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音声研究框架”之解读（续）

　　二、“仪式音声研究框架”之概念释义

　　概观“框架”之理论范畴主要涉及三对概念：1.“思想～行为”;2.“研究者～被研究者”;3.“音声过程～音声产品”。解读概念之渊源及涵义，便于研究实践在概念明晰基础上亦可挖掘更多学术延展之空间。

　　(一)“思想～行为”释义

　　“思想～行为”统一观，是仪式参与、仪式观察和仪式研究“知行并举”的核心范畴。辨其究竟，与中西传统文化渊源颇深。“思想”概念，在中国传统思维中谓之“道”;“行为”概念，则为东西方智慧所通识。大凡人要行事，必有思想――亦由“道”所主宰，因此中国自来重“道”之修炼和探寻。道家修阴阳、儒家倡伦理、释家言明心见性，均为“道”之求索。而今面对中国传统仪式音声及行为的研究，若不以中国之“道”去辩其究竟亦难得个中精要。“仪式音声”研究强调以“思想～行为”统一观去观照研究对象为其主旨，要义在于以“行”之外象去觉悟“道”之内核。何以为中国“道”之内核?中国“道”之内核，历来倡导“道～行”合一，即今人所言“思想～行为”之统一观。

　　中国信仰体系中的“道～行”经典原理，素以“宇宙观”、“天-地-人”及“阴阳五行”诸范畴所覆盖。

　　1. 中国宇宙观之“道～行”合一

　　涵括两方面：“宇宙论”及“人与宇宙的关系”。“宇宙论”，即宇宙观的思维方式及宇宙现象之分类;“人与宇宙的关系”，即宇宙观所影响的人之行为。显然，中国宇宙观乃“道～行”合一观。以宇宙论之论，视中国传统宇宙认知方式亦存多重来源：如神话巫术、古天文学、儒家思想、道家观念云云，(吕理政：1990：2-5)细辨，哪类范畴非“道～行”合一?

　　再言人与宇宙的关系，神话巫术：天大于人;天文学说：人大于天;儒家思想：以天制人;道家观念：天人合一……倘以“天”为道以“人”为行而观之，各家之说盖为“道～行”合一。因此，今人期待揭示“仪式音声”奥秘之研究，以“思想～行为”即“道～行”合一观来设定研究宗旨，亦符合中国“道”之正统，由此觉悟今人思想与先人传统的内在关联。

　　2.“天-地-人”之“道～行”合一

　　“天-地-人”之“道～行”，乃中国思想之核心，其与民间传统仪式实践关系至为密切。笔者认为“仪式”实乃复合词：以名词解，即人之信仰的表征;以动词解，乃传递信仰之行为。当人在表征其信仰、传递其信仰之行为时，必在某一特定场景中完成其过程，此过程乃“仪式”。因此所谓“仪式体系”，实以信仰为“天”、仪式场域为“地”、以及贯通天地的“人”之行为所圆成。可见中国民间仪式，无一不暗合中国传统之此“道～行”。此乃“天-地-人”之“道～行”观由来的客观根源。

　　再细辨之，“天-地-人”范畴之核心乃“天道～人道”。其道与先人祭祀崇拜仪式更一脉相习：“对‘天’的敏感与崇拜，自上古以降贯穿三代，不同文化性格和精神气质表现为‘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礼’(《礼记·表记》)。……在巫觋→祭祀→礼乐的‘理性化’进程中，随着文化精神的振动，重孝、亲人、贵民、崇德、利用、厚生诸人文性、人间性特色日渐凸显，作为支撑着思想和信仰世界的总根源”。(周与沉，1995:58-9)此言表明，“天道”(信仰观念)在祭祀之“理性化”进程中经与“人道”(仪式行为)融合，形成“道～行”并举之中国特有气场，亦成为今人仪式音声研究的“思想～行为”合一观之又一理性渊源。

　　3.阴阳五行之“道～行”合一

　　“阴阳”思想从《易经》符号“阳爻”和“阴爻”演变而来,道家将其视为宇宙间两种对立统一的初始元素。今人将“阴阳”之“道～行”合一观阐释明白的最数钱穆：“道家言气，气即是道，亦非有二。道抽象，形而上。气具体，形而下。气又分阴阳，一阴一阳谓之道。由阴阳而生万物，故每一物又必有阴有阳。”(2004: 10)此言之中，“道抽象，形而上。气具体，形而下”，最是将“道～行”之义解释得明白，即“道”是观念，而“气”则须靠“运行”。

　　具体的“气”在中国文化中亦为“五行”。道家认为，金、木、水、火、土“五行”关系，乃宇宙中不同生命物质或气场相生相克之互动。若从“道”之层面解，是宇宙观念的分类形式;从“行”之层面看，则为宇宙物质的结构关系。《淮南子》的《地形训》：“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显示五行相生“气之运行”的轮回;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天地之气，合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位五行……”亦论述了“天地阴阳之道”与“四时五行之气”的“道～行”孕化规律。说到底，“天人合一观”与“阴阳五行说”均为中国传统宇宙观核心认知方式,而其认知及运作通常依托的文化元素正是“信仰～仪式～音声”，无论宫廷或民间概莫能外。因此，国人之宇宙观、“天、地、人合一”及“阴阳五行”等“道～行”传统，亦是今天研究传统“仪式音声”必然承继的“思想～行为”范畴之重要来源。

　　(二)“研究者～被研究者”释义

　　若“思想～行为”是探究“道～行”关系，那“研究者～被研究者”，乃是探究“人～人”沟通及阐释的互动关系。“研究者～被研究者”这对概念，与学界实地考察中之“局内～局外”观异曲同工。然置于“仪式音声”领域，该范畴所示之“人～人”关系亦有特殊蕴涵。学者言道：“阐释者总是在某个文化、语言传统的前提内说话或写作的。他或她会通过那一传统或亚传统的特定问题和选择来想象宗教……”(佩顿著、许泽民译，2006：157)因此，“仪式音声”研究之该范畴，不仅面临与考察时“局内～局外”观一样要想法圆融“我文化～他文化”之隔膜，更要接受“我信仰～他信仰”或“近信仰～远信仰”之客观障碍给研究带来的诸种挑战，这就使对该范畴之“人～人”关系的探讨并非简单重复“局内～局外”观而有了研讨的特殊性。笔者认为，深入了解与实地考察行为密切相关的民族志书写实践之发展，对理解“研究者～被研究者”范畴的特殊内涵会有所深化与延伸。在归纳资料同时结合学界对民族志叙事的清理[9]以及自身长期实践之心得[10]，笔者拟在民族志的“传统书写”、“现代书写”和“当代书写”发展进程中清理二者关系：

　　1.传统书写中之“人～人”关系――“观看与被观看”

　　传统书写是现代意义的“前民族志”形式。其所体现的“研究者～被研究者”关系，实非“研究”关系乃为“观看”关系，书写结果常是书写者之“局外”观感。其含“游记式”和“编辑式”书写。

　　“游记式”以在“异族文化”的游历表述为主。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的著作《历史》[11]、中国明代邝露的《赤雅》[12]等(王建民，1997：40)亦是利用路过见闻撰写的范本，其“观看者”与“被观看者”有“无意识互动”但并无“有意识互动”;“编辑式”则是在异族文化环境中长期居住并学会了当地语言的经验总结。由于语言便利，这种“异文化”描述编辑较之“游记式”更细致生动。如唐代樊绰《蛮书》之八和17世纪传教士的《利玛窦中国札记》(1983)等。这类书写中之“观看者”与“被观看者”，开始有接触但不是理论上的有意融入，更无现代意义的“局内～局外”观之平等互动。

　　2.现代书写中之“人～人”关系――“研究与被研究”

　　该书写乃当今学界普遍认同的民族志文本。包含“专业书写”和“科学书写”。“专业书写”亦指在专业考察方法指导下的文本书写。自1874年《人类学笔记和问讯》(1951)的问世伊始，它说明了民族志从业余游记走向专业学科的重大变迁，而变迁之核心，即“观看者”渐变成“研究者”，并开始懂得依靠“局内人”提供资源，这是“局外～局内”关系从“观看”到“研究”的学术互动之开端;“科学书写”与“专业书写”区别在于其书写需有社科理论支撑，确立者亦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马氏“功能学说”为科学民族志表述奠定了社会科学之基础。(容光琼，1999：5)可问题也随之出现：“研究者”的理论阐释，能够还原“被研究者”的真实文化境遇吗?至此，“研究者～被研究者”范畴，已非简单的考察角色之“人～人”关系而转化为有关文化书写的修辞问题被事实提出了挑战。

　　虽然这类书写涉及的“人～人”关系，从无意识互动的“观看与被观看”发展为有意识互动的“研究与被研究”。然而，这种“有意识互动”之主动权仍掌握在“研究者”之手，二者间并非真正意义的“平等互动”。

　　3.当代书写中的“人～人”关系――“反思阐释与再阐释”

　　该书写不再只对研究主客体角色关系的关注，而是在有关“书写修辞”层面上对如何阐释“人～人”关系之行为进行深刻反思：“研究者”在书写“被研究者”时，“研究者”在哪里?“研究者”书写“他文化”是为传播“他文化”还是为认识“我文化”?显然，局内外的“研究者～被研究者”关系已从个体角色上升到文化体系的“对话与碰撞”。

　　“反思性书写”是以知识创新批判精神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等“后现代主义”思潮渗入民族志领域之后产生的新型民族志实验型书写。(高丙中，2006：11)以拉比诺(Paul Rabinow)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1977)为其代表。在文中拉比诺把“研究者”的使命，转变为“针对自己解释行为的解释”;而“解释学书写”与过去民族志决裂的焦点则是关于“文本重构”理念的明确提出。该理念亦可视为正是对拉比诺“如何审视自己解释行为”的直接回应，即“研究者”的文化解释行为事实上是建立在“对他者阐释的再阐释”之上。(Geertz，1973：9)亦即“文本重构”，意味着要在对“他者文化阐释”的解构之上重组研究主体自身的阐释文本。

　　亦是说，从早期的“观看与被观看”，到后来号称尊重“被研究者”文化而事实上只是“研究者”对“被研究者”文化的截取和重组，直至当今反思中明确承认“研究者”只能做到“对他者文化阐释的阐释”――即以书写方式对“被研究者”文化进行“文本重构”的现实面前，学人当明白，该范畴之“人～人”关系，其道义上的充分尊重并不能代替各自只可能在自身文化框架中去认知对方的“严酷”事实，双方已固定生成的“思想～行为”之方式，决定了二者间只有“理解”、和在理解尊重之上的“互为阐释”而不可能相互“还原”，即便“移情”融入，也不可能真正成为“对方”：“一个人不可能为了理解凯撒而成为凯撒。”(Weber：1968: 5)因此，“研究者～被研究者”之间，无论是考察个体间之角色互动，还是阐释行为中之文化体系碰撞，只能“理解～对话～重构”而永不可能“复制～还原～代言”。

　　此为真正“知己知彼”后之明智，笔者认为亦是理解该对范畴之核心要点。

　　(三)“音声过程～音声产品”释义

　　“思想～行为”是“道～行”关系，“研究者～被研究者”乃“人～人”关系，那“音声过程～音声产品”之实质，亦可理解为“行～行”关系。

　　笔者认为，实践经验之总结当在实践中解读更为可靠。立足于本土实践的释义，会切近概念范畴形成之事实且更具实用价值。在曹氏与笔者合作的民间仪式考察《云南大理白族“端午节祭本主仪式”》[13]之实例中，笔者深悟其精髓：“行～行”关系，当以“音声过程”作为切入点进行描述时，所呈现的是“‘过程’演绎‘音声’”;当以“音声产品”作为切入点进行分析时，呈现的则为“‘音声’阐释‘过程’”。

　　1.“音声过程”切入之“行～行”关系：“过程”演绎“音声”

　　在此直接进入“音声过程”演绎“音声产品”的现场——下面是白族“祭本主仪式”现场谈演《太上玉清无极总真大洞经》过程之记录[14]，由于篇幅所限仅以中卷情境示之：

　　《太上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经》仪式程序中的音声[15]

　　毋庸赘言，图表说明所有“音声产品”都围绕着仪式程序之“音声过程”框架在展开，以“音声过程”为切入点的任何一点，都可观察到“仪式程式行为”伴随“音声展演行为”密不可分——即“过程”演绎“音声”之“行～行”关系。

　　2、“音声产品”切入之“行～行”关系：“音声”阐释“过程”

　　按照前文表格中所列器乐和经文诵唱的仪式程序，经腔的“音声”(特别是器乐曲牌和诵经韵腔)是以“曲牌结构”之产品形式在仪式“音声过程”结构中展现的：

　　《太上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曲牌结构[16]

　　归纳亦很清楚，从“音声产品”(曲牌结构)的任何一点亦可看到其阐释“音声过程”(仪式程式)的密切关系，其说明，“音声产品”阐释“音声过程”的功能毋庸置疑。所以，“音声过程～音声产品”之“行～行”关系，在民间仪式中水乳交融、互为演绎和互为阐释的客观事实，不仅是对过往仪式或仪式音乐理论中将“过程”与“音声”割裂研究状况的补正，亦是曹氏理论以“行为”涵括“仪式～音声”的学理依据。

　　三、“仪式音声研究框架”之方法学解读

　　哲学家、思想家赵仲牧说：“思维的功能其主要作用是，通过对深层秩序的梳理去解释各个层次的秩序，最终把现实生活中各种可观察感知的秩序以及相关事象解释清楚。”(2003：96)看上去五花八门的民间仪式及“信仰体系”，亦是人类宇宙观体现于现实的一种生存秩序。“仪式音声研究框架”，亦是对其观察感知到的“信仰系统”，通过对深层秩序的抽取而建构的方法学纲要。学习纲要的重心，在于对构建方法学之“思维特征”及“实践特征”的理解。

　　(一)方法学之思维特征

　　其中蕴含的方法学思维特征，主要体现在“思维结构”和“认知逻辑”方面[17]。

　　1.思维结构与二元融合

　　1)二元结构：除“远～近;内～外;定～活”两极变量法之外，其“思想～行为”、“研究者～被研究者”、“音声过程～音声产品”等理论范畴;以及“人声～器声”、“有声～无声”、“近信仰～远信仰” 和“语言性～音乐性” 等分类范畴当属此类。

　　2)二元结构之延伸：该思维方式中呈现的“三元结构”如“信仰～仪式～音声”研究定位，乃“二元融合”之细化模式：“仪式～音声”谓之“仪式整体演绎”之总括，二者均落脚在“行为层面”。所以“信仰～仪式～音声”之本质结构，亦是“信仰(思想)～仪式(行为)”之二元思维结构的延伸版。

　　仔细探究，发现该体系之“二元结构”均与过往哲学上“非此即彼”之思维有所不同。该体系的“二元关系”都非二元对立或“非此即彼”而常是“二元并举”：如“思想～行为”的“道～行” 并举，“研究者～被研究者”的 “人～人” 互动，“音声过程～音声产品”的“行～行”互释……这些关系亦体现着与传统哲学对立统一之“二元结构”不同，归纳起来，笔者谓之“二元融合”之特征。

　　2.认知立场与分析逻辑

　　强调两个立场：首先强调须在文化生态中解释仪式音声在“思想～行为”内之互动状况，以此透视“人”及其背后的观念系统[18]。这一在“文化生态”中分层观照“音声”的学术立场，体现了化合在思维中以“表层～中层～深层”之分层思维来打通整个研究行为的功能：“文化生态”中的“信仰体系”本身亦研究的表层符号;“人及其观念系统”乃生态中之深层符号;而“思想～行为”则成为覆盖联通“信仰体系”和“人及其观念体系”之间的媒介符号。“文化生态”理念与“仪式音声”方法学框架的呼应，是推送“仪式音声”研究希望达到最终目的即“仪式体系之意义”的重要认知策略。

　　其次强调关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思想〜行为”背景方面的客观差异对界定音声属性的深刻影响[19]。这一认知立场出于“局内～局外”观亦又不同于以往：通常议论的“局内～局外”观主要是对“人～人”关系的关注，而在“仪式音声”研究的方法学思维中，既重“人～人”关系亦重“人(差异)～声(属性)”关系，特别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文化差异，即“思想～行为”之“道～行合一”思维中去考虑“人～声”关系时，认知立场上对“局内～局外”关系的诠释亦拓开了新角度。

　　由于特定认知立场之驱动，使“仪式音声”研究方法学框架形成了既可自上而下、也可自下而上的双向分析逻辑。首先是“自上而下”的研究逻辑：研究框架表明，分析可从“思想〜行为”层面，通过“研究者～被研究者”， 以“近～远、内～外、定～活”变量诸法观察“仪式过程～仪式音声”的互释表征，以“人声～器声”、“有声～无声”、“语言性-音乐性”等分类范畴探寻“音声”的形态特征及运行规法，由此得到“人及其观念体系”的认知，并以此逻辑梳理、描述和解释“信仰体系”的内涵及意义;其次是“自下而上”的研究逻辑：可从 “语言性-音乐性”、“有声～无声”和“人声～器声”等分类范畴去认知“音声过程～音声产品”性质，运用“近～远、内～外、定～活”诸法提取音声元素并分析其结构规法，再将其放置于“研究者～被研究者”之“思想(信仰)-行为(仪式)”等“文化生态”各个层次的秩序中，去探寻仪式音声意义的认知[20]。

　　(二)方法学之应用特征

　　应用特征的解读是使学习者便于操作。因此，笔者以“实践层面的应用性”及“实践层面的方法学”对其归纳。

　　1.实践层面的应用性

　　在实践层面需强化的，是对“研究身份”、“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的整合关注。

　　1)方法学框架与研究身份

　　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不同身份，会导致各自在“思想～行为”上的差别与互动。这种差别与互动直接影响着对“信仰～仪式～音声”互动关系的解释结果[21]。从研究角色的身份差异去理解各自“思想～行为”之差异，其意义在于，将以往遮蔽在“信仰～仪式～音声”结构背后的行动主体――亦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成长的不同“人”对“信仰～仪式～音声”之主宰力量直接呈现于前台，从不同角色的思维现象和具体行动中，去观察、检验“仪式音声”与信仰、仪式在整体文化结构中的相互影响，以及产生的不同身份所能创造的不同音响结果。

　　此为方法学与“人”的关系。

　　2)方法学框架与研究对象

　　以“思想～行为”统一观去考察“仪式音声”，一是强调要探寻支配仪式音声的精神制约因素，诸如信仰理念、社会价值观等;二是要以分析具体仪式过程的思维结构来解释音响形态的元创造力，而非单纯对形态表层符号作结构分解。简言之，作为研究对象的“仪式音声”是承载着人类“思想～行为”方式的特定文化符号，它是“思想～行为”深层模式的外显结构形态。

　　此为方法学与“声”的关系。

　　3)方法学框架与研究目的

　　首要目的，是揭示文化生态中“仪式音声”之深层动力，亦对人文传统中各信仰体系地方性知识的认知;其次，是探求信仰体系中音声行为的思维规律，亦对仪式过程中产生音声行为及其音响产品的规法根源进行探讨;最终，是在把握信仰观念、仪式行为与音响形态的互动中，认知特定仪式音声元素与特定人群思维结构的关系特征，进一步寻求不同文化生态中“仪式音声”可兹宏观比较研究之可能性[22]。

　　此为方法学与“规律”的关系。

　　2.实践层面的方法学

　　“近～远”、“内～外”、“定～活”两极变量诸法，是实践层面方法学之核心。曹氏认为这三对变量思维相互牵连，他用以下图示来表示这三对变量关系：

　　它们像三个连环一个套一个，互相有关系[23]。而同样深刻的还有“两级变量”与早期“扩散聚合～纵横分层”思维的交叉融合，笔者认为其对把握“音声属性”、“音声效应”、“音声变迁”及“多极变量”诸方面关系亦甚有启发，一并解读。

　　1)两极变量方法的应用性

　　l “近～远”变量法与音声属性

　　“近～远”变量关系的应用无论多么复杂，其结果大多是对仪式“音声属性”之界定。要从仪式中的“远音乐～近语言”、“远语言～近音乐”和“近信仰～远信仰”等音声关系中，去理解“音声”及其行为与信仰观念的亲疏远近，以此明确仪式曲目的文化及形态分类属性，此法较易于解释。

　　l “内～外”变量法与音声效应

　　“内～外”变量关系的分析，是直接认识和鉴定“音声过程”对仪式参与角色所产生的“有效性”程度的方法。具体的看，若从“局内～局外”观的不同角度，探讨不同仪式音声对不同身份的参与角色之“有效性”影响，以此判断音声在信仰观念和仪式过程中的功能及意义，此法较方便分析。

　　l “定～活”变量法与音声变迁

　　“定～活”变量关系，与仪式音声的传播演化规律之探讨关系尤为密切。倘若要从音声形态的音素使用、构曲规律、诵腔结构等等去识别地方性仪式特征的形成和流变，以此呈现音声形态符号在整体文化结构中传承演化的功能及规法，此法较擅长演绎。

　　2)“扩散聚合～纵横分层”法与多极变量

　　曹氏早期的“扩散聚合～纵横分层”结构方法之实用性亦值得一说。其由三个层次构成：“核心层次～中间层次～表面层次”。如果呈“扩散聚合”状态，亦从核心向表层扩散或反向聚合，这是弥漫状态的相互渗透;如果呈“纵横分层”状态，亦是层级关系之相互影响。“扩散聚合”弥漫状态使笔者注意到从“核心”向“表层”过渡的那个“中间模糊地带”颇有意义。“中层”这种“模糊地带”往往蕴含着巨大的文化能量：从核心向表层扩散，或从表层往核心聚合，将连接打通和导致音声符号多元分层的内蕴构成。若忽视对“中层模糊地带”的观察，或许会造成“核心”与“表层”断裂，而影响“信仰～仪式～音声”三者互动的有效观察视角。

　　这个方法还有更具价值的功能，倘若“扩散聚合～纵横分层”法与“两极变量”法分别取不同交叉点之交汇，亦会产生文化模式互动的多极变化。例如：“非语言”音声的核心、中间、表层结构，与“局内观”之核心、中间、表面层次交汇，而且交汇的层面或许是“跨层次”的，如“语言”核心层次与“局内观”表面层次的交汇、或“局外观”的中间层次与“固定因素”核心层次的交汇等等。总之，“两极变量”诸法与“扩散聚合～纵横分层”法的多元融合交汇，将产生多极质变与量变，这对于阐释仪式音声更为丰厚的文化内涵及本体属性，从理念到实践上都是值得深入尝试的方法。而所有的丰富内涵及本体属性，最后都在“思想～行为”之统一观中寻找到各自的终极归宿，即：“道～行”归一。

　　综上所述，“仪式音声研究框架”的应用性学术价值是客观存在，其承继中外学统、综合各方学者智慧及民间传统而建构的方法学纲领，对建设中国本土仪式音声理论的贡献亦有目共睹。但是，它在具体研究中究竟能使学术思路拓展到何种程度?能建构出多少种“仪式中音声”专题研究文本?能为读者揭示多少层面的仪式音声意义?虽然多年来在一些学者的课题研究中已在不同程度地使用着这套框架的某些概念和方法，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系统的、纲领性的方法学框架，还将在众生同心同德的长期探讨中不断挖掘和丰富、不断深化其理解，在当下和今后的各项课题实践中逐步认知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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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仪式音声民族志文本建构――谈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民族志书写〉，《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9年第3期，第46-54页。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五卷，北京·上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庄孔韶：《人类学经典导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

　　赵仲牧：《思维学·元理论·哲学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1] 作为民族音乐学本土化实践的共同成果，从曹氏与大陆学者的密切合作亦可证明：白族仪式音声之研究，与周凯模合作;傣族仪式音声研究，与杨民康合作;白云观仪式音声研究，与朱建明等合作;东岳观仪式音声研究，与徐宏图合作;上海南汇等地仪式音声研究，与谈敬德合作;青海仪式音声研究，与薛艺兵、张振涛合作。

　　[2] 参见《思想~行为：仪式中音声》第10页;后该框架逐步完善，成熟框架参见<‘仪式音声’的研究：从中国视野重审民族音乐学>(2009: 5-34)。

　　[3] 该节内容曾在华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中国本土文化与仪式音乐‘09’桂子山民族音乐学国际研讨会”上宣讲(2009)。

　　[4] 传统音乐分析方法中，一般将“过程”和“音乐”截然分开陈述，好像“音乐”是完全脱离“过程”背景存在的独立符号，对这样的“形态”分析，学界沿用的是音乐学中技术专业那套方法。但是，该套方法源生于西方文化自身已有的审美、描述观念，其针对性是对自身文化中的音乐传统的描述和认知，不一定适用于其他文化体系中的音乐传统。尤其，在对“仪式音声”的分析中，如果无视“仪式过程”而只是关注于“形态”的分解，往往不太容易把握到“形态”作为“符号”所要表达的实质性内蕴。这里提出在“关系”中来考察其属性内涵，标志了一种宽广的探索途径。

　　[5] 可以看出，整个“声谱”的考虑都覆盖在“远～近”关系之中。器声中的三类之间均有“远～近”音乐关系(物件声普遍较远音乐;法器和乐器各音声则涵盖“远～近”音乐关系)。

　　[6] “内观”，亦指执仪人员内心中的经文祷文默诵或与意象中的“神灵”的沟通。

　　[7] “乐音”：包括有音高的乐音和无音高的乐音(打击乐等);“非乐音”：亦指乐音之外的诵经声以及其他物体所发出的响声，如鞭炮声、鸣枪声等。

　　[8] 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仪式中有程式意义”的声音概念。对“仪式中非乐音”的关注，不是将偶然发生的、与仪式程式没有任何关系的声音都当作“仪式音声”来强调，这就曲解了“仪式中非乐音”的含义，仪式音声中的“非乐音”，一定是局内意识中认为与仪式程式有关的有意义的声音。

　　[9] 参见高丙中的“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划分法，把早期游记见闻纳入了民族志考察的视野。(2006，6-17)王建民也持这种分类法，参阅《中国民族学史·上》。(1997)

　　[10] 该成果为《“仪式音声民族志”文本建构――谈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民族志书写》，请见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9年第3期第46-54页。关于本章的“书写类型”段落摘自第47-50页，根据本文需要有所修订。以此为据不再特注。

　　[11] 希罗多德所著《历史》1～5卷第28章，叙述西亚、北非及希腊诸地区的历史、地理及民俗、风土人情。第5卷第29章起，主要叙述波斯人和希腊人在公元前478年以前数十年间的战争。参阅希罗多德. 历史(上下). 王以涛,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12]《赤雅》被誉为明代的《山海经》，可与《西京杂记》媲美。这是一部汇集几千年南方少数民族民间传说的奇书，一部民族文学与汉文学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结晶。[明]邝露. 赤雅集三卷, 咸丰庚申庆云堂刊本.

　　[13] 该课题为曹本冶主持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的1999-2001年研究项目《中国民间信仰仪式音乐的曲目、风格及传统研究》之西南地域子课题《白族端午节祭本主仪式音乐》，由周凯模设计课题申报并担任子课题负责人。子课题小组成员：曹本冶、周凯模和研究助理等人组成。民族志资料中的“送本主仪式”考察资料亦得到中山大学邓启耀教授协助完成。

　　[14] 该课题民族志书写整理初稿为周凯模，曹本冶修订;本章所用资料，则是曹本冶在民族志书稿基础上的再研究材料。第一版民族志发表于曹本冶主编的《中国传统民间仪式音乐研究·西南卷》第397-502页(2003);再研究版发表于曹本冶《思想～行为：仪式中音声的研究》第55-92(2008)。

　　[15] 参见曹本冶主编的《中国传统民间仪式音乐研究·西南卷》第491-7页。(2003)

　　[16] 参见曹本冶《思想～行为：仪式中音声的研究》第83-4页。(2008)

　　[17]这个较系统的解读文本，是笔者对曹本冶先生“仪式音声研究”方法几年思考和理解的分析结果：第一次的部分发布，是在2006年10月的“仪式音乐研究理论”的讨论会，会址：上海音乐学院E-音乐人类学研究院办公室，参加者：曹本冶、方建军、杨民康、罗明辉、肖梅、杨晓和一些上音学生，记录：陈婷婷;第二次发布，是2007年1月25日的“仪式音乐研究理论”讨论会，地址、人员同前，本人的发言是“仪式音乐研究的理论架构与方法课题进展报告”;第三次发布，是在2007年6月25-28日为曹本冶先生教授荣休之际所组织召开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学者论坛”上的讲话(广州·中山大学)，参会者有方建军、薛艺兵、刘红、杨民康、罗明辉、臧艺兵、周显宝、杨晓等中山大学和星海音乐学院部分研究生。本人具体发言内容可参见蒋燮发表在《中国音乐学》上的会议综述《中国传统仪式音乐圆桌会议综述》(2007：139)。

　　[18] 参考曹本冶先生《思想行为：仪式中的音声研究》第84页相关内容。(2006)

　　[19] 参考曹本冶先生《思想行为：仪式中的音声研究》第84页相关内容。(2006)

　　[20] 参考曹本冶先生《思想行为：仪式中的音声研究》第83-96页相关内容。(2006)

　　[21] 参考曹本冶先生《思想行为：仪式中的音声研究》第85页相关内容。(2006)

　　[22] 参考曹本冶先生《思想行为：仪式中的音声研究》(2006)第85页相关内容。

　　[23] 在与笔者交流过程中，曹老师很强调这一认知，笔者很赞同。但是，笔者也有自己另一种解读体会，一并放置在这里，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