定邀请他参加在湖北孝感召开的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国际会议,请他报告岷县宝卷传承现状,算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之后,他邀请我参加在甘肃张掖召开的宝卷学术研讨会,联系便越来越多,由文字之交变为学术好友。2018年当他担任主编的10卷本《岷州宝卷集成》出版时,邀我为之作序,我欣然同意了。因为我从小在甘肃贫瘠的农村长大,受到过宝卷文化的熏陶。如今看到许多学者对获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河西宝卷”(包括岷州宝卷)如此重视,出于故土观念,我是乐意写序的。今天,张润平先生的《洮岷花儿》研究一书即将出版。面对学术硕果,深感地方学者的魅力。加之本人是甘肃人,能有这样一位致力于本土研究的学者朋友,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们经常说“民俗学是两条腿的学问”,没有长期深入的田野作业,是出不了优秀成果的。《洮岷花儿》无疑是田野作业结出的硕果。它的出版,将帮助我们更深地理解,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特别是花儿这一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重视田野考察是多么的重要。因此借《洮岷花儿》的出版,探讨花儿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话题,除学理的探求外,也表示祝贺之意。是为序。

 

 

                                 陶立璠                            

                           庚子(2020)疫情中于五柳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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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田野到书斋——陶立璠空间 引用 删除 陶立璠   /   2020-07-02 11:41:21
谢谢宁兄的鼓励
一笑堂 引用 删除 宁锐   /   2020-06-21 07:16:39
陶子住在五柳居,花儿故乡养育的。
情深意浓难割离,写起序言自有据!
(一笑堂《读序张润平洮岷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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