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邓迪斯──读中译本《民俗解析》

走近邓迪斯

──读中译本《民俗解析》

陈金文

作为美国现代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阿兰·邓迪斯在中国民俗学界有着相当高的知名度。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有多部与他相关的民俗学、民间文学论著被翻译成中文介绍到我国，如《世界民俗学》（陈建宪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西方神话学论文选》（朝戈金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民俗解析》（户晓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由于《世界民俗学》与《西方神话学论文集》都非邓迪斯的著述，而仅是由他选编的论文集，因而从这两部论著不足以了解邓迪斯在民俗学研究方面的情况；笔者以为，由户晓辉博士选编、翻译的《民俗解析》一书才是中国民俗学人了解邓迪斯民俗研究的关键性著作。本人之所以敢有这样的断言，是基于邓迪斯对户晓辉博士编选的这本论著的肯定。户博士说：“邓迪斯教授在得知我的编选计划之后，对我选的篇目表示满意，认为这是‘我的论文的一个颇有分量的抽样，它们肯定涵盖了我对民俗的研究。’”（《译者的话》）显然，邓迪斯很满意户晓辉博士的工作，以为其在《民俗解析》一书中录入的论文能够反映他在民俗学研究方面的贡献和特点。当然，要了解邓迪斯，最好是阅读他的原著，但这对于大多数中国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者来说并不是那么现实。因此，本人在此向大家粗略介绍《民俗解析》一书，并就该著发表一些本人对邓迪斯先生在民俗学研究方面的看法，以期有助于大家对邓迪斯在民俗研究方面所做工作的了解。

《民俗解析》一书共收入阿兰·邓迪斯的民俗学研究论文12篇，大概涉及民俗学一般理论探讨、民俗学研究方法述评、民俗方面的具体问题研究等三个部分。其中《美国的民俗概念》、《元民俗与口头文学批评》、《民俗理论的退化前提》等3篇是关于民俗学一般理论的研究论文；《民俗的精神分析学研究》、《人类学家与民俗的比较方法》、《母题索引与故事类型索引》等3篇是有关民俗的精神分析与比较研究方法的学术综述，及关于重要的民俗研究工具书《故事类型索引》、《民间文学母题索引》的述评；《论收集民俗的心理学》、《北美印第安人民间故事的结构类型学》、《牧兔者中的变异母题的象征对等》、《谄媚语及女性在西班牙语世界中的二元形象》、《用精神分析学解释小红帽》、《古埃及“两兄弟”故事中的逆向投射》等6篇则是以民俗方面的具体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

《民俗解析》一书所选论文从总体上看表现出三方面的特征。一是体现出著者对研究综述书写的重视。在本书收录的论文中有多篇具有研究综述的性质，如《美国的民俗概念》一文，探讨美国民俗学界对“民俗”或“民俗学”概念认识的变迁，介绍了纽厄尔在不同时期对民俗概念理解上的变化及克拉佩、多尔森、博厄斯等人对民俗学学科概念的不同理解，论述了在“民俗”或“民俗学”概念上理解的不同对民俗研究所采用方法的影响；在《民俗理论的退化前提》一文中，著者列举了汤普森、格林兄弟、泰勒等众多民俗学界前辈“随着人类的进化，民俗在退化”的观点，最后对这种观点给予了否定，以为：“民俗是普遍的：永远存在着民俗，未来也将可能永远存在民俗”；《民俗的精神分析学研究》一文是对民俗的精神分析研究的发展史展开考察，从弗洛伊德、荣格始，先后介绍了奥本海姆、斯莱特、博耶等以及著者本人在民俗研究中对精神分析方法的运用，阐述了个人在民俗的精神分析研究上的发现--“在民俗研究中特别有用的精神分析概念之一就是投射”；《人类学家与民俗的比较方法》一文追溯了自希罗多德、泰勒、弗雷泽以来人们在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中对比较方法的认识和运用，重点介绍了博厄斯及芬兰民俗学派运用比较方法展开的研究，批评了民俗研究中缺少比较意识的现象。《用精神分析学解释小红帽》一文，介绍了小红帽故事在世界各地传播的各种异文及各国人类学家、民俗学家运用各种理论，特别是以精神分析理论研究该类型故事的学术发展史。总之，就《民俗解析》一书所收录的论文来看，研究综述性论文占了很大比例，著者擅长于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过程中提出自己的看法或观点。

二是这些论文表现出著者对民俗学研究方法的重视。在《民俗的精神分析学研究》、《人类学家与民俗的比较方法》、《用精神分析学解释小红帽》等论文中，著者通过研究综述的形式向人们介绍学界运用精神分析与比较方法研究民俗的状况。《论收集民俗的心理学》、《古埃及“两兄弟”故事中的逆向投射》、《北美印第安人民间故事的结构类型学》等论文则是把精神分析学、结构类型学等研究方法运用于具体的民俗方面问题的研究。《民俗解析》一书中也有一些论文反映了著者对新的民俗学研究方法的探讨，如《牧兔者中的变异母题的象征对等》一文，该文通过考察阿尔奈――汤普森故事类型570“牧兔者”演示变异母题象征对等的性质，希望“通过比较方法和结构分析的结合”，“概括出一个对研究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象征都有用的方法论。”总之，在《民俗解析》一书中，许多论文都表现出著者对民俗学研究方法的重视，这些论文或介绍前人对一些民俗学研究方法的发明、运用；或运用某些研究方法解析具体的民俗学方面的问题；或介绍个人对民俗学研究方法的探索，总之，都表现出著者强烈的方法论意识。

三是这些论文突出地表现出作者对民俗研究中精神分析方法的重视。全书共收录论文12篇，其中至少有6篇与精神分析理论相关。前边已经提到，《民俗的精神分析学研究》、《用精神分析学解释小红帽》两篇论文都是研究综述性质的文章，一篇介绍了民俗的精神分析研究的学术发展史；一篇描述了人们运用精神分析理论研究《小红帽》故事的学术发展史。《论收集民俗的心理学》、《古埃及“两兄弟”故事中的逆向投射》、《谄媚语及女性在西班牙语世界中的二元形象》等论文则是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研究具体的民俗学方面的问题。《论收集民俗的心理学》一文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探讨民俗搜集、整理者潜在的心理动机，以为“按照精神分析学理论，收集的病源学基础是肛门恋”，“民俗搜集者可能具有肛门人格特征”；在《古埃及“两兄弟”故事中的逆向投射》一文中，邓迪斯反对那种对古埃及“两兄弟”故事肤浅的字面上的理解，应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对其进行解剖，认为自己的这一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证据驳斥那种陈腐的和貌似有理的抨击弗洛伊德的观点”，该文通过个案研究证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在民俗研究中的有效性；谄媚语即男子在诸如街道、市场、广场、海滨等公共场所对女性发出的惯用的语言评说，《谄媚语及女性在西班牙语世界中的二元形象》一文就这一话题展开研究，指出：“谄媚语表达了男性对女性特点所持的集体幻想”，“是男人宣泄其对女性的矛盾情感的一个出口”，该文在通过谄媚语分析男性心理的过程中显然借助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总之，从《民俗解析》一书来看，著者尤为推崇弗洛伊德发明的精神分析理论，经常性地将其运用于民俗学研究中。

通过户晓辉博士编译的这本论著，我们可以看到阿兰·邓迪斯是一位博学之士，这表现在他对民俗学学术研究发展史的熟谙上，他的研究论文在谈起民俗学界前辈对某一问题的理解与认识时总是滔滔不绝。在《用精神分析学解释小红帽》一文中，他谈到民俗学者在整理小红帽故事时所作的删削，不同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对它所作的类型归纳，民俗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或运用不同的方法尤其是采用精神分析方法对它所作的解读，整篇论文涉及德、法、美、朝鲜、意大利、奥地利等各不同国家的学者20余人。读完此文，让人不由产生一种望洋兴叹之感。他的一位学生说他“对整个民俗学领域都了如指掌”（《译者的话》），此话应不是妄言！阿兰·邓迪斯还是一位勇于探索的学者，他不仅有着强烈的方法论意识，不断地尝试着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解读民俗、民间文学现象，同时也在寻找或探讨着新的研究方法，譬如他提出了“变异母题之外还可以是象征的对等”的观点（《牧兔者中的变异母题的象征对等》）。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如果从思想的深度来衡量，正如户晓辉博士所说，邓迪斯绝对“不是一个思想家”（《译者的话》）。邓迪斯是以民俗的精神分析学研究闻名的，但就本书中他涉及精神分析理论的文章来看，本人以为他的民俗的精神分析学研究有一个很大的缺点，那就是“泛”。弗洛伊德是伟大的，他的精神分析理论被广泛地运用于精神病学、心理学、教育学、文艺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的研究，本人也是他所发明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支持者，但是，本人并不赞成用它去解释人类的一切行为或现象，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学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本人不知道邓迪斯是否以为精神分析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其在一些研究中对精神分析理论使用之牵强却是显而易见的。在《论收集民俗的心理学》一文中，作者以为，“按照精神分析学理论，收集的病源学基础是肛门恋”，因而 “民俗搜集者可能具有肛门人格特征”，这一观点就很难让人苟同。既然肛门恋者可以有多种选择，那么，一个人为什么非要收集民俗，而不去集邮或者收藏古董呢？尽管邓迪斯也说“很可能他们（民俗收集者—本文作者注）还收集其他东西”，但这只是一种臆测，而没有拿出任何证据。就中国的情况看，一个人之所以成为民俗、民间文学收(搜)集者，主要是他的身份、职责起着决定的作用，似乎与他是不是一个肛门恋者并无太大关系。又如，在《民俗的精神分析学研究》一文中，邓迪斯认为“通过民俗与精神分析的结合”，可以“解释德国人民族性格的某些东西。”他以为德国的民俗(谚语、民歌和笑话等)往往涉及肛门恋，肛门恋者对秩序、整洁和节俭有偏爱，这种偏爱导致了纳粹对犹太人的清洗及所采用的清洗方式--把他们领进“淋浴室”，因为“犹太人吃猪奶，而猪被认为是肮脏的，因为他们吃食粪便。”邓迪斯如此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本人以为，倘若弗洛伊德在世大概也会认为这是无稽之谈!除此之外，邓迪斯所“发明”的民俗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也往往值得怀疑。普罗普证明了变异母题的功能相等，邓迪斯则在《牧兔者中的变异母题的象征对等》一文中提出“变异母题之外还可以是象征的对等”，然而，就本人来看邓迪斯的这一观点并不一定成立。譬如，在广为流传的《许仙与白蛇娘子》传说中许仙与白娘子的结识是缘于借伞与还伞(伞与散谐音，以伞为“媒”预示了两人婚姻的不幸结局)，而在该传说的雏形阶段，男女主人公的结识则是缘于借钱与还钱(唐·谷神子《博物志·李黄》)，本人以为这两个母题的功能是对应的、相等的，然而前者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却是后者所没有的。就此看来，邓迪斯所“发明”的“变异母题之外还可以是象征的对等”的观点，并不一定是他所希望的 “对研究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象征都有用的方法论。”总之，本人以为，邓迪斯虽然是一位渊博而又勇于探索的民俗学家，但他却不是一个具有杰出思辩能力的思想家，他在民俗研究中的思想观点不乏谬误!

如上所述，阿兰·邓迪斯不愧是一个渊博而又勇于探索的民俗学家，就此而言，他永远值得我们尊重；然而，由于他的思想缺乏深度，因而他的研究较少触摸到真理或给人以启迪，就此而言，本人认为，一些中国青年学人称邓迪斯为“大师”，或在其名字之前冠以“伟大”（见民间文化青年论坛网站·发文版·悼念邓迪斯），或许对他是一种高估!

最后，让我们感谢户晓辉博士，是他为我们了解阿兰·邓迪斯先生在民俗学研究方面的工作提供了方便，也让我们对美国民俗学研究的现状有了一定了解。当然，我们也期待户博士能有更多更好的民俗学方面的译著出版。

(发表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