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杨绛《百岁感言》

[杨亮才]亦师亦友——我与金荣华先生的交往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0-02-17 21:07:49 / 个人分类:书签

亦 师 亦 友
——我与金荣华先生的交往

我相信缘分。我与台湾著名学者金荣华先生,中间隔着浅浅的海湾。他在那头,我在这头。上帝安排我们成了同道。论年岁,我徒长他三岁,自然是兄长;论学问,他比我优秀得多,不能相提并论,故我一直称他为先生。我与金先生,是名副其实的亦师亦友
人的一生中,有些记忆是无法磨灭的。我与金先生初次见面的情景,时隔24年,至今还清晰地铭记在心。
那是1986年夏,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金荣华先生,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贾芝先生的邀请访问北京。某日,贾先生到我家,说金荣华先生已到北京,住华侨饭店,约我一同去看他。我们去了。我们刚到大厅,就见金先生穿着便服,从楼梯上下来。他一见我们,又立刻转回去,我想一定去更换衣服。果然,不一会儿,金先生就穿着笔挺的西服,打着领带,来和我们见面,举手投足,都特别讲究礼貌。“礼多人不怪”,是先生给我上的第一堂课。那天我们谈话不多,只商量了一下金先生在北京的日程安排,贾先生因为有别的事,我们便匆匆离去。
第二天,我陪金先生去游长城。恰逢小女儿刚刚考上北大,尚未入学,也想去长城看看,便和我一同陪伴金先生。我们一早便从饭店门口驱车出发,直奔长城。一路上有说有笑,十分开心。那时两岸还处于封闭状态,我们对台湾一无所知。我急于要知道台湾的一些情况,所以谈话的内容自然就以台湾为中心。多是我提问,先生回答。从谈话中我第一次知道,台湾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是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同时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实现了经济上的腾飞。不用问,那个时候台湾的经济要比大陆好。大陆的经济发展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
我也向金先生介绍了大陆的情况,好的不好的都说,甚至“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怪事、蠢事也不回避。我说这是瞎折腾,你就当笑话来听吧。先生微微点头,唏嘘不已。我和先生虽是初次见面,但我们无话不谈,毫无芥蒂。“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我本来是不太喜欢说话的人,不晓得那天话为什么这么多。我和金先生很谈得来,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于是,我们成了朋友。
这是金先生第一次回大陆,也是首批台湾学者访大陆。那时两岸还处在冰冻时期,两岸对峙,音讯不通。两岸同胞要想见面,几乎成了梦想。这一次,金先生是借到韩国讲学之机,经有关部门批准,秘密从汉城来北京的。为了安全起见,所有活动都不公开报道,所以很多人并不知情。我们游长城那天,天公作美,风和日丽,天气特别好,我建议金先生照相留念,金先生立刻说:“照不得,照不得,照了相就回不去了。”金先生还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台湾人,也是秘密访问大陆,回台时他什么都想到了,偏偏没有想到照片,结果被海关查出,罚他三年不能出境。此事我们今天作为笑话来说,但在当年是千真万确的事。现在就完全不同了,两岸已经实现全面“三通”,两岸同胞来去自由,我们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想怎么拍照就怎么拍照,没人管了,多好啊!金先生第一次回大陆至今已24年。时间虽然不算太长,但它却经历了两岸从冰冻到破冰到融冰的全过程。“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两岸从对峙到和解到互信,真是来之不易!
融冰之后,必然是春暖花开,一派繁荣景象,我们翘首以待。
来而不往非礼也。24年间,我和金先生之间时有互动,来往频繁。不是在北京,就是在台北,或在第三地,总之,平均一、两年见一次面。平时也常有书信往来,若有新作亦互相寄赠。金先生送给我的他的大作一大摞,占去半层书架。先生给我写信,有时称“亮才”,有时又写成“良才”,不知是笔误,还是先生有意为之,我不晓得。不过我不在意。良才,是个好词,也许其中寄托着先生的愿望呢!



金先生姓金,名荣华。祖籍江苏无锡。1936年9月15日生于上海。金先生出身儒商世家。外公徐宝富先生,是全国闻名的上海鞋、袜、帽行“徐福记”的大老板、民族资本家。他很有钱,又乐做善事,在当地口碑极好。母徐步洵女士系徐宝富幺女。24岁时,与同邑商人金殿鹏先生结婚,育二男五女,金荣华先生是老大。徐步洵女士生在富贵之家,从小受过良好教育。早年毕业于上海同德医学院,是上海著名的眼科医生。她爱好广泛,尤爱文学,写得一手好文章。平时没时间写,旅居美国后,时间宽裕,写得多一些,其作品散见于美洲华文报刊。后由金先生精选结集为《劫智》一书,于2003年交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该书记录了“文革”时期上海滩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可读性强。它既是历史资料,又是文学读物,弥足珍贵。看得出,金先生受外公和母亲的影响较深,至今金先生还乐于向世人讲述他(她)们的故事。金先生不仅对朋友好,对家人也好。每谈及他的家人,尤其是外公和母亲,先生的敬爱、感恩之情溢于言表。
1949年,金荣华先生与三妹利华女士(留学美国,学成后回台担任中国文化大学英语系教授)随外祖母严秀英老太太从上海迁居台湾。金荣华先生早年就读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暨国文研究所,毕业后出国留学。先在法国巴黎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学习,学成,又转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研读图书馆学,获硕士学位;毕业后(1970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任教,兼加大图书馆工作。1972年赴墨西哥,在墨西哥学院东方研究所任教。
同年,金荣华先生应台湾文化大学创办人张晓峰先生之邀,回台北担任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金先生以其学贯中西的渊博学养,讲授“比较文学”、“民间文学”、“敦煌学”、“中国文学史”等课程。其中“民间文学”一门,更是享誉海内外。金先生回台后,先后担任中国文化大学系主任、教授及文艺创作组主任、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同时创办台湾中国口传文学学会、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并担任理事长。现任中国文化大学董事、中国口传文学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县卷本)名誉总主编等。
金先生著述甚丰。先生著作可分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学术著作,最多。主要有《民间故事论集》、《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引》(上、中、下三册)、《比较文学》、《敦煌俗字索引》、《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敦煌吐鲁番论集》、《中暹交通史事论丛》、《中韩交通史事论丛》、《韩国俗字谱》、《真腊风土记校注》、《王绩诗文集校注》、《禅宗公案与民间故事》等;采集和编纂次之,主要有《台东大南村鲁凯族口传文学》、《台东卑南族口传文学选》、《台湾赛夏族民间故事》、《民间故事论文选》、《民间文学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等;再次是创作,主要有《徐宝富传》等。
《徐宝富传》是金先生遵母命为外公写的传记。金先生说:“徐宝富先生是我的外祖父,为他写作,是我母亲的心愿。因为她认为她父亲的宅心行事可以传。”我们白族有句老话:“孝不如顺。”在这里再一次看到了金先生的好心、孝心。
上面开列的是金先生的主要著作书目。已经不少,但它仍然只是金先生著述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金先生的实际著作要比这多得多。如何来形容金先生著作之钜,我一时找不到新的、恰当的词,只好套用成语“著作等身”来概括。
金先生的著作不仅数量多,质量也高。金先生文笔很好,文字特别精炼。能用一百字写完的东西,绝不用一百零一字。作为一个著作家,文笔特别重要。一本书好不好,翻一、两页看看就知道。如这本书开头就写得疙疙瘩瘩,甚至不通,这本书就好不到哪里去!
金先生是一位通才。英文好,中文也好。对几个主要学科,如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古典文学、民间文学、民俗学、比较文学都精通。不管问到其中哪一种,都难不倒他。如何来形容金先生的学养,我仍然找不到恰当的词,也只好用人们常用的“学贯中西”、“文通古今”来概括。
在当代民间文学学人中,学术上取得如此重大成就,一身兼这么多角色的,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个人。



金先生是台湾民间文学界的大老、掌门人。他在台湾民间文学界的地位,大概与钟敬文先生在大陆民间文学界的地位差不多。有人说:“金荣华是台湾的钟敬文。”这不是没有道理。
和钟先生一样,金荣华先生在台湾是教民间文学的。他在中国文化大学执教逾三十载,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如今在台湾各大学讲授民间文学课的教授、学者,多出自金先生门下。大陆钟先生的学生对钟先生很尊重。台湾金先生的学生对金先生也很尊重。
金先生是一位好老师。在金先生学生的眼中,金先生是严师,也是慈父。谁都知道,当老师难,当一个好老师更难。老师要想把书教好,就要全力以赴,不能马虎。老师考学生,题目摆在那里,毕竟范围有限;学生考老师,不知要提什么问题,那就无限了。所以上课之前必须要做充分准备,读好多书,做到万无一失。这很不容易。但是金先生做得很好,什么都难不倒他,自然也就赢得很高的声誉。
金先生的学生对金先生特别尊敬。这一点,我在台湾访问期间感受很深。我是两次去台湾,一次是1997年,参加在屏东举办的鲁凯族民间文学研讨会;一次是在大前年,参加在台北南亚技术学院举办的2007年海峡两岸民俗暨民间文学学术研讨会。这两次会,都是由金先生的学生操办,都很成功。
金先生的学生办事能力都很强,又很认真。这两次都是从我们下飞机接站,到会议结束送行,其间的一切生活起居,包括住房、饮食、考察、游览,甚至购物等,除某些场合需要金先生亲自出马外,其它都是由他的学生(不少已是教授)代劳。从跟他们的接触中,我们了解到金先生的为师和为人,以及他们之间良好的师生关系。他们只要一说“老师”,我就知道说的是金先生,不必带上“金”姓。虽然小事,但可看出师生关系不一般。
金先生对他的学生处处呵护,但又要求很严。我就亲眼看到金先生对他的学生的论文,不论长短、优劣,都要亲自点评,不厚此薄彼,有好说好,有不足说不足,并尽力帮助提高、过关。在答辩会上,若对学生评判不公,也要据理力争。作为民间文学工作者最重要的是进行田野考察。在这一点上,这几年是台湾比大陆做得好。金先生亲自带他的学生深入台湾原住民地区,手把手地教他们进行采录,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等等,金先生都做得很好。
先生对学生要求很严。他要求学生学习时好好学习,工作时好好工作。开会不能迟到,要认真听会、发言。无论在什么场合都要讲礼貌,要师生有别,长幼有序……。
记得有一次,在大理,我有事要请教陈劲榛教授,金先生也在场。我喊了一声:“陈先生!”金先生立刻纠正:“不要叫陈先生,叫陈劲榛。”我说:“哪能呢!”陈劲榛先生现在已是教授了,但金先生还是像孩子一样看待他。
这里要讲点题外话。陈先生现在是台湾中国口传文学学会理事长,此会是金先生创办的。他现在还精力旺盛,本可以再做几年理事长。但他不是这样,为了让年轻一代很快成长,他早早地就退下来,让陈做理事长,自己做名誉理事长。人是有良心的,这样陈先生自然就很感激他,并更加努力地工作。这比大陆某些官迷死死抱住职位不放要开明得多,也高尚得多。
金先生现住台北阳明山。阳明山,原名草山,在台北市郊。蒋介石先生到台后尊崇王阳明(王守仁),而改此名。阳明山是文化山。在陈水扁时代,为了“去中国化”、“去蒋化”,与蒋先生有关的文化场所,都一一改名,唯独阳明山没有改,是不幸中之大幸。
金先生把寓所选在阳明山,一是因为阳明山风景绝佳,适宜于人居住;二是因为阳明山距金先生供职的中国文化大学很近。先生上班不必乘车,步行十来分钟即可到达,既节省时间,又锻炼身体,两全其美。
金先生住所为一栋小楼,房子很大,只他一个人住。楼上是卧室,楼下是书房兼办公室。楼后有小花园,种植花草。先生藏书很多,墙的四壁,都是书柜,从地到天花板,都装满了书。中间有一大案,是金先生办公的地方。上面有翻开的书,还有稿件等等。说实话,先生的办公桌是比较乱的,但先生却习惯了。金先生说(学生也说),学生来帮他收拾房子,什么地方都可以动,就是办公桌不能动,一动就找不到东西了。据说学者都是这样。这是不是职业病,我没研究过。
金先生家没有请保姆。他的房间都是学生轮流来帮他收拾。有一次,我在金先生家,快到中午,也没有动静,也不见锅灶。如在北京家里,这时我就忙开了,系上围裙下厨,煮红烧鱼,烹糖醋排骨,烧汽锅鸡……以备客人用餐。可是这些都没有。我想不知中午饭如何解决。我正这样想着,门开了,走进来一位学生,手里拎着饭,有荤有素,甚至还有汤。我们饱餐了一顿。我突然想到,金先生的生活有点像北京大学的金岳霖先生。这金和那金,相距如此远,生活又如此相似。金岳霖先生有许多浪漫史,不知金荣华先生有没有,我不敢问。
金先生做事特别认真,凡事都有板有眼。先生讲课都站着讲。七十多岁的高龄了,还站得笔直。有一次,在杭州召开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期推进会上,也是站着讲演。此事感动了与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许嘉璐先生说:“今天会上大家都是坐着讲,只有金先生一个人站着讲,我也要陪着他站着讲。”于是离开座位,走到讲演桌旁,站着做了一个多小时的报告,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一时传为佳话。
金先生治学态度非常严谨,从不人云亦云,并多有创建。金先生非常尊敬钟敬文先生,他两个人私交也很好。金先生到北京的时候,总要去拜访钟先生。有一次,他去看望钟先生,约我陪他同去。钟先生的学生董晓平教授把话带给钟先生,钟先生特别高兴。我们去时,钟先生早早地就等在门口。那天,钟先生特别热情,摆了一桌子水果,还有茶点招待。那天他们谈话很多,不只是礼貌上的寒暄,还谈了许多学术问题。时间久了,我们怕影响钟先生休息,几次告辞,都被钟先生挽留,一直交谈到中午,我们才离去。临别,钟先生还给我们赠送其新作,并一直送至楼梯口。金先生对这次拜访十分满意。
君子和而不同。金先生在处人处事上非常随和,但在学术问题上却自有主见,这里仅举一例。此事与钟敬文先生有关。钟先生是当代文坛的顶级人物,是当代艺术群山的崚嶒高峰之一。他在我国民间文学事业上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像钟先生这样的大儒也不能免。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民间文学本来是一门独立学科,全国各重点大学都设立了民间文学专业,而且培养了一大批本科生、研究生,他们多成为民间文学的骨干,在民间文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到1997年,国家教委调整学科时,在钟先生的建议下,将民俗学确立为独立学科,而将一直是独立学科的民间文学并入民俗学,降为二级学科。这样做很不利于民间文学事业的发展。对此,民间文学界同仁纷纷提出质疑。
中国口传文学学会名誉理事长金荣华先生在《民间文学、民俗学和民学——论Folklore一词之汉译》一文中说:“‘民间文学’是口头创作并经由长期口头传播的文学作品……相对的是‘书面文学’……‘民间文学’和‘书面文学’构成了‘文学’的整体。‘民俗学’是早年日本学者对英文Folklore一词的汉字翻译,经由清末民初留日学生的引介,它也正式被学界所采用……显然是不妥的。因为‘民俗’只是Folklore内涵的一部分。在Folklore的范畴里,民间文学和民俗学都是被研究的对象,并非民间文学是民俗学研究的对象。但是,把Folklore译作‘民俗学’后,就会使人误以为民间文学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了。事实上,也确实有人这样认定,在学科和分类上将民间文学从‘文学’拉出来,划入民俗学。”
金先生的观点十分明确。根据金先生的论述,我们是否可以做这样的理解:民俗是民间习俗的简称。所谓“习俗”,是指习惯和风俗。而民间文学(口头文学)是属于文学范畴。虽然有些故事与歌谣和民俗有关,但它不是民俗本身。Folklore一词的正确译法应该是“民间文化”。
金先生在学术上不含糊,赞成百家争鸣。如有话要说,即使是像钟先生这样的先辈,也要争一争,大有“吾更爱真理”的意味。
金先生书教得好,学问也做得好。身教胜于言教。先生处处以身作则,为人为文为师,堪称楷模。



金荣华先生的历史功绩,是与贾芝先生开创了海峡两岸的民间文化交流。
台湾宝岛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同胞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同宗同脉,血浓于水;两岸同胞是同一文化,即同一国学天空,同一草根文化(民间文化);两岸人民之间,不但语言相同,心灵也相通。
一句话,台湾无论从历史、地理、民族、文化、血缘、法理来说,她都是伟大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两岸长期对峙,两岸人民之间,只隔着浅浅的海湾,但如同隔着刀山火海,亲骨肉长期不得团聚,甚至兵戎相见,使亲者痛,仇者快!这是既对不起祖宗,也对不起子孙后代。
如何打破这局面呢?政治短暂而文化悠久。两岸既然是同一文化,可不可以从文化交流开始?大陆认孔夫子,台湾也认孔夫子;大陆有优良的民间文学传统,台湾也得讲故事吧、唱歌吧?政治不通,民间文学可以先通;政党、官方不往来,民间可以先往来。文化交流很有必要。不互动,怎么能相互了解;不了解怎么能建立互信;不加热,怎么能融冰;不融冰,何以谈得上共同发展、共创双赢。
星云法师说得好。他说:“你来一次,我去一次;你来我往,来来往往;来往多了,不就是统一了!”可谓真知灼见。
民间文化交流至关重要。贾芝先生、金荣华先生高瞻远瞩,他们首先看到了这点。
贾、金二位先生开创的海峡两岸交流已经走过了24个年头。在这24年中,由于两岸民间文学工作者充分交流了工作经验,提高了学术研究水平,从而促进了我国民间文学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同时也加强了两岸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利在当代,功在千秋。头难,头难,开头最难。在海峡两岸民间文学交流史上,贾、金二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如果要评功摆好的话,他们二位要记第一功。
这里还有一事值得一提。大陆由于长期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民间文学事业摧残很大,民间文学是个重灾区。不但多年来所收集的民间文学资料散失殆尽,而且民间文学工作者也被打散。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恢复工作后,专业人员严重缺乏,“明白人”太少,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情况。有鉴于此,金先生建议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与北京大学或中央民族学院共同合作,开办“民间文学研究班”,还亲自设计课程,并提出由名师授课,计有:一、民间文学的时代意义,由贾芝主讲;二、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由钟敬文主讲;三、民间文学的采录与记录,主讲人待定;四、民间文学的整理,主讲人待定;五、民间歌谣研究,由姜彬主讲;六、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况,由马学良主讲;七、民间文学史研究,由毛星主讲;八、民间故事学(1.情节单元,2.类型),由金荣华主讲;九、民间文学的国际概况,主讲人待定;十,民间文学与通俗文学,主讲人待定。这是非常好的策划,可惜后来因为民研会人事变动,此计划没有实现。金先生手拟的授课课程,我至今还珍藏着,如果将来有中国民间文化博物馆的话,我愿意捐赠出来。
由于贾、金二先生开创了两岸民间文学交流,使得我有机会两次去台湾。因为当时去台湾,一定要经过香港,于是我把台湾和香港作了比较。尽管香港已回归祖国,但我觉得她似乎离我很远;台湾还没有,但却觉得我离她很近。我到台北后给金先生说:“我到香港,就像是到外国;可是到了台湾,就像是回到了家。”金先生听了十分高兴。
我对台湾印象特别好。台湾的一切生活习惯与大陆没有什么两样。这些说着台湾腔国语的台湾同胞,身上都比大陆人保存着更多的中国的人情世故。一般而言,初次见面,必然设宴款待,且常伴以礼物。说话也彬彬有礼,如“先生贵庚?”、“先生府上哪里?”、“某兄,这样可不可以?”言语间,凸显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美。即使是乡下农民朋友或山区原住民朋友,都不例外。作为大陆人,我听到这些话,心里感到特别舒服。
当然也有不痛快的时候。不瞒你说,我最怕台湾某些朋友把大陆说成“中国”,一听到他们说“中国”,我就觉得特别受刺激。心想:我是中国人,你是什么人呢?如查三代,台湾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来自大陆的天南海北,你不也是中国人吗?
当然,这也不能怪他们。由于两岸长期阻隔,又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产生这种微妙的情感是可以理解的。只要今后多交流、多沟通,互相理解,互相尊重,求同存异,思想会慢慢靠近,阻隔也会慢慢消除的。
我也两次邀请金先生到我的家乡大理访问。一次是1996年,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考察大理白族民间曲艺“大本曲”;一次是2008年,参加白族“绕三灵”民俗活动。这两次,金先生都很开心,我也很高兴。2008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即阳历五月二十三日,我们驱车到大理喜洲,去参加那里的“绕三灵”活动。“绕三灵”一共是三天,那是第一天,所以特别热闹。只见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淡抹浓妆,成群结队,纷至沓来。少者数十人,多者上百人,每队都有两位年长的歌手打头,两人合扶一柳树枝,一挂葫芦和彩花,一个挥着牛尾主唱,一个打手势打诨。走一步,唱一句,唱词幽默,动作诙谐,时时引起掌声和笑声。也有单唱的,一路走,一路唱,旁若无人。有一个人唱得很好,金先生就抓住她,把她请到一处,进行录音。那位女士,也一点不腼腆,给金先生唱了不少歌。此情此景,把我带回到少年时代。我兴之所至,凑了四句打油:

故乡长离别,
转瞬五十秋。
少年行乐处,
今日伴君游。

题目为“四月二十三日偕金先生‘观上兰’”(白语,意为“绕三灵”),写在从笔记本撕下的纸上呈金先生。金先生反应很快,连说“诗人,诗人”,并随即在上面写了两行字:
杨:一伞二博士
白:两岸四民族

杨是指杨亮才,白是指白庚胜。这就引出一个小故事。2007年11月,庚胜和我们夫妇应金先生之邀,再访台湾。妻是初访,我和庚胜是故地重游。那天台北下着濛濛细雨,我们吃过早饭出来时,只有两把伞。一把由庚胜和王俊彦教授(金先生学生,博士)打着,走在前面;我和妻打一把跟在后面。因庚胜也是博士,我突然想到一句话:“一伞二博士”。到中午吃饭时,我说:“我现在出一上联,请庚胜对,对不出就让他买单。此上联是‘一伞二博士’。”庚胜立刻对道:“两岸四民族。”所谓四民族是指王俊彦是汉族,白庚胜是纳西族,我是白族,妻是满族,对得非常工整。这是我们在台湾期间的小插曲、小趣事。金先生觉得此事蛮有意思,便每每提及。
云南大理,我是归人,金先生是过客。但对当地政府来说,我也是客人。既是主人,又是客人,分寸很难掌握。这次到大理参加白族“绕三灵”的台湾学者,除金先生外,还有他的团队成员陈劲榛、刘秀美、蔡春雅、陈丽娜诸君。他(她)们也都是我的老朋友。大家在大理古城欢聚一堂,感到特别开心。他(她)们对“绕三灵”都很感兴趣,采集甚勤,满载而归。名师出高徒,他(她)们不愧是金先生的好弟子。美中不足的是,大理州委、州政府本要设宴招待(已通知客人),但不知为什么,今天挪明天,最后取消,我感到特别没有面子,也对不起客人。好在到昆明后,张宝三同志(云南省人大常委原常务副主任)设午宴招待,总算作了点弥补。我对金先生说:“州长不请你们吃饭,今天省长请你们吃饭。”金先生说:“好啊!好啊!”我说:“这是玩笑话,不得外传;如果传出去,我父母官知道,我以后就很难回大理了!”先生连声说:“是!是!”大家哈哈一笑,十分开心。
金先生喜交友,对朋友真诚;幽默,喜欢开玩笑。记得有一次,先生到北京,我准备了几个小菜,约定请他吃饭。可不巧,这天中国民协已作了安排,并连我们一起请去。我正没辙,先生说:“不要紧,我知道你烧的糖醋排骨好吃;改在今晚,吃不完我打包带走。”晚上,我们还真的又聚在一起。
这不由使我想起了汉代的东方朔,此公善谑,且充满智慧,处事不惊。一遇难题,他笑话一说,难题就解决了,汉武帝也拿他没办法。金先生也喜欢说笑话。朋友相聚,有他在座,举座皆欢。所以每次他来北京,我总是想方设法请他到家里小坐,有时还邀约过得着的朋友作陪。最后,我的朋友也成了他的朋友。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情。”我和金先生都垂垂老矣。很怪,人老了,总喜欢回忆过去,这大概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怀旧吧,在下也不能免俗。唠唠叨叨,说了上面那么多话,以就教于金先生,并遥祝海峡那一头的金先生健康长寿!



2010年元月15日于北京寓所

TAG: 交往 金荣华 师亦友 杨亮才

从田野到书斋——陶立璠空间 引用 删除 陶立璠   /   2010-02-17 21:51:12
年前在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春节联欢会上见到亮才兄,他兴冲冲地对我说,他家已经安装宽带了,但于网络还很生疏,不过电子信箱已建立,希望将他最近写的几篇散文发送给我,借用我的空间转载出去,我满口答应,因为他的为文都与民俗学、民间文学有关,写人写事不离本行。这就是这里转载的六篇书签,都是原创。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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