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录:乌丙安教授学术生涯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9-01-03 12:42:39 / 个人分类:访谈录

专访按语乌丙安教授现任中国民俗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等,一生经历坎坷,著述甚多。2003年以来全力投入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时常奔波于北京和各省市自治区之间许多地区。近期趁他公务来京之际,我们抽空访问了乌老,请他简要回顾了他这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

 

巴义尔(《中国民族画报》主任记者、以下简称记者):乌老您好!到2008年,您从事民俗学研究和教学就整整55年了。我们知道近30年来您为国内外民俗学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学术上的成就有目共睹。您是国际民俗学家协会组织的少数成员之一,那“国际民俗学家协会”是怎么回事?

 

乌丙安(以下简称乌):就从这儿说起吧。那是在1991年冬季,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国际民俗学家组织(F.F.)总部举行了一次评选20世纪有代表性的国际民俗学家的活动,据说原计划评选出本世纪全球有最高成就资格的会员100名。结果按标准只评出了32个国家的78名学者,中国仅有两名。经过了3年的反复调查核实和追踪考察,19944月,芬兰总部向全世界发出了正式通报,公布了78位国际著名的民俗学家名单。我是在德国讲学期间接到正式通知和会员证书后才得知我已经当选并获此殊荣。当时我国新华社也发了新闻稿,国内多家报纸刊发了这条消息。为此,19969月,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和夫人克里斯蒂安妮发出了请柬,邀请我以“文化使者”身份出席“德意志联邦首届总统文化节”。在柏林总统府伯列维宫的草坪上我接受了“柏林之声”电台等各家媒体的专访,96日早晨,柏林播发了我宣讲中国民族文化的录音报道。

 

记者:您在中国民俗学会担任领导职务是从哪年开始的?

 

乌:1988年,在中国民俗学会第二届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为副理事长。以后,在学会历届代表大会上,我连续四次当选学会副理事长,现在我已经被代表大会全体代表一致推举聘任为学会的名誉理事长了,。

 

记者:您作为蒙古族民俗学家,从事民俗学的学术道路,已经走过了整整55年了,您是怎样走上民俗研究之路的?

 

乌:我这55年的学术道路很不平坦,先是坎坎坷坷,后是曲曲折折,留下了我太多的艰辛脚印,甚至还有一大段九死一生的历程。

 

记者:没有一条成功之路是平坦的。

 

乌:要想了解我近55年的学术生涯,还需要从我80年人生经历的四个阶段谈起:

第一阶段从1929年冬我出生起,到1949年这20年间,是我成长与追求的阶段;第二阶段从我1949年秋上大学起,到1957年我被错划为“右派”之前的8年间,是我学习与进取的阶段;第三阶段从19583月我被打成“右派”去矿山劳改起,到1978年秋结束农村劳改回城为止的20年间,是我历经坎坷、磨炼意志的阶段;第四阶段从1978年秋恢复工作职务起,直到现在的30年间,也是我振奋精神、开拓新事业的阶段。

 

我出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个蒙古族家庭,祖籍喀喇沁(今属赤峰),几代先人和满族联姻使家庭得到了扩展。但是,在我出生前几年,由于当地连年特大饥荒,家道日衰。少年丧母。在困境中读完了小学、初中,并以很好的成绩考入国立高中。从小就受鄂尔多斯和巴彦淖尔草原牧歌和河套爬山歌的熏陶,酷爱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从1947年到1949年夏,我在当地报刊上连续以丁离、乌边、无忌等笔名发表了诗歌散文多篇,在当时进步文学青年中小有名气。这期间曾经担任过一届中学校学生代表会主席,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反饥饿反内战的罢课。在当局的搜捕中遭到拘押。被营救后,于19496月底只身徒步投奔晋察冀解放区,辗转来到刚刚和平解放的北平。不久,华北和平津两地的大学复课招生的消息传遍京城,20岁的我决心要考上大学做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在人地两生、身无分文的困境中,我边打工边复习数学、外语,冒着酷暑跑遍了京城内外的多个考场,终于考上了四所大学:燕京大学新闻系、山西大学财经系、华北大学园艺系,天津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但燕京的高额学费使我这个家乡还没解放的流浪青年完全不抱什么幻想了,随即办理了燕京的一年休学证,决定去天津河北师院读中国文学,因为在这里可以享受甲等助学金,吃住零用钱都不用愁了。于是,在共和国成立的101日早晨,我背着行李经过天安门广场,从前门火车站踏上了去天津的火车。这就是我当年走过的简单的第一阶段人生旅程。这期间有很多终生难忘的生离死别的人生故事和家族传说,一千零一夜也说不完!

 

记者:很像那句歌词:“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

乌:可以这样说。1949年开国大典那天上午10点钟,我已经从天安门广场又来到天津市,走在国庆游行的大学生行列中了。我那时真是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刻苦学习,但同时又在恒源纱厂给女工讲高中语文课挣钱,为来年到燕京大学复学积攒学费。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我又以校学生自治会文艺部长、校团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身份带头投入斗争,在全市各地组织宣传鼓动的文艺演出活动。接下来又经历了“巩固教育专业思想”的思想改造运动,我很快就打消了到燕京大学复学的念头,向组织上交出了休学证,决心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从此,我拼命学习专业课,攻读俄语,提前完成了高年级课程的学分,用三年半的时间修完了本科所有的课程,成为全校提前半年毕业的4名优秀生之一。195335日斯大林逝世那一天,我被留校担任了中文系助教,并立即担任教育系现代散文与写作课的教师。

 

记者:这时跟民俗学还没关系呢。

 

乌:是的。教了5个月左右,高教部公布了1953年暑假后全国重点大学招收首批研究生的消息,我深受鼓舞,被校方推荐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专业,拜在我国民俗学奠基人之一的钟敬文教授门下。19538月我离开天津,回到北京,从此便和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我还担任了中文系首届研究生班的班长。经过两年紧张的学习,在钟先生的悉心指导下,我在同专业研究生中首先完成了毕业论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老根据地歌谣论稿》的写作,受到导师和同学的好评。19558月研究生毕业后我被高教部分配到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当年9月我便在中文本科、专科十几个班的几百名学生中讲授《人民口头文学概论》和《文学概论》两门课程,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并指导学生创办了民间文学刊物《青苗》。开课不到一个月,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在学报上公开发表了。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激发了我的文学写作和学术研究激情,我一边用笔名连续在《人民日报》副刊、《文艺报》、《芒种》等刊物上发表了《种蒺藜者得刺》、《抬驴子走的故事》、《挂起匾来再说》等多篇民间文艺风格的随笔、杂文;一边还在报刊上连续发表了大型的民间文艺论文,论述歌谣、戏剧和谜语等等。19568月完成了近18万字的《人民口头文学概论》专著,被高教部确定为新中国第一部民间文学高校交流教材,在内部印刷出版。那时,经钟老介绍我已经成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最早的会员之一。当时的沈阳师院中文系民间文学课是继北京师大之后全国大学文科第二个开设民间文学课的高校,在全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后,这门新兴的课程一直讲到1957年末期,深受学生喜爱。为此,我做了更上一层楼,攀登新高峰的准备。上海文化出版社来沈阳和我签订了出版三本民间文艺理论书籍的协议。这时的我已经自觉地准备大踏步进入飞跃的新阶段,钟老也为此对我寄予极大的希望。

记者:这一年正好是反“右派”斗争开始。

 

乌:是的。19577月,我遭遇“反右斗争”的批判,19583月,“反右斗争”继续扩大化,把我错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后,先在省市各大报刊上点名刊发了批判我的大块文章,主要批判我的一篇文艺评论,随后遣送我到昌图县农村修水库,当年101日国庆节后又遣送我到辽西铁矿山进行劳动改造。在三年所谓“自然灾害”的饥荒年代,历经酷暑严寒,在长期露天铁矿的采掘中,我经受了生命极限的考验,幸存下来。在面对苦役、饥饿和死亡的逆境中,磨炼了我的意志。1962年春天,我被摘掉“右派帽子”,解除了劳改,重新回到辽宁大学继续任教。但是,没过多久,又勒令我下乡在“四清”运动中接受改造。接下来“文化大革命”开始,我重遭迫害,专政,牛棚,批斗,私刑拷打、抄家······再次经受了生命极限的考验,第二次存活下来。最后,1969年冬,全家被遣送到偏远农村,再次进行劳动改造,一去就是9年。直到粉碎“四人帮”的1978年秋,方才返回辽大。这段严酷的经历对我的学术生涯,甚至对我的整个人生都影响极大。

 

记者:20年几乎是人生的1/4,一些人从此就一蹶不振了,更不要说什么学术研究了,而您却“东山再起”了,您是怎么看待历史和未来的?

 

乌:回顾起来当然损失很大,但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损失,也是国家民族的巨大损失。就我个人来说,这20年的重灾对我的人生经历也不失为另一种“财富”。就以在农村改造来说,3000多天的苦辣辛酸和风霜雨雪,无疑地使我受到了严酷的磨练和考验。特别是作为一个民俗学者,不幸中的大幸是在多年的农村艰苦生活中,有了3000多个田野工作日,这是今天用多少经费和精力也难以得到的宝贵财富。我结识了那么多农民、工匠、艺人甚至巫医神汉等各类人物,使我对民俗传统、底层百姓生活和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有了最真切的了解和最直接的参与。我几乎忘记了自己屈辱和艰苦的境遇,相反却如饥似渴地采集了很多珍贵的第一手民俗资料,包括对农村底层存在着的太多的形形色色的民俗事象,也有了透彻了解,这一切都使我意识到自己作为民俗学者的重大责任。那时,我把自己的荣辱安危已经置之度外,反而对国家民族的兴衰、百姓的生存生计多了些思考。1978年我49岁那年,重新获得解放,回到了辽宁大学。这20年来艰险的逆境给我带来的压力,几乎都转变为我重新奋起的动力,我不仅感悟了人生,磨练了意志,锻炼了体格,更重要的是这20年为未来从事民俗科学事业做了充分的积累和准备。同行朋友们只要看看我保存的那些老鼠啃坏了的专业书籍,烟熏尘封的资料卡片,就不难想象我用20多年美好年华所付出的青春代价换来的思想与学识的飞跃该有多大的难度。

 

   记者:许多媒体关于您的报道都说:“改革开放的第二个春天,使乌先生焕发了青春,回城不久,他就发表了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论文,参加了一系列重建民俗学的活动…”,这一阶段您都做了哪些事情?

 

乌:返校后不久,我就听背后有同事说:“20多年的不断挨整,把一个当年才华出众的青年学者毁成了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可惜啊可惜!”我听了以后暗自思量:古人说男儿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我虽没有为国捐躯,也没有被折磨致死,应该有所作为了。于是,连续用了3个夜深人静的时间,写成了那篇大型论文《戏曲古源辨》,发表在《戏剧艺术》1978年第4期上。让同事们对我的惋惜很快变成了惊叹,从此我坚定了重新开拓民俗学事业的自信心。19789月,高教部下调令邀我进京协助钟敬文先生筹备主编全国统编教材《民间文学概论》,为此制订了编写大纲,准备了大量的参考资料。1231日,我在北京撰写了《重建中国民俗学的新课题》大型论文,寄给中国社科院负责人周扬,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民俗学建设的建议,受到重视,该文经批准以红头文件形式全文刊发在该院《情况与建议》第96期上,发送全国科研单位及高等院校,引起很大反响。197911月,我又作为辽宁民间文艺界惟一的代表出席了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在会上代表12所大学的民间文学教师宣读了“恢复民间文学专业教学”的倡议书;同时我被选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1980年我又当选为辽宁省文联委员,省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19818月我主持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俗学会——辽宁省民俗学会,被选为学会副会长。紧接着19832月晋升为教授,此后,被选举连任辽宁省第五、六、七、八届政协常委,省民协主席,省文联副主席,同时接连被选举为中国民俗学会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所有这一切,对我都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都使我坚定了信心,振奋了精神。

 

记者:据说您是在“新中国大学里开《民俗学》课程的第一人”,那是什么时间的事儿?

 

乌:作为重登讲台的教师,我从19803月便在辽大首开了《民俗学》系列讲座,组建了辽大民俗学社,带领采风队的学生到辽东满族山乡做田野调查,主编了《满族民间故事选》,《光明日报》还报道了这次采风活动。19813月经辽宁大学领导批准,正式跨系科开讲《中国民俗学》课程,这就是新中国高校文科首开民俗学课的经过,《光明日报》对此做了报道,日本东京大学大林太良、庆应大学伊藤清司、国学院大学臼田甚五郎等教授都发来了贺信。

 

记者:是不是以后您又把它扩展成了“民俗学专业”?

 

乌:开了民俗学课一年后,迎来了可喜的结果。1982年秋,高教部批准辽宁大学民间文学专业民俗学方向硕士研究生可以招生,我被任命为研究生导师和学科带头人,同时担起本科生、研究生和留学生的民俗学教学重担。那时候经常超负荷工作,被校内议论说“辽大有一位不知疲倦的老师”。我那时还担任了联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民俗学专业博士生的导师;同时还担任前苏联及蒙古国五名副博士、日本三名硕士生的导师。到现在为止,我指导国内外研究生已有40多名,大多数成为跨世纪民俗学的学术带头人。1986年辽大该专业取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后,我还主持举办了6期民俗学专业高级研修班,学员有来自全国17个省市自治区,汉、满、蒙、藏、回、朝、维、苗、羌、撒拉等多民族成分的民俗研究者共108人通过了结业考试,成为国内各地民俗学战线上的学术骨干。这期间,我还先后应邀在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内蒙古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等46所院校和许多省、市学术团体讲学或演讲。

我从教55年来,多次获教学优秀奖,连续多年被学生评为“最喜爱的老师”,并被评选为沈阳市“十大良师”之一,荣获“五四”奖章。

 

记者:据我所知,当代有很多中青年民俗学者都是读您的书成长起来的,请问您总共有多少论著问世?

 

乌:我先后在国内外发表了140多篇论文,出版了学术专著9种,除了早期编著的《民间文学概论》以外,还出版了《民俗学丛话》、《中国民俗学》、《民俗学原理》、《中国民间信仰》、《神秘的萨满世界》、《生灵叹息》、《民俗文化新论》以及与大林太良等合著的日文版《日本家族北方文化》。主编中国民俗百科丛书一套,《中国风俗辞典》等6部。

   论文中《“灰姑娘”故事在中国》一文,以西班牙文发表在墨西哥《至上报》1984525A版;《达斡尔族的多神信仰》一文,以英文发表在联邦德国RADER出版社1987年版的民族学论文集中。《中国东北的萨满》一文的英译稿被国际萨满教研究协会主席霍帕尔博士主编的大型论文集《Shamanism Past and Present》收入下卷于1989年在美国出版,成为国际萨满教研究代表作之一。《中国北方各民族的民间信仰》、《朝鲜巫俗与满蒙巫俗的比较研究》的朝文稿,分别发表在1990年《韩国民俗学》第23号和1996年集文堂出版的《韩国民俗学》大型论文集中。《论中国风物传说圈》一文于1985年被评选为《民间文学论坛》举办的首届“银河奖”优秀论文一等奖,荣获辽宁省政府“优秀成果奖”。

198011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1957年在内部出版的《民间文学概论》,受到国内外关注。日本东京都立大学中文研究室选用该书作为教材,部分章节被国学院大学译成日文作为比较研究教材。19836月,《民俗学丛话》一书出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了简评,称此书为“我国第一部民俗研究书”,新加坡《联合早报》也推荐为好书。19858月《中国民俗学》一书出版,连续获辽宁省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省优秀图书奖、全国优秀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多次参加国际图书博览会,受到国内外多家报刊好评。19896月萨满教研究专著《神秘的萨满世界》出版,引起了国内外的特别关注,被国际萨满教学者撰文评为“中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拥有丰富调查实证资料的萨满教研究个人专著”。

1988年以来我还主编出版了《中国民俗百科丛书》多卷本,普及了民俗科学知识。19911月出版了大型《中国风俗辞典》。我和叶大兵先生从1984年起共同主持编纂工作,历经6年完成了这部具有开创性的民俗工程,被外国学者和海外侨胞评价为“了解中国第一书”,1991年荣获全国优秀图书“金钥匙”奖。多年来我从事民俗学基本理论的探索,学术领域的拓宽,研究方法的更新和调查采录实践,力求把民俗学的现象既和经济生活联系起来又和深层的文化观念结合起来,力争把民俗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我在民俗学基本理论方面的努力,受到国内外同仁同行们的鼓励。《中国民俗学》一书被老一辈民俗学家杨堃博士、民俗学史家王文宝撰文评为“根据中国材料撰写的、系统阐述民俗学基本理论的第一部著作。”“这部书不同于我国民俗学出版史上的任何一部理论性专著,具有明显的独创性、开拓性和真正的中国特色。”1989522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值得一读的〈中国民俗学〉》一文,作者柯安盛赞了本书的深远意义。法国汉学协会的学术刊物《汉学研究》专文评价说:“多亏乌丙安教授,使我们有机会释读了他的民俗学著作。他无论在中国文化还是在外国文化方面的学识都很渊博。他作为一位科学家,走遍了很多地方进行调查研究,毫无疑问他更了解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结构。他为我们提供的这部书,既是概论,又是指南”。“他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对他研究的资料做了全面完整的论述。作者使人们看到他的调查研究的科学性,采风方式及这些研究的成就”。“到目前为止,这部民俗学书是一部最好的全面分析中国风俗习惯的著作。”后来,《中国民俗学》连续获得了全国优秀专著一等奖、“山花奖”特别奖(一等奖)。此后,我和大林太良等合著出版了日文版《日本家族北方文化》一书;又接连出版了《中国民间信仰》、《生灵叹息》。2001年出版了《民俗学原理》、《民俗文化新论》,这是我在新世纪迈出的一大步。学界撰文评价我的《民俗学丛话》、《中国民俗学》、《民俗学原理》三部著作,是我在学术道路上的“三级跳”或“三个里程碑”,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尤其是《民俗学原理》,那是我讲授这门学位课17年的结晶,是1999年初在德国完成的,那年我70岁。我对专家学者们给与的鼓励虽然感到莫大感激和欣慰,但是我并不十分满足自己的成绩,而是不停地修正自己过时的观点,努力吸取国内外新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该书获得了山花奖的荣誉奖。

 

记者:您的学术成就不仅和您在国内的许多活动有关,也和您多年来在国际交流方面的活动密切相关,能不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乌:19845月,我应联邦德国汉学、民族学中期会议的邀请,为在圣奥古斯丁召

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了论文。同年8月,被接纳参加了国际民间叙事创作研究协会。19854月,日本学术振兴会邀请我赴日本进行中日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学术交流、讲学和考察。我做的关于中国各民族民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歌的讲演,特别是关于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信仰研究的学术讲演,受到了日本学界欢迎。那时,我还顺路考察了京都、大阪、奈良等地的民情民俗。由于我在日本进行了广泛交流,被邀加入日本口承文艺学会,成为外籍会员。198711月,19893月我连续到日本讲学,调查了北海道二风谷阿伊努人的民风和神话史诗。在日中北方家族习惯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论中国北方各民族家族习俗制度》的长篇论文,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19895月,我出席了在匈牙利召开的国际民间叙事创作研究协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会上宣读了题为《萨满教与民间英雄史诗》的论文。19896月,应邀赴联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进行有关中国东北萨满教的专题讲学。同时,对德国的哥丁根、蒂宾根、法兰克福、波恩、科隆、汉堡等地的大学、民俗博物馆及农村做了6个月的交流访问和实地考察。德国有两家大型报纸都以显著的位置刊登了有关我的大幅照片和专题报道:《乌教授踏着格林兄弟的足迹》、《维悉河与黄河紧相连》、《乌教授爱上了维斯特伐利亚人民》等。同年8月,德国民族学会接纳我为国际会员。9月,我应邀从巴黎转赴汉城出席首届亚细亚民俗学大会,担任了大会的执行主席之一,并在会上宣读了题为《中国东北各民族的萨满教信仰》的论文。1992年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主持了“中国辽宁农业民俗展览会”;1994年出席了有欧亚9国学者在柏林召开的“中国变迁中的农耕民俗国际研讨会”,并应邀致开幕词。19969月应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及夫人邀请,出席了“首届总统文化节”,并受到最高礼遇。我在连续16年的国际交流中,在日本讲学7次,德国7次,匈、韩等国各1次。主持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6次。1999年我70岁以后,便谢绝了国外的所有邀请。

199112月我还曾经应邀到我国台湾地区访问考察,先是进入大阿里山地区考查泰雅、赛夏、卑南、阿美等原住民部落民俗,直到日月潭一带;又在屏东乡下调查了丧葬习俗、吃“大拜拜”习俗和渔民习俗。在台北陆羽茶楼出席了娄子匡先生主持的欢迎会,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大陆民俗学研究现状》的演讲。以后台湾又有两次邀请,都因为工作繁忙未能成行。

 

记者:随着经济大潮的冲击,许多民族、民间的文化都受到了巨大的危胁,有些甚至已经灭绝。但还是有许多有识之士站了出来,“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就是这样一个明智之举。您是不是担任着这个工程的负责人之一呢?不再出国后,您近年来在做些什么工作和研究呢?

 

乌:从2002年秋季开始,我就投入到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的工程项目中了。就非物质遗产保护的专题已经发表了10几篇学术文章。同时还为中国民协抢救工程出版的手册撰写了实用性很强的“民俗普查细纲”。2003年初,我被文化部聘任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聘任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同时,还担任中国申报世界非物质遗产名录评审委员会的评委工作。20048月我又被国家聘任为中央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的主讲人之一,讲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俗文化学专题。20067月又被聘任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20076月又获得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现在我虽然年已八十,但是,只要中国民俗学事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需要我,我还会尽全力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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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峰空间 引用 删除 刘晓峰   /   2009-01-05 16:01:26
这一生,起于明夷,贞后起元,读来感慨不胜。细思量竟是冯唐白首,翻逢明时,生姜老来,犹为辛辣。遥颂乌老先生保重千金之体。
玉麓俗谭——英古阿格的博客 引用 删除 英古阿格   /   2009-01-04 08:56:41
爱出者爱返,福去者福来。
乌先生等一批老前辈的老骥伏枥,也是中国民俗学的福份。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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