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传说缘何不能称“第一”
――与索绍武先生商榷
陈金文
2003年某日的《光明日报》刊登了《“梁祝”踏上“申遗”路》一文，介绍了“梁祝”文化申报联合国 “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文章导语讲：“华夏文化，源远流长，民间传说，灿若星辰。‘牛郎织女’、‘孟姜女’、‘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些古老的爱情故事，千年传颂，浪漫色彩依旧，迷人魅力不减。其中堪称‘中国第一爱情传说’的‘梁祝故事’，目前因启动申报联合国‘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而成为社会各界和媒体关注的焦点――”导语说：我国许多古老的传说仍有着迷人的艺术魅力，其中堪称“中国第一爱情传说”的《梁祝》故事因其正准备申报联合国“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而引起了社会各界和媒体的关注。在一般读者看来，这段导语并无不妥，而索绍武先生偏偏不然，他洋洋洒洒数千言撰写了《对梁祝故事堪称“中国第一爱情传说”的质疑》一文，对导语中称《梁祝》故事为“中国第一爱情传说”表示激烈反对。他说，《梁祝》传说产生的年代、引起文学家的注意并被改编的年代，及产生影响的年代都不算最早；另外，“梁祝故事”“不是爱情作品”，“从唐代的记载到当今的戏曲，都没有怎样去积极地展现梁祝两人的爱情”，故而以为关于《梁祝》故事为“中国第一爱情传说”的观点很难成立。
笔者以为，索氏对《梁祝》传说的全新理解，眼光独特，勇气可嘉，其为了学术创新，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精神也很让人佩服。然而，就其观点来看却又似乎没有多少道理，无以让人信服，故不揣浅陋，欲就《梁祝》故事可不可以称“中国第一爱情传说”发表一点个人浅见，以与索先生商榷。
如果确像索氏所云《梁祝》传说不是爱情作品，《梁祝》故事可不可以称“中国第一爱情传说”也就无需再辩，故笔者以为，与索先生的论争应该首先从《梁祝》传说是不是“爱情作品”开始。在《对梁祝故事堪称“中国第一爱情传说”的质疑》一文中，索氏是首先通过解读晚唐张读《宣室志》中关于《梁祝》传说的记载否定其爱情传说的性质的。《宣室志》云：
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以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鄮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有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
这段文字虽然简短，但应该说所载《梁祝》传说已基本成型，其中讲到梁祝的同窗共读、梁山伯的求聘、祝英台对山伯墓的祭拜，及祝英台身陷山伯墓，其爱情传说的性质已非常明显，在以后虽屡有变异，但基本内容不过如此。然索氏却以为不然，他说“这段文字中寻觅不到祝英台愿意嫁给梁山伯的描述，她的祭奠梁山伯和死于梁山伯墓，属于被动和偶然。显然，这只是一个被涂上了传奇色彩的坟墓吞没活人的故事，那里是什么爱情故事！”
众所周知，民间文学有着特别突出的变异性，譬如《左传》中记载的《杞梁妻》故事与后来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孟姜女》传说在主题上就有天壤之别，故而人们在对民间文学作品的意义、价值作评论时一般不会去纠缠其前后文本的差异。退一步讲，即便我们认可索氏的这种思路，也很难同意其对《宣室志》所载《梁祝》传说的解读。索氏没有在《宣室志》所载的《梁祝》传说中读出梁祝两人的爱情，我们却不然。请问，梁山伯知道祝英台是女子后“怅然如有所思”说明了什么？难道不是说梁山伯为失去与祝英台缔结良缘的最佳机会而懊恼和悔恨吗？“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又说明什么？难道不是说梁山伯在死后仍不能释怀对祝英台的爱恋，故而才魂灵不散吗？祝英台登梁山伯墓为何会“号恸”，难道不能说明祝英台对梁山伯的一往情深吗？至于梁山伯墓的裂陷，祝英台的被埋，也绝不是索氏所理解的“偶然”，我们认为，它反映的是我国传统社会“天人感应”的思想观念，传说创作者们是以此说明梁祝爱情的感天动地。笔者以为，《宣室志》中记载的《梁祝》传说爱情主题是显而易见的，除了索先生大概没谁会认为它仅仅是“一个被涂上了传奇色彩的坟墓吞没活人的故事”。
索先生以为“当今的戏曲”，也“没有怎样去积极地展现梁祝两人的爱情”。他说：“不管是川剧《柳荫记》的脚本，还是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脚本中，都没有表现出二人对爱情的积极追求。在3年的同窗共读期间，两人没有谈过恋爱。在祝英台回家，梁山伯送行的路上，一个想用比喻之法使对方知道自己是个女性，另一个却根本听不懂，使采用比喻者的良苦用心变成了对牛弹琴和无稽卖弄。所谓的英台抗婚也不怎样激烈坚定，来访的梁山伯在得知英台已被许配给马家后，不是想方设法，像张君瑞、裴少俊、李秀卿那样去努力争取到爱情，而是因为怨愤立即得了病，并且很快地离开祝家庄返回故乡，回家后就一病不起。英台只是在悲切中送山伯返乡……”，就此，索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样的作品，是不能被看作为青年人对美丽爱情追求的作品”。索先生的意思是说，梁山伯一直不知祝英台为女性，所以他们从同窗共读到梁山伯送祝英台返乡这段日子并没有恋爱；其次，祝英台与梁山伯在争取婚姻自由的过程中也没表现出特别突出的斗争精神，因而，当今以《梁祝》传说改编的戏剧也不能看作是以表现青年人追求美好爱情为主题的作品。
尽管索先生的观点是在众多《梁祝》传说研究论著中难得一有的新见，但我们却不敢恭维。不错，梁山伯在相当长的日子里不知道祝英台是女性，故而不能说他们在这一段时间里有恋爱关系，即使有也只能是祝英台一方的单相思，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正是这一段共同生活的日子奠定了他们爱情的情感基础，让我们感受到他们的爱情远较一般爱情故事中男女主人公间的爱情更珍贵、更强烈，因而他们的婚姻悲剧也就更感人；再者，我们也不认为梁祝在追求婚姻自由的过程中缺乏积极性或斗争精神，他们以死反抗封建婚姻制度，态度还算不上激烈或坚决吗？难道只有如索氏所云二人“像李千金随同裴少卿私奔那样”一起私奔才算是“坚决”吗？索氏的想法固然不错，但这样的做法却并不适合所有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罗永麟先生曾经说过：“英台对封建婚姻和礼教的反抗，最后……酿成悲剧结局，这是和她的阶级出生、时代局限性分不开的”。笔者以为罗先生言之有理，索氏之所以有上述高论，正因其缺乏罗先生历史的看问题的眼光。
总之，我们以为，无论是文人记载的，还是以戏剧形式表演、传播的《梁祝》故事都是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都是反映了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或婚姻的追求，这是毋庸争辩的事实。
至于索先生以《梁祝》传说产生时代、引起文学家的注意并被改编，以及产生影响之早晚为依据，批评称“梁祝故事”为“中国第一爱情传说”为不当，本人也以为欠妥。笔者以为一部（篇）文学作品能不能称得上第一，重要的是看它的思想性、艺术性如何和影响大小，等等，而不应该仅仅着眼于其产生或流传的时间是否久远，譬如我们认为《红楼梦》在某些方面堪称第一，这大概是没有异议的，然而其产生时间在四大名著中却是排在最后。笔者以为，就思想性、艺术性如何和影响大小等方面看，《“梁祝”踏上“申遗”路》一文导语的作者称《梁祝》故事为“中国第一爱情传说”并无不妥。
在我国古代文学中，无论是作家文学，还是民间文学，那些涉及情爱内容的作品中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大多是并无情感基础的。就我国古代的作家文学讲，唐传奇《李娃传》中李娃与某生结缘，是因李娃看到某生因自己与老鸨设局诓骗而陷入绝境，害怕“生亲戚满朝，一旦当权者熟察其本末，祸将及矣”，或畏惧“欺天负人，鬼神不祐”。简而言之，她收留落魄后的某生是缘起于作恶后的心虚或惶恐，而并不是因为她与某生有发生爱情的感情基础；元杂剧《西厢记》中，张生之所以爱上崔莺莺缘于其在白马寺与莺莺邂逅相遇时的一见钟情，而此前二人并无任何瓜葛；明传奇《牡丹亭》中杜丽娘对柳梦梅爱得死去活来，却仅仅是因为两人在梦中有一番遭遇。《红楼梦》中贾宝玉与林黛玉之间的爱情虽是有感情基础的，但也被作者归之为“木石前盟”，即是前世确立的姻缘。
就民间文学来讲，孟姜女与范喜良婚姻的缔结是缘于孟姜女与范喜良的后花园邂逅；牛郎与织女的结合如仅从文本的表层看则是因为牛郎盗取了织女的天衣，使其无法返回天宫，而只好答应牛郎的请求滞留人间；七仙女爱上董永则是为其孝心所感动，或出于对其处境的同情；至于白蛇娘子之与许仙的结合，一些文本讲是因许仙曾对白娘子有救命之恩，其所以嫁许仙是为了报恩，虽也有文本讲述了两人感情建立的过程，但也不过是讲两人有同船共渡、借伞还伞的短暂接触。
可见，就我国传统的以婚姻爱情为主题的作品来看，其间少有作品刻意强调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情感基础。然而《梁祝》传说中梁祝爱情关系的确立则与上述文学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不同，梁山伯与祝英台从相识到相爱经历了三年时光的同窗共读，在数年的求学生涯中，他们相互帮助、相互体贴或关怀，建立了不同寻常的友谊，奠定了他们爱情的情感基础。《梁祝》传说中这种对有情感基础的爱情的歌颂在我国传统文学作品中是极为少见的，可以说它反映了一种具有超前性的爱情观念。就这一方面而言，《梁祝》传说不啻超越了封建时代与其相同主题的文学作品。
《梁祝》传说不仅反映了超前性的爱情观念，而且具有超越时代的社会意义。《梁祝》传说在传统社会的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抨击封建礼教和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决定的包办婚姻，歌颂坚贞不屈的纯洁爱情，表达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主的愿望与理想，对于解放人们的婚姻观念，激励青年男女争取自由美好的爱情与婚姻，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或价值。不仅如此，即使在今天，《梁祝》传说的社会意义仍然非常突出和重要。就目前来看，自由恋爱，自主婚姻已经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和支持，青年人追求爱情理想的阻力已经是微乎其微。然而，一些人的爱情观和婚姻观却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进步或前进，反倒是接受了商品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而退化或畸变。有些人不再追求纯洁的、以感情为基础的爱情，而是把爱情或婚姻与其他物质一样加以商品化、市场化，一些女性一心嫁豪门、傍大款，甚至有人不惜出卖人格、自甘堕落给官僚或有钱人做“二奶”；也有一些男性以嫁富婆为荣，以至公开宣称自己愿意被人“包养”。虽然，这种社会现象不能代表社会的主流，但也足以让人触目惊心。《梁祝》传说中祝英台不慕马氏的权势和富贵，执着于同布衣书生梁山伯的爱情，表现了纯洁、高尚的爱情观。笔者以为，在目前，《梁祝》传说无疑仍然具有教育或培养人们树立健康、纯洁的婚姻爱情观，净化社会风气的价值和意义。由此可见，产生梁祝爱情悲剧的时代虽然已渐渐远去，然而，《梁祝》传说的社会意义或价值依然存在，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梁祝》传说具有超越时代的社会价值或意义。
诚如索氏所言，《梁祝》传说产生影响的年代或许并不久远，但其影响范围之大，在我国爱情传说中却是罕有能与之相比的。就国内而言，它不仅传遍了汉族地区，也在壮族、瑶族、畲族、白族、彝族等多个少数民族人民之间口耳相传。就国外来讲，《梁祝》传说很早就传入了朝鲜、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它不仅在这些国家人民的口耳之间传承、传播，也有一些相应的文字文本，如爪哇文、马来文、巴厘文、马杜拉文等各种文字文本在广为流传。解放后，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被拍摄成电影在国内外上演，进一步推动了《梁祝》传说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或影响。目前《梁祝》故事以传说、叙事诗、民间说唱、戏剧、电影等各种艺术形式在国内外传播，在传承与传播过程中已形成了具有多种不同地域特色的，蔚然大观、积淀深厚的“梁祝”文化。
总之，《梁祝》故事是以爱情为主题的生动感人的传说，它反映了具有超前性的爱情观念，具有超越时代的社会意义，同时，它传播极广，在多个国家或地区有着普遍或深远的影响。就此，笔者以为《梁祝》传说或“梁祝”文化完全有资格列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同时也认为，如果有人将《梁祝》故事称为“中国第一爱情传说”，也应该说是有根有据的，并非虚夸！
《梁祝》传说自产生之日起，其艺术魅力就吸引了众多的学人，他们记录它、改编它，或研究它，为之付出了许多心血和精力。它似乎成为了一些中国学人的“心结”，如钱南扬先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历经数载，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搜集《梁祝》传说资料，编辑了《梁祝故事辑存》，可谓是为“梁祝”文化的保存或研究付出了很大努力，但他仍然自愧“研究不出什么来”，把自己对《梁祝》故事所做的整理工作说成是“聊以塞责”。当然，尽管大家付出了很大努力，但在《梁祝》文化研究方面至今还没有出现堪与《梁祝》传说艺术成就相匹配的重大成果，这是因为我们的鲁钝妨碍着对《梁祝》传说作进一步深邃的洞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然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投身于《梁祝》传说的研究，特别是像索先生这样勇于创新的学者。但就目前看，索先生关于《梁祝》传说之观点虽标新立异或惊世骇俗，但终因其经不起论证或推敲，而不能为我们认可或接受。愿索先生再做努力，能就《梁祝》传说提出更有新意并能为学界所普遍信服的观点。这正是本人不揣浅陋，撰文与索先生商榷的目的之所在。
（此文发表于《社会科学评论》200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