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杨绛《百岁感言》

[杨亮才]三驾马车——怀念马学良先生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0-02-17 21:01:42 / 个人分类:书签

三 驾 马 车
——怀念马学良先生

“三驾马车”是业内人士对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前身)三巨头钟、贾、马的称呼。钟即钟敬文,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贾即贾芝,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马即马学良,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他们三位虽然经历不同,但都是与中国民间文学生死与共,和在民间文学界呼风唤雨的重要人物。
从上世纪80年代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实施世纪文化工程——“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即《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编纂、出版工作,钟、贾、马分别担任上述“集成”的总主编。这是众望所归。三位也各司其职,在其位而谋其政,“三驾马车”的称呼由此而来。
无巧不成书。马学良先生恰恰姓马,又积极参与“三套集成”的主要领导,对他来说,一驾马车的比喻,是再合适不过了。我没有问过马先生,他接受不接受我不知道,但至少没有反感!
我和他们三位都相识,而且很熟。他们三位,我都是在上世纪50年代就认识的。1956年,认识贾芝先生;1957年,认识钟敬文先生;1958 年,认识马学良先生。我是幸运的。三年之内结识三位大家,对我这初出茅庐的人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
后来,他们三位都成了我的顶头上司,几十年来,我一直在他们的麾下工作。他们对我呵护有加,多有提携,并开导我如何搜集、采录、整理和研究民间文学等等。要说我在民间文学上做出一点成绩,是与他们的帮助和关怀分不开的。忘记就意味着背叛。对于他们给我的帮助,我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我上面说我同三位都很熟,岂止是熟,简直是熟到不能再熟了。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我和他们岂止一回两回,而是千百回。我尊敬他们,他们也关爱我。我和他们的关系是导师加友情。不是“五四”时期有人爱说“我的朋友胡适之”那种。
有一个时期,即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筹备恢复时期,我作为筹备领导小组成员,因为工作关系,我隔三差五去拜访他们(三位都是领导小组成员),几乎踏破他们的门槛。不开会的时候,他们之间的话,都由我传递。有时意见还相左,但我知道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因此他们都相信我,就比较随意,没什么顾虑。他们三位寓所不在一处,贾先生住东城,钟先生住北城,马先生住西郊,三个大吊脚,相距都比较远。来回跑,有时也觉得很累,但我乐此不疲。
有朋友说:“亮才对老领导最尊重,拜访最勤,有时一天跑数家,谁也赶不上他。”我说:“这是应该的。他们都是前辈,我年轻,精力旺盛;况且我本来就是跑腿的嘛,他们都那么大的年纪,我不跑谁跑。”其实他们也跑,比如贾老,就常常跑到我家来商量工作,一谈就是半天。那时候还没有车,就是走着来。老一辈的工作作风,令人感动。作为后学,我有什么理由不卖力呢。



“三驾马车”,钟、贾我都写了文章,单把马先生漏掉,实在不应该。其实从哪方面说,马先生都应该写。第一,论个人,我与马先生走得很近,课题研究上多有合作,意见也往往一致,是拴在一个战车上的。在别人眼里,我还是马的“同党”;第二,论成就,尤其是语言学、民族文学方面,马先生一点都不比别人差。言归正传,这里就专门说说马先生吧。
有人问我,马先生是不是回族。大概是因为马先生长相像回民,又姓马的缘故。其实,马先生不是回民,是汉族。山东荣城人。祖籍是不是山东,我倒没有问过。先生1913年生,与贾先生同龄,整整大我20岁,我是名副其实的晚辈。先生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因此他常开玩笑说与我妻艳如是同学。先生是北大的高材生,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建国后,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副教授。院系调整后,改任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民语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
我第一次见到马先生,是在1958年3月民研会召开的讨论大跃进民歌的会上。那次到会的名家不少,如顾颉刚、俞平伯、汪静之、赵树理、容肇祖、黄芝冈、杨成志、江绍原、常任侠、马学良、贾芝、林山等。很多位先生都发言了,马先生好像只听会,没发言。后来我奉命到先生的府上,向先生约稿,先生慨然应允。不久,稿子就写好,并亲自送到王府大街文联大楼。就是发表在《民间文学》1959年10月号《更多更好地翻译少数民族文学》那篇。我说:“马先生,哪能劳你大驾,你打个电话,我去取就是了!”先生说:“去看一位朋友,顺路,顺路!”其时马先生已是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民族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地位很高又如此平易近人,我很感动。凭直觉,我觉得此公可交。于是,我送他一本新出版的《白族民歌集》,并请马先生到附近的萃华楼饭店撮了一顿。我只图它离文联大楼近,没想到萃华楼是山东馆子,马先生也是山东人,歪打正着,马先生特别高兴。
从此,我和马先生你来我往,成了忘年交。



虽是“三驾马车”,但三位又有所不同。钟、贾二位先生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时就参与了的,可以说是这个组织的奠基者。那时,马先生虽偶尔也参加一些活动,但真正加盟是在新时期以后。1978年,恶棍“四人帮”倒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恢复工作。领导要我提个恢复领导小组名单,我提了贾芝(组长)、钟敬文、毛星、马学良、吉星五人,贾老又添了我。鄙人敬陪末座。这是经中宣部批准的领导小组名单。后来某某写文章,说领导小组有傅懋勣,想当然耳。为了澄清事实,将名录此,以免以讹传讹。
马先生人很本分,对名誉、地位从不伸手。马先生的恢复筹备民研会领导小组成员和副主席是我提的名,后来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也是别人提的名,有些任职是先生事前不知情,事后才知道的。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一职,当时国家民委一位同志不了解情况,对此有些微词,实在有点冤枉马先生。
为守望民间,我和马先生从素不相识到亲密战友,从互不相干到同舟共济,这是值得回忆的一件事。
马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民间文艺家。他长期从事少数民族语言和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曾多次深入苗、瑶、彝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采录,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为如何记录翻译整理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泽被深远。先生在这方面著作很多,主要有《阿细人的歌》(阿细、汉语对照)、《阿诗玛》(彝汉对照)、《苗族古歌》、《彝族祭歌》、《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素园集》等。
《素园集》是马先生多年来所写的关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文章和演讲的结集,是经我手出版的,并请钟敬文先生作了序。
钟先生说:“几年来,学良同志在一些关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记录问题的文章和演讲里,都强调必须忠实记录的原则。这在作为语言学家的他,本来是一种当然的态度。但是,把它跟我们这方面实际存在的情况对照起来,就不免叫人对他异眼相看了。因为我们面前不但存在着不少文学化(藻饰化)和政治化的记录,而且还有人主张这种作法是绝对合理性的言论。我们认为:不但提供科学研究资料,需要一字不动的记录,即使为了提供选编群众文学读本的资料,首先也应该是忠实记录的(当然,在后来的编选时,可以有一定的改动)。像前面提到,我们现在正在展开从来没做过的全国普遍搜集、记录工作,将编辑成百卷以上的民间文学宝库。在此历史时刻,学良同志坚持忠实记录原则的言论,就更加显示出重要意义了。”
钟先生对马先生的《素园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马先生是一位语言学家,严格一点说,是彝族语言学的专家。他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特别是彝族民间文学方面,给我们做出了典范。
民间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对待这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文学欣赏态度和科学研究态度。前者主要是通过眼睛、耳朵,用心灵去感受、体味,这是一种审美活动。后者主要是向对象去进行考察、分析、比较、论证,以求得准确的结论,这是科学活动。用这两种不同态度来衡量,马先生的记录翻译,我认为科学活动多一些。
现在出版的彝族民间叙事诗《阿诗玛》主要有两种版本,一是公刘、黄铁、刘绮、杨知勇诸君整理的文学读物版本;一是马学良先生记录翻译的科学版本。在译文上公本偏重“雅”,马本偏重“信”,各有千秋。但如果作个读者调查,一定是喜欢公本《阿诗玛》的多,喜欢马本《阿诗玛》的少。有数据显示,公本《阿诗玛》面世后一版再版,还有英、法、日、德文译本,累计印数达数百万册;而马本《阿诗玛》则只印了一版,印数1000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还没有全部卖出去。印数少不等于书不好。该书是第一手资料,译文忠实,科研需要,至少彝语研究需要。这种书以后还是应该出的。只是因这工作很辛苦,又常常事倍功半,所有很少有人愿意做。马先生耐得住寂寞,“知不可为而为之”,令人敬佩。



马先生不但是位好学者,还是一位好领导。往往有这样的情形:有的人很有学问,但做不好领导;有的人会做官,但又没有学问。二者兼得者不多,马先生兼而有之。说马先生是学者型领导,或说领导专业化,大概不会有人反对。
马先生修养好,温文尔雅,平易近人,整天笑眯眯的,我没有看过他发脾气,甚至大声说话都没有。马先生好客,他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来访者有他的学生,有部下,有各界朋友,我也是他家的常客,只是他生病后怕打搅他才去得少些。先生很注意礼节,客人来访,他总是笑脸相迎;告辞,他必送。有一次,他一定要送我,我说:“请留步。”他坚持说:“送送!”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外。告别时,他伸出两手打拱,并连说:“谢谢!”看到我走远后,他才转回去。“花落春仍在。”如今马先生已作古,但他待人接物的态度和音容笑貌,还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马先生是一位非常善良的长者。他乐于助人,很多人都受过他的帮助。如果谁有什么事,要请他帮忙,只要做得到的,他一定帮忙。我也是受惠者之一。先生不仅在工作上支持我、帮助我,在生活上也常常关心我。例如我的婚姻,甚至女儿入学,他都要挂在心上,给出主意、当参谋,我很感激他。
记得有一次,我们出版社为了拓展业务,在寸土寸金的南京夫子庙买了一处铺面房。两层,房子不小。出版社在那里开了一个名叫“金陵书屋”的书店,专门经销本社图书。此举在当时算是很前卫的。为了造势,扩大影响,在开张前,我特地向名家乞讨了一批书画。其中,费孝通先生官太大,我不敢贸然请他,就去请马先生帮忙。他满口答应,没几天,费老的题词就拿到了。启功先生的题词,是请钟先生给要来的。此外还有楚图南、周谷城、刘海粟、肖劳、董寿平、蔡若虹、王遐举、王子野、钟敬文、贾芝、陆石等名家,都赐了书或画。可惜后来这些书和画都被南京一个姓刘的给拐走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一幅也没有得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听说此后不久,此君也得什么病死了。我现在不知这批书画在哪里,但愿它们安然无恙。俗云:“人在做,天在看。”人不能太贪,太贪的都没有好下场。
马先生有时也开玩笑。有一次,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在仿膳聚会。坐定,我问马先生喝什么酒,先生说:“喝花雕吧。”马先生还点了一味豆腐。我问:“马先生,你也喜欢吃豆腐?”马答:“是给你点的。”嘻嘻,马先生也知道我爱吃豆腐。于是我笑着说:“民间文学是我的命,豆腐也是我的命!”席上自然也有肉,当我在举箸夹肉吃时,先生抓住把柄说:“你不是喜欢吃豆腐吗?怎么净夹肉吃呀?”我也接着调侃,回答:“看见肉,我连命也不要了。”大家哄堂大笑。我喜欢吃豆腐是出了名的。当年出版社每每聚会,或宴客,我必点豆腐,是求其物美价廉也。此事一传两,两传三,因而有了“豆腐社长”的雅号。(如言冰清玉洁,我不敢;若说“男子汉大豆腐”,我也不干。我想大家没什么恶意,玩笑而已,随它去吧。)出版社刘晔原君还作《咏豆腐》一首,以记其事。

玲珑玉碎透眼明,
千磨万滤始得成。
笑抛富贵黄金甲,
怒斥杂斑品位精。
廉洁不入王侯宴,
清贫自有寒士风。
莫道淡白无奇意,
淳香自在天地中。

权当笑话录此,凑个热闹。纸短情长。我要给先生说的话就是这些。马先生,我们都怀念您。请先生安息吧!

2010年元月20日

TAG: 怀念 马车 马学良 杨亮才

木兰山人 引用 删除 木兰山人   /   2010-02-18 00: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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