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神话研究中的母题分析法
王宪昭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神话数量浩瀚，不仅具有极为丰富内容，表现出明显的共性与个性，而且具有复杂的表达形式，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征。这些神话在叙事方面有类比，有隐喻，有夸张，有象征；文本方面有散体，有韵体，有散韵结合；有的以其它文学形式为载体，有的与其它非物质文化相伴相生。如何使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神话产生交流与对话，必须构建一个适于对其相关因素进行分析、比较的平台，并找到一个较为合理的标准或尺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母题分析方法具有明显的方法功能。
一、民族神话母题的界定和基本类型
“母题”概念已在文艺理论界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认可。“母题”作为一个外来词，英文为motif，译为中文的“母题”，兼具音译与意译。虽然目前在文学或文化批评中“母题”一词出现频率很高，但研究者的界定角度并不完全一致。如有的从叙事角度界定母题，把“本旨”与“母题”联系起来，胡适认为：“有许多歌谣是大同小异的，大同的地方是它们的本旨，在文学的术语上叫做‘母题’”。【1】歌德认为母题是“人类过去不断重复，今后还会继续重复的精神现象。”【2】有的研究者则从功能的角度定义母题，如俄国形式主义学者普罗普认为“母题”是“任何叙述中最小的而且不可再分割的单元”；美国学者斯蒂•汤普森认为母题出现于故事创作之前，因而不受具体故事的限定等。还有的研究者将母题的含义与功能结合起来，提出“功能性母题”与“类型化原型”，以及认为母题是“文学的叙述代码”等，【3】诸如此类关于母题的解说，几乎涵盖了文学内容和形式的方方面面，各具其理，自成一家。
笔者认为，任何一项研究都有特定的对象和特点。根据我国各民族神话的实际存在形态，综合以往关于“母题”的诸说之长，对民族神话母题可以做出如下界定：即母题是叙事过程中最自然的基本元素，可以作为一个特定的单位或标准对神话故事进行定量或定性分析，在文学乃至文化关系方面，能在多种渠道的传承中独立存在，能在后世其它文体中重复或复制，能在不同的叙事结构中流动并可以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构成新的链结，表达出一定的主题或其它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母题”的定义，必须以适应不同的研究对象类型为前提。神话作为人类早期文化成果，与其它民间文学相比，在其产生、发展与流变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民族神话“母题”的界定要针对中国民族神话这一特殊对象而言。
民族神话母题一般可以提取为一个名词，或概括为一个名词性短语。对母题的界定必须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1）强调母题是“最自然”的“基本元素”，在这里之所以不用“最小单位”，是因为“母题”有时在这部作品中可能是“最小单位”，而在另一部作品中则可以继续切分，使用时必须针对某类作品甚至某些作品加以界定，不应机械地加以框定。（2）强调母题在“多种渠道的传承中独立存在”，因为“母题”必须作为一个具有相当程度的共性的东西存在，是典型，而非特例，它的突出特点就是能在不同的时间或空间被“重复或复制”，甚至进行新的“排列组合”。（3）强调母题的内涵，主要是提供母题界定的参照对象，母题一般表达着一定“意义”。
据此，在不同的叙事环境中可以划分出不同的母题类型，如形象母题、情景母题和情节母题等。从神话的要素构成看，“形象”（神或神化了的人）处于主体地位，“情景”是围绕着“形象”而形成的外部环境的总和，没有形象，环境就失去了主体；就情景本身的构成而言，其主要内容是指特定的自然环境或社会关系，是为“形象”服务的因素。“情节”是指作品中围绕“形象”展开的事件发生发展过程。具体而言，“形象母题”以作品中的“神”、“神性人物”或主要物象为主体，如伏羲、女娲、天公、地母、雷王、葫芦、天梯等等；“情景母题”与“情节母题”在叙事方面的含义明显大于“形象母题”，一般由几个相互联系的叙事元素组成，在一个神话故事中，“情节母题”是叙事的主体，而“情景母题”则是故事叙事的一些辅助性因素，譬如说“洪水”或“人类再生”作为“情节母题”，那么诸如“洪水预言”、“婚前占卜”等母题就可以看作是围绕这些情节而铺设的“情景母题”。
在神话母题类型的细分中，一般具有层级性。神话作为一个特定的领域，但其中的层级性一般比较清楚。如“神”作为一级母题类型，对这个一级母题可以依据不同的神所处的范围，分为“天神”与“地神”第二个层级；第二个层级可以依据“天神”、“地神”的不同功能或性质，继续划分出第三级类型，如天神有日神、月神、气象神等；至此一些母题还可能有细分的条件，如根据这些“神”具体所管辖的范围，气象神又可以分出风神、雷神、雨神、电神等等，这样就出现了第三层级；当然，如果能继续找到分类标准，如性别、道德标准等，还可以细分为雷公、雷婆，性善的雷公、作恶的雷公等等，这就成了更具体的母题，会为神话的深入比较提供有力的依据。
三、神话母题的提取和基本特征
“母题”作为神话分析的元素，是一个带有工具性质的概念，既然注重工具性，自然就会注意到它与其它相关问题的区别。在母题的提取方式上，必须考虑到三个因素：（1）母题一定是神话故事中实际存在的形象、情景或者情节，而不是研究者归纳出的“主题”或者创作思想。（2）母题的提取过程要建立在已有神话类型的基础之上，以有效避免过多的个人主观因素。如据此可把民族神话媒体的主要类型定为起源母题、文化英雄母题、秩序母题、灾难母题、变形母题等，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细分。（3）母题的表述必须具有名词性特征，这些名词应尊重原有的文本（口传文本或书面文本）的表述内容。如一部神话是否含有“人类再生”这个情节母题，必须具有“人类被毁灭、人类何以被创造、创造结果”等三个条件，如果只包含其中的一个或两个条件，就很难保证这个情节母题的完整性。因此，民族神话母题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民族性。一个神话母题所表达的意义，往往不是人们生活中琐碎的事情，神话的创作也不是一般文学创作意义上的唯美之作。相反，一个特定的民族神话作为文学的雏形，往往与该民族宗教或者朴素的原始思维融合在一起。尽管其结构简单，但内容宏伟，不仅表现了人类生死、爱恨及人类善、恶、美、丑等原始观念，而且反映出当时险恶的生存环境下，各民族先民们对周围世界的独特思考，具有民族的印记，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英雄观和道德观。
2、时序性。尽管神话母题的具体产生时间难以断定，但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总是具有规定的起点，从这一点看，对母题的时序加以把握并不缺乏科学依据。其一，任何一个母题的出现，都属于一定历史的范畴，而历史具有明确的历时性，只要神话内容固定下来，就可以对这些母题进行大致的分析。以洪水中的工具母题为例。这类神话表述拯救洪水遗民的工具，不仅在不同的民族中有所差异，同一个民族中也有时间上的变化，像葫芦、瓜、盆、箱、柜、舟之类漂浮工具虽然有着文化符号方面上的一致性，但在同一个民族的不同支系或不同地域中会产生异文，从其产生的根源上推测，起初的葫芦、瓜、舟、盆、箱、柜之类极有可能是作为人类生殖的载体，有时这一生殖文化功能可能被极力扩大，并与化育万物结合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说，洪水神话在有的民族中并不可能与真实的水患相联系，而是一整套人类生殖繁衍的意识和礼仪的文化符号系统。同时，在时序上，这些避水工具也有不同，葫芦、瓜等植物与盆、箱、柜、舟等物体的区别在于葫芦与瓜进入神话系统的时代要比盆、箱、柜、舟之类早得多，它们产生于原始农业时代或者前此的原始采集时代。其次，每一个母题都带有时代烙印。特别是我国一些民族由于社会形态发展的不同步，为同一母题的比较带来可能，实践表明，不同发展阶段会产生不同的母题。如各族先民在采集狩猎经济时代，以动物为师，崇拜动物的心理相当明显，其后随着动物的被驯服，这种母题逐渐被文化英雄母题所取代，那么动物崇拜母题在时序上就早于英雄崇拜母题。又如神话中反映出的婚姻母题，也与杂乱性交、血缘婚、普那路亚群婚（血缘外婚）、对偶婚到一夫一妻制婚这样一条人类婚姻进程具有相当的一致性。
3、典型性。所谓“典型性”是指母题出现的频率较高，无论是一个形象，还是一个情节，在不同版本、不同时代的神话中均有一定的使用数量，具有一定的重复性。出现的频率越高，就表明这个母题越活跃，其作为典型“符号”的辐射力就越强。显然，这里的“典型”是相对于母题元素的叙事功能而言，在今天的神话研究中不可能完全统计出各民族神话的数量，而采用完全归纳法罗列出所有神话的叙事元素，因此关于判断母题出现频率的定量标准是相对的，如有的神话人物虽然在作品中出现了10次，但从总体角度分析，可能不把它作为母题；而有的名称虽然只在作品的统计中出现过5次，但由于它的重要意义则可以作为母题看待。这种情况也体现出神话研究的个性特色。
4、流动性。所谓母题可以流动，就意味着母题可以通过排列形成新的母题组合。既然母题在具体使用过程中是一个特定的神话分析单位，那么母题链的链接形式就会成为连接不同母题或不同情节之间的纽带和桥梁。这种链接有着较广泛的存在空间，具有可分析性和相对稳定性，在表述顺序上还有较为固定的程式。一般情况下，试图找出单一母题的神话故事是相当困难的。如一些民族的族源母题、创世母题和女神母题往往结合在一起。汉族的女娲、壮族的姆六甲、瑶族女神密洛陀、彝族女神蒲么列日、阿昌族女神遮米麻等既是创世神，也是人类的始祖，一个母题承载着多重含义，这也体现出母题流动和组合的灵活性。
三、民族神话研究中应用母题分析的可行性
研究方法历来是困扰我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从以往神话研究方法看，明显地存在着两方面倾向，一是神话研究完全借用传统的文学或文化研究方法，以客观反映论为主导，如有的在研究分析中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认为“人类”创造神话的目的，是“征服自然”和“支配自然”，这往往导致关于神话发展、演变和消亡问题的争议；有的认为神话的产生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极易导致人们用索隐的简单方式认识或解读神话等。二是由于神话研究缺少必要的“通用性”标准，致使出现了个案研究偏多，而整体性系统性研究不足的现象，难以对中国的民族神话做出系统而令人信服的结论。三是对我国少数民族民族神话来说，由于各民族历史发展进程的不平衡，如果试图进行民族神话的比较就必须打破传统意义上的时空关系，这一点已成为一些研究方法的瓶颈。在少数民族神话研究介入母题分析方法则具有明显优势。
首先，民族神话中蕴涵着丰富的母题。我国绝大多数民族都以各种方式保存着自己的神话。正如季米特洛夫所说：“在文化领域内，按能力来说，没有大小民族之分，没有够格和不够格民族之分。每个民族，不管它多小，都是有能力的，都能够对共同的文化宝库做出自己宝贵的贡献。”【4】现在搜集、整理出的少数民族神话数以千计，它们不仅就地取材，内容丰富，而且古朴原始，保存完整。有的歌颂劳动，崇尚英雄；有的推究族源，描摹战争；有的揭示社会，反映婚制；有的承载典仪，传扬习俗，不足而论，这些叙事都可以成为母题的因素。同时，少数民族神话又有多种存在形态。如有的至今仍活在民间口头中，内容丰富完整，形式质朴自然；有的用少数民族文字记录在文献中，内容基本定型，形式概括凝练；有的融汇到少数民族史诗以及其它体裁中，内容富于变化，形式灵活自由。这些用各种形式记录或保存的神话，都是民族神话比较研究的有力佐证。可以说，“至于神话,汉文史籍上记载的也着实不少,但经过历代文人之手,已看不清它们的本来面目。而且记述极为简略,已失去了神话本身的具体性和生动性。而少数民族神话一直在口头上世代传承,它们已经成了本民族历史和传统的载体,其中凝聚着民族创造力和集体智慧的精华。这也是汉族文学所欠缺的。”【5】
其次，引入母题方法是民族神话深入研究的客观要求。“母题”虽然不是一个已有成说的概念，但随着这个词语在实际研究成果中的频频出现，在各类文学批评已成逐渐被人熟知。 “母题”作为神话的分析元素，一方面有其自身所具有的典型含义，另一方面也具有含义和功能的相对稳定性。毫无疑问，“母题”本身具有可比性，在研究过程中把“母题”作为神话的基本分析单位，即从作品整个结构的基本元素或单元入手，不仅具有较为成熟的理论基础，而且会使各民族神话的比较更为直接方便；不仅可以洞察各民族神话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轨迹，而且也有助于我们通过神话母题的横向比较研究，深入了解各民族间相同母题的关系，进而找出各民族神话的民族特点和文化差异。事实上，许多母题既会显示出神话中的共性，具有跨民族、跨国界分布的特点，有利于溯源性研究；同时也可以扩展横向对比，多角度探讨我国各民族神话的相互关系。
第三，应用母题可以避免神话研究中的一些争议。神话研究的一些争议往往源于分析问题的角度，而众多的角度又往往是由思考问题的主观性造成的，而“母题”是以客观的标准为前提，这就保证了分析过程的客观和中立，结论自然趋于公正公允。如在神话的命名方面由于观察的角度不同，就经常陷入“名份”之争。如果在“神话”前面冠以主要的母题名称，像创世神话、天地起源神话、人类再生神话、始祖神话、图腾神话、射日神话、洪水神话、变形神话、绝地天通神话等，只要人们一看到这个名称，就会立即想到这个神话叙述的主要内容。再如有些研究者考察古代神话总想搞清楚孰先孰后的问题，甚至对某些神话的产生及创作者总希望找出一个确切的答案，结果常常是事半功倍，行而不远。这不仅是因为“神话由口头的而变为书本的，原不拘时代之先后。”【6】而且神话版本情况也相当复杂，一些产生较晚的文献可能记载了较古老的神话，如果我们仅依某一点或某一方面为根据，难免过于武断，因为在不同时期的文献中可能包含着同一人物、同一事件，也可能从同一部书或同一时代的记述中存在截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神话文本。采用母题分析法，尽管也会涉及到神话产生、流传等问题，但它更关注神话发展中那些恒定的因素，可以避虚就实，其结论侧重于探讨神话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关系，侧重于实用性、适用性和实践性。
因此，通过对民族神话的母题研究有利于解决三方面问题。一是通过神话母题研究，将汉族和少数民族神话置于同一个研究平台，初步建立起较为系统的中国民族神话母题评介体系，使神话的研究领域有所扩大。二是通过神话母题研究，提供我国民族神话研究的参照数据，并利用“母题”在民间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广泛适应性，把民族神话作为一个特定对象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沟通起来。三是通过神话母题研究，进一步确立中国民族神话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澄清和纠正以往神话研究中对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的一些模糊认识甚至错误认识。同时，借用“母题”的概念，可以抽取出不同神话的共象或共性，在不同的民族神话之间搭建起对话的桥梁，便于同一历史时期却处于不同社会发展形态的不同民族间的神话比较，可以避免神话研究中由于各民族发展作品时空方面的差异而引起的混乱。
【参考文献】
[1]胡适.歌谣的比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M].胡适文存·二集（卷四）.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
[2]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M].刘象愚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138.
[3]侯传文.〈佛本生经〉与故事文学母题[J].东方丛刊,1996,(1).
[4][保]季米特洛夫.论文学、艺术和文化[M].杨燕杰、叶明珍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221.
[5]马学良、梁庭望、张公瑾.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4.
[6]茅盾.神话研究[M].天津：百化文艺出版社,1981.
[此文发表在《重庆师大学报》2007年第3期。]
2010.03.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